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舆情焦虑”，做好“三个判断”

　　□ 张 浩

　　以事实判断为基础，以价值判断为导向，以技术判断为桥梁，始终把群众利益放在心上，并真心实意地解决问题，才能有效减少舆情、应对舆情。
　　当前，“舆情焦虑”在有些党员干部中较为突出。
　　不可否认，在社交媒体时代，舆情应对是各级党员干部的必修课。舆情万变，课程难修。压力之下，有的以“灭火”思维处理当事干部来“摆平”舆情；有的“等上级通知”“听领导安排”，把球踢给上级。这些，都不是舆情应对的正确姿势。
　　“万变”不离其宗。要做好舆情应对，仍然要从认知和实践的底层逻辑中寻找答案。舆情应对的方法论，归根结底，就蕴含在以下这三个判断里。
　　事实判断是基础，主要回答“是不是”的问题。
　　事实判断核心是调查研究，主要考察对事物或现象的观察分析能力。面对舆情，调查研究要围绕核心关切，坚持实事求是，努力倾听各方意见，弄清事情真相。
　　比方说，北方高校学生宿舍要不要装空调，就得调查所在城市气候、学生诉求、学校财力、同城同域高校有无相关案例参考等等，尤其要弄清近些年气候有哪些新变化，极端性气候是不是越来越多。可以说，调查研究是解决问题的“最先一公里”，只有全面客观地弄清事实，才会拥有做好决策、应对舆情的底气。
　　比如武大图书馆事件，搞清楚有没有“性骚扰”的客观事实，是学校作出处理和应对舆情的首要前提。
　　以事实判断为前提，弄清楚“是什么不是什么”，领导干部才不会犯主观主义、经验主义错误，不会在舆情压顶时无所适从，随舆论风向而左右摇摆。同样，包括媒体在内的舆论引导也应时时谨记以事实判断为前提，谨防在事实不清的情况下带偏风向。
　　价值判断是灵魂，主要回答“应不应该”的问题。
　　价值判断是行动的底层驱动力。应对舆情的抉择决策，依托和体现的就是党员干部的价值取向。
　　比如，近年来一个个具体案例，“唤醒”了刑法第20条，推动治安管理处罚法对“互殴”的重新修订等。正是民众心中“法不能向不法让步”的素朴观念，推动了司法系统价值判断的改变，进而推动了法治进步。
　　再比如，10月龄婴儿在动物园一展馆内用奶瓶喝奶，遭工作人员以“禁止饮食”为由制止，并拒绝道歉引发舆情。舆论的批评，正是缘于这种管理苛刻与公共服务善意相悖，与天理人情不符。
　　面对舆情，多与群众共情、换位思考，才能做出更合常识常理常情的价值判断，才能在应对中求得最优解——学校与学生共情，就会想办法解决学生宿舍空调的问题；列车员与乘客换位思考，就会想办法解决通风问题而不是拖至乘客砸窗。
　　需要提醒的是，与群众多共情，并不意味着泛化问责、过度问责。以事实为准绳始终是舆情应对的准则，否则同样会引发舆情反噬。
　　技术判断是手段，主要回答“可不可以”的问题。
　　技术判断和价值判断不可分割，回答好了“应不应该”，才能更好地回答“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往往指向的是规章制度，聚焦的是合规性问题。建章立制、遵章办事是形成良好秩序的前提。但是，面对新情况新问题，如果机械地拿规定说事，就有可能掉进教条主义的陷阱，把一句“按规定办”当成万能的挡箭牌。而与群众多共情，就会在遵守规定的前提下，积极地解决问题，而不是踢皮球，导致舆情越拖越大。曾几何时，开具奇葩证明就是所谓“按规定办”，只作技术判断、不作价值判断的反面典型。很多“按规定办”引发的舆情背后，需要反思的恰恰正是“规定”本身。
　　总之，面对“舆情焦虑”，三种判断缺一不可。以事实判断为基础，以价值判断为导向，以技术判断为桥梁，始终把群众利益放在心上，并真心实意地解决问题，才能有效减少舆情、应对舆情。
　　而能否综合把握这三种判断，根本是政治判断力的体现。只有提高政治判断力，树立正确政绩观，才能在舆情面前稳住神、沉住气，做到既守规矩又有情怀，既有勇气“敢为”又有办法“善为”，进而在全社会引领形成一股改革创新、干事创业的新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