中国经济学的人文转向

　　□ 高德步

　　中国的人文传统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天人合一，以人为本”，即人文之“人”的方面；二是“人文化成，文以载道”，即人文之“文”的方面。就中国人文经济学的人文转向而言，前一方面体现了经济学研究的“本体论”转向，后一方面则体现了民族文化对经济学发展的价值。
　　“天人合一，以人为本”，这里指的是人文之“人”，是本体意义上的，强调人的本质、人与物或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人的关系。在这样的人文视域之下，中国人文经济学应具备以下特点：
　　——“人”的经济学。中华民族根据自身的生命体验和历史过程，形成了以“人事为本”的人本史观，“以人为本”的价值传统。但是在现代化过程中，“物本”的主导性压制了“人本”的主导性。中国人文经济学的人文转向，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确立人在经济学中的位置，重建“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从物的经济学转变为人的经济学。
　　——“善”的经济学。中国传统文化将“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进一步提升为以“仁”为本的价值高度，从而确立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本位。经济学的人文转向就是要恢复经济学的伦理性质，主张从“人性”出发建立“仁性”秩序，用“价值”来矫正和规范“理性”，处理好“义”与“利”的关系。所以，经济学不仅要研究人的理性，还要研究人的感性，更要研究人的“仁性”；不仅要研究人的“利己”行为，还要研究和鼓励人的“利他”行为。
　　——“美”的经济学。在人的理性和感性之间，以“仁”为核心价值的中国传统文化偏重于感性。西方经济学建立在片面的“理性人”假设基础上，忽视了人的感性方面。实现中国人文经济学的人文转向，必须重建经济学的人性假设，将经济学建立在“现实的”人性基础上。现实的人，不仅有物质需要，同时有精神追求和文化需要。实现中国人文经济学的人文转向，除了要追求效率和利益最大化，还要追求“美”。
　　“人文化成，文以载道”，这里指的是人文之“文”，也就是历史、民族和文化。文化是历史形成的，不同民族由于有不同的历史，因而有不同的文化传统；不同文化传统的民族具有不同的价值观和不同的利益诉求。因此，不同民族的经济学要有不同的民族表现形式。
　　——要采取历史方法，即唯物史观和历史叙事。人的存在，既包括人的自然存在，也包括人的社会存在；既包括人的现实存在，也包括人的历史存在。中华民族根据自身的生命体验和历史过程，形成了独特的历史观。这就要求我们努力挖掘中国历史资源，包括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资源，为中国人文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提供历史唯物主义阐释，建立中国历史叙事的经济学。
　　——要体现民族价值，即民族利益和价值诉求。从实践层面上看，西方的经济发展模式不能等同于世界的发展模式，更不能等同于中国的发展模式；从理论层面上看，西方经济学对中国人文经济学界的“殖民主义”倾向和中国人文经济学界对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消费主义”倾向已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更重要的是，西方的经济利益并不能等同于世界的经济利益和中国的经济利益。因此，中国人文经济学的人文转向，必然是体现民族价值的“国民经济学”。
　　——要有特别的民族形式，即民族语言和话语体系。语言是文化的符号。中国经济的崛起和中国道路的形成，要求中国人文经济学的兴起。但中国人文经济学的兴起不能依赖西方经济学界对中国人文经济学的认可。历史上看，中国形成了完整的、独具特色的经济模式和经济思想，这是中国人文经济学的根本经验源泉和学术资源。我们要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理论指导下，吸收西方经济学学术话语，发掘中国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资源，形成独特的经济学话语体系，构建“中国话语”的经济学。
　　中国有数千年的历史文化，这种文化已经作为基因存在于整个民族的血液之中。我们要正视自己的历史文化，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宗旨和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经济学。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