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高令”不可“高高挂起”

　　□ 盖颐帆

　　近日，半月谈刊文《为何“老赖”还能坐一等座出行》，梳理了近年来全国各地被执行对象绕开“限高令”乘坐飞机、高铁出行的现象，引发社会关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的若干规定》施行15年来，对欠钱不还等“老赖”行为确实起到了一定的震慑作用，但在限制其违法乘坐交通工具上仍存漏洞。某些“老赖”绕过限制，享受着本不应有的消费待遇。网络上还出现了专门介绍如何“钻空子”的短视频，“攻略”甚至成了明码标价的“生意”，社会影响恶劣。
　　使用多本护照买票绕过“限高令”，本应是较为容易打击的。即便一个身份证号码可以对应多个护照，却也应当有“数”可循。公安、法院、铁路等各部门须建立信息联动机制，打破信息壁垒，及时更新被执行人新办、补办护照等信息，牢牢掌握主动权。
　　更深层的矛盾，在于司法惩戒与现场执法的脱节。“限高令”是一项司法惩戒措施，但其执行场景（列车）却是一个需要行政执法力量（铁路公安）配合的空间。当司法与行政的权责边界在此模糊，“老赖”便找到了可供游走的灰色地带。
　　从法律逻辑上看，欠钱不还属于民事纠纷，确非公安管辖的案件范畴。一旦违反“限高令”的事实坐实，法院可以对该限高人员处以司法拘留，但其执行主体也应当是法院，而非公安机关。
　　如今，限高人员刷证登车后，列车长会收到系统提示，而铁路民警只能获取二手消息。一位工作在一线的铁路民警表示，对于限高人员可购票上车的D字头列车，就算他们坐上了一等座、商务座，列车长也只能让他们补票了事。铁路民警明知其违规，却因未构成治安案件而无法处置。哪怕通过身份证号码查到了将其限高的法院并联系通报，法院也没办法及时过来处理，最多请铁路公安协助留存证据。“异地找人”的难处显而易见，法院的司法拘留决定便也更加难以执行。　　
　　唯有多方联动，赋能基层，方能破解困境。在数据全面联网打通的基础上，还需要出台工作办法，建立一线证据直报执行法院的绿色通道。此外，还应当探索“铁路发现、公安协控、法院处置”的联动机制，为一线工作人员提供授权和操作依据，在法律上赋予基层民警更明确的执法权力，对无视“限高令”的行为予以相应处置，以提高执行效率，震慑此类行为。
　　“老赖”坐上一等座，反映了当前信用体系建设的短板。这不仅是对司法权威的公然挑战，更是对社会信用体系的侵蚀。若是失信行为总不能得到及时惩戒，就可能形成“破窗效应”，削弱公众对法治和公平的期待。
　　与此同时，还要健全公众监督机制，激活社会监督力量，继续探索实行“执行悬赏保险”等创新举措，用“小保费”撬动“大监督”，让举报奖励机制落到实处，形成“举报、核实、惩戒、反馈”的闭环。如此，方能彻底堵死“限高令”的漏洞，让失信者真正“寸步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