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荟

草灰里的碗碟

□ 张宝中
　　我上小学时学过节选自鲁迅先生小说《故乡》的课文《少年闰土》，很喜欢那个闰土，真想“穿越”到一百年前，和他做好朋友，在海边一起玩。初三学了《故乡》，看到中年闰土变成了那样，我心里十分难过，都想为他流泪。杨二嫂说草灰里那十几个碗碟是他埋的，我不能接受，不忍心认为自己的“老朋友”变成了小偷。那些碗碟到底是谁埋的，记得语文老师说两个人都有可能，无法确定。
　　初中毕业后的30多年里，我再没读过《故乡》，但一直认为那些碗碟是杨二嫂埋的。直到2018年冬，我认真重读这篇小说，竟读得后背发冷，继而如芒在背——我冤枉了杨二嫂30多年，真正的“小偷”是闰土。
　　为印证自己的判断，我从网上查阅了很多评论和解读文章。关于那些碗碟是谁埋的，比较一致的结论是：从人物性格和行为动机来看，杨二嫂可能性更大，然后“贼喊捉贼”。绝大部分中国学者都支持这一结论。
　　我还搜到了当代著名作家毕飞宇先生的一篇演讲《什么是故乡？——读鲁迅先生的<故乡>》，非常期待他能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没想到，他认为这个问题“不好说”。他的原话是：“那十几个碗碟究竟是被谁埋起来的？是‘圆规’干的还是闰土干的？那就不好说了。我只想说，一个短篇，如此圆满，还能留下这样一个悬念，实在是回味无穷的。”
　　我仍坚定地认为，“作案人”就是闰土。因没有人证、物证等任何直接证据，只能推断。依据很充分，都在小说的情节里。
　　在小说里，现在的杨二嫂是个“辛苦恣睢”、尖酸刻薄的女人。“自从我家收拾行李以来，本是每日必到的”，以便顺手牵羊拿走一些东西。小说分别描写了她“顺”走两样东西的情景：一次是当着“我”和母亲的面，把母亲的一副手套塞在裤腰里，出去了；一次是当着母亲的面，拿了“狗气杀”，扭着高底的小脚，飞也似的跑了。没有羞愧，没有遮遮掩掩，而是理直气壮、旁若无人地“明抢”。以她的个性和行为逻辑，如果想要那些碗碟，会经过预谋，悄悄潜入厨房，把碗碟埋在草灰里吗？应该不会，直接拿走就是了。我认为她的“作案嫌疑”基本可以排除。
　　传统小说对叙事的要求是完整，作者要把所有信息都毫无保留地告诉读者。现代小说对叙事的要求是不完整，甚至还要有意模糊，似是而非。主要运用时间手段，消解和颠覆故事在逻辑意义上的完整性。相对于长篇小说，短篇小说既是呈现的艺术，更是隐藏的艺术。现代短篇小说里的信息，可分为呈现的信息、隐藏的信息、省略或忽略的信息等三种。其中，隐藏的信息往往都有迹可循，“顾左右而言他”，指桑言槐，看似无意实则有意地暗示出来。省略或忽略的信息则故意憋着，不著一字、一声不吭。
　　鲁迅先生的小说有一种“极简”的风貌，大都“瘦骨嶙峋”，能少写一个字绝不多写一个字。孔乙己的年龄、家庭情况、怎么偷的、最后到底死了没有，一句都没写；祥林嫂死在哪里、怎么死的、怎么安葬的，一句都没写。在《故乡》中，杨二嫂的丈夫一句都没写，“我”在哪里担任什么职务一句都没写，弟弟的情况一句都没写。太多太多读者期待的信息，都被省略或忽略了。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有个吃午饭的情节却铺排得很充分。闰土那天来“我”家时，“是天气很冷的午后，我吃过午饭，坐着喝茶”，一番寒暄后，母亲得知他还没吃午饭，“便叫他自己到厨下炒饭吃去”。相对于读者的阅读期待，闰土吃没吃过午饭重要吗？一点都不重要，因此显得有些“多余”。其实，这个颇具“设计感”的情节承担着一个很重要的叙事任务：让闰土有“作案机会”，为他在草灰里埋碗碟做必要的铺垫。
　　常识认为，从社会、文化、哲学、人性等不同维度把握一篇小说，能提炼出多个主题。其中人性维度的主题是第一主题，居于主导、统摄地位；其他维度的主题都是由第一主题派生出来的，是为揭示、传达第一主题服务的，也必须附随第一主题而存在。我认为《故乡》的第一主题是：残酷的社会现实严重摧残了人性，让好人变“坏”了。
　　现代短篇小说以人为中心，主题创意必然指向人物设计，即小说要讲一个什么样的人的一个什么样的故事。现代短篇小说的主要人物通常只有一个，次要人物、辅助人物都是其特定关系人，是其行为、境遇、个性的目击者、窥视者、知情者、参与者、映衬者，功能是推进叙事，同时获取其身上某些不可言说的隐秘。
　　《故乡》的主要人物显然是闰土，因此作者对少年闰土和中年闰土的形象、个性、境遇有大量描写，对比十分鲜明；而杨二嫂，现在的形象很饱满，但前史信息只有几十个字：外号“豆腐西施”，在豆腐店里终日坐着，脸上擦着白粉，豆腐店因为她买卖非常好。既然主要人物是闰土，那么小说当然主要是摁着闰土使劲，把他置于某些极端情境中，像“榨油”一样揭示他身上的人性存在。设计那些碗碟是他埋的，对塑造人物、揭示主题更“狠”、更到位。
　　顺便说一句，毕飞宇老师认为现在的杨二嫂“是一个工于心计的女流氓”，我很认同；但他认为“杨二嫂在很年轻的时候就‘不是他娘的正调’”，我不太能接受。我认为杨二嫂年轻时是个贤淑、优雅的女子，是生活的碾压让她变成了“女流氓”。鲁迅先生是个杀人不见血的“狠”人，不光对闰土狠，对杨二嫂也一样。
　　在回“谋食的异地”的船上，母亲说到杨二嫂前天在灰堆里掏出十几个碗碟、拿走“狗气杀”的情节之后，“我”有几句感慨，其中有“那西瓜地上的银项圈的小英雄的影像，我本来十分清楚，现在却忽地模糊了，又使我非常的悲哀”。鲁迅先生用墨极其克制、含蓄，情感介入向来不动声色、引而不发，这时却站出来直抒胸臆，充满了无奈、决绝和深沉的悲悯，情感极其浓烈。我认为这里有一个逻辑前提，即他认同了“草灰里的碗碟是闰土埋的”这一事实。
　　草灰里的碗碟到底是谁埋的，我认为作者已通过情节设计给出了较明确的答案。当然，答案与其说是在情节里，不如说是在对文本的理解与人性的认知里。“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我的这种个人化的理解和认知不求“正确”，只求能“自圆其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