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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纲先生十论
2025-08-16
作者：
来源：
大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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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建群
一
阎纲老先生整整九十四岁了，能活到这一把年纪，本身就是修来的福呀！看到阎老发来的视频，礼泉县城的街道上，一群乡里乡党、老少爷们，坐在水泥台阶上，有的在敲锣，有的在打鼓，有的在拍钗（学名铙钹），有的在拉二胡。这种情景，叫人想起中国文学有记录的第一件作品《击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
二
我的家乡临潼，距阎老的家乡礼泉，应当有百公里之遥吧！两地的民风都差不多。我们那里，将这种自娱自乐的民间形式，叫“自乐班”，礼泉也应当是这样叫吧。
那扭扭捏捏拉着二胡的老人，就是阎纲。而那自乐班中，有些年纪大一点，甚至超过阎纲的，想当年就是自乐班成员吧。阎纲的经历是这样的。阎家是礼泉大户，他小时候随父亲住在西安城中。西安东大街有个东县门，阎家就住在那里。长安城过去叫京兆，它下辖两个县，一个是西北方位的长安县，一个是东南方位的万年县。万年县的地界，一直管到我们临潼新丰镇。
三
阎老说的东县门，应该是万年县衙所在地。那时日本飞机轰炸，于是这些聚集在西安城中的乡绅，又纷纷回到乡下躲避，这样阎纲便随父母回到礼泉。
最近有个去世的女诗人灰娃，是我们临潼西泉人。她们姐俩就是在西安上学，遭日本飞机轰炸，从而回到西泉老家。然后姐妹两个瞒着家人，先到泾阳安吴青训班，再到延安。灰娃本名叫赵翠娥，姐妹两个都嫁了长征过来的老红军。灰娃在晚年时，再嫁著名画家张仃。我和灰娃的姐姐熟悉，姐姐的女儿叫肖娓娓，是个书商，给我出过书。
四
少年阎纲回到礼泉，大约像上边所说的情形那样组织过自乐班，后来他又筹备建立礼泉县的第一个文化馆。新中国成立后，他作为调干生，赴兰州大学学习，毕业后分配到中国作家协会，先后供职《人民文学》《文艺报》等等。作为著名评论家之一，他活跃在文坛长达七十年。我第一次见到阎老，是在北京和平里《中国文化报》那个大楼上，先生时任中国文化报总编辑。
五
陕西被称为文学重镇。陕西作家这几十年来名家辈出，其间自然有许多原因。但是，与旅居北京的这些陕派评论家的关注、推介、提携是分不开的。我在许多场面说过，陕西作家应当怀着感恩之心，感谢这些乡情浓烈、居高声远的评论家乡党。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柳青的作品、杜鹏程的作品、王汶石的作品、李若冰的作品、魏钢焰的作品，他们寄到北京，寄给《人民文学》，寄给阎纲、周明。阎纲说，我接下来就是三个任务，一是编发送审这些稿子，二是稿子发表后，给《文艺报》发评论文章，三是张罗着组织研讨会。
新时期的陕西作家，更是得到过他和他们许多的关注。
六
“知生知死”“知进知退”是中国古代文化人终生追求的一种至高境界。同时也是一种至高的民间智慧。
阎纲先生于九十岁生日前夕，回到家乡礼泉，回到他当年唱自乐班的地方，回到他漫长人生开始的地方。
琴书卒岁，归老北方（赫连勃勃语）。
再见了，油滑的男女，我要登到山上去，从高处来俯视你们（海涅语）。
七
阎老说，他回礼泉家乡养老，也有偶然的因素。父母不在，长兄如父。他的哥哥大他六岁。他从北京回礼泉看哥哥。哥哥在礼泉县城的一个民办养老公寓居住，动员他也一起回来，公寓的老板也动员他。他被说得心动了，铺盖卷一背，回到家乡。
养老公寓是个五层楼房，有一个很大的院子。楼房没有电梯，阎老住在二楼。顺楼梯上去，右手第一家。拢共一间房，用玻璃隔个洗手间和卫生间，余下的地方，支一张床，一张桌子，放一个茶几。
我先后三次拜望过阎老。一次是他刚回礼泉时，一次是阎纲先生九十岁庆寿，一次是他的一本新书《我在场》礼泉研讨会。
八
一个文化人，不论命运把他放在哪里，他很快地就会带来一地阳光。他的学识、他的阅历、他的影响力、他的人格魅力，很快会形成一个大的文化圈子，而且这圈子会越来越大。
记得在新书《我在场》研讨会上，我说，看到今天来开会的业余作家们济济一堂，整齐地坐了两行子。这里边很多人我认得。他们中还有宝鸡那边的，渭南那边的。礼泉的这个文学热，文学大气候是因阎纲回乡而带来的。
九
阎纲先生回到礼泉后，出了两本书，一本是太白文艺出版社给出的，叫《我还活着》；一本是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的，叫《我在场》。
这两本书从文学的意义上说，很有价值，从文史史料的意义上来说，也很有价值。他是过来人，经历过中国文坛许多的事情，往事并不如烟，这些事情也许只有经历过，参与者才能说清。
十
阎纲先生回归故里的第三本书要出版了。他把书名叫作《终幕集》。这三个字充满了悲壮之色。这是不是说这位世纪老人写完这本书后，就此搁笔了。我不知道！
他约我给该书题个书名，我在写下《终幕集》这三个大字之后，后面又写了一段话。也许写上这段话，才能排遣我此刻的惆怅之情。这句话是美国现代戏剧之父尤金·奥尼尔说的，抬眼望去，那个名叫礼泉的关中名县，恰好在西安的西北。
“瞧呀！西边的天空通红通红一片，人们说太阳落山的地方有金子！”
一
阎纲老先生整整九十四岁了，能活到这一把年纪，本身就是修来的福呀！看到阎老发来的视频，礼泉县城的街道上，一群乡里乡党、老少爷们，坐在水泥台阶上，有的在敲锣，有的在打鼓，有的在拍钗（学名铙钹），有的在拉二胡。这种情景，叫人想起中国文学有记录的第一件作品《击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
二
我的家乡临潼，距阎老的家乡礼泉，应当有百公里之遥吧！两地的民风都差不多。我们那里，将这种自娱自乐的民间形式，叫“自乐班”，礼泉也应当是这样叫吧。
那扭扭捏捏拉着二胡的老人，就是阎纲。而那自乐班中，有些年纪大一点，甚至超过阎纲的，想当年就是自乐班成员吧。阎纲的经历是这样的。阎家是礼泉大户，他小时候随父亲住在西安城中。西安东大街有个东县门，阎家就住在那里。长安城过去叫京兆，它下辖两个县，一个是西北方位的长安县，一个是东南方位的万年县。万年县的地界，一直管到我们临潼新丰镇。
三
阎老说的东县门，应该是万年县衙所在地。那时日本飞机轰炸，于是这些聚集在西安城中的乡绅，又纷纷回到乡下躲避，这样阎纲便随父母回到礼泉。
最近有个去世的女诗人灰娃，是我们临潼西泉人。她们姐俩就是在西安上学，遭日本飞机轰炸，从而回到西泉老家。然后姐妹两个瞒着家人，先到泾阳安吴青训班，再到延安。灰娃本名叫赵翠娥，姐妹两个都嫁了长征过来的老红军。灰娃在晚年时，再嫁著名画家张仃。我和灰娃的姐姐熟悉，姐姐的女儿叫肖娓娓，是个书商，给我出过书。
四
少年阎纲回到礼泉，大约像上边所说的情形那样组织过自乐班，后来他又筹备建立礼泉县的第一个文化馆。新中国成立后，他作为调干生，赴兰州大学学习，毕业后分配到中国作家协会，先后供职《人民文学》《文艺报》等等。作为著名评论家之一，他活跃在文坛长达七十年。我第一次见到阎老，是在北京和平里《中国文化报》那个大楼上，先生时任中国文化报总编辑。
五
陕西被称为文学重镇。陕西作家这几十年来名家辈出，其间自然有许多原因。但是，与旅居北京的这些陕派评论家的关注、推介、提携是分不开的。我在许多场面说过，陕西作家应当怀着感恩之心，感谢这些乡情浓烈、居高声远的评论家乡党。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柳青的作品、杜鹏程的作品、王汶石的作品、李若冰的作品、魏钢焰的作品，他们寄到北京，寄给《人民文学》，寄给阎纲、周明。阎纲说，我接下来就是三个任务，一是编发送审这些稿子，二是稿子发表后，给《文艺报》发评论文章，三是张罗着组织研讨会。
新时期的陕西作家，更是得到过他和他们许多的关注。
六
“知生知死”“知进知退”是中国古代文化人终生追求的一种至高境界。同时也是一种至高的民间智慧。
阎纲先生于九十岁生日前夕，回到家乡礼泉，回到他当年唱自乐班的地方，回到他漫长人生开始的地方。
琴书卒岁，归老北方（赫连勃勃语）。
再见了，油滑的男女，我要登到山上去，从高处来俯视你们（海涅语）。
七
阎老说，他回礼泉家乡养老，也有偶然的因素。父母不在，长兄如父。他的哥哥大他六岁。他从北京回礼泉看哥哥。哥哥在礼泉县城的一个民办养老公寓居住，动员他也一起回来，公寓的老板也动员他。他被说得心动了，铺盖卷一背，回到家乡。
养老公寓是个五层楼房，有一个很大的院子。楼房没有电梯，阎老住在二楼。顺楼梯上去，右手第一家。拢共一间房，用玻璃隔个洗手间和卫生间，余下的地方，支一张床，一张桌子，放一个茶几。
我先后三次拜望过阎老。一次是他刚回礼泉时，一次是阎纲先生九十岁庆寿，一次是他的一本新书《我在场》礼泉研讨会。
八
一个文化人，不论命运把他放在哪里，他很快地就会带来一地阳光。他的学识、他的阅历、他的影响力、他的人格魅力，很快会形成一个大的文化圈子，而且这圈子会越来越大。
记得在新书《我在场》研讨会上，我说，看到今天来开会的业余作家们济济一堂，整齐地坐了两行子。这里边很多人我认得。他们中还有宝鸡那边的，渭南那边的。礼泉的这个文学热，文学大气候是因阎纲回乡而带来的。
九
阎纲先生回到礼泉后，出了两本书，一本是太白文艺出版社给出的，叫《我还活着》；一本是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的，叫《我在场》。
这两本书从文学的意义上说，很有价值，从文史史料的意义上来说，也很有价值。他是过来人，经历过中国文坛许多的事情，往事并不如烟，这些事情也许只有经历过，参与者才能说清。
十
阎纲先生回归故里的第三本书要出版了。他把书名叫作《终幕集》。这三个字充满了悲壮之色。这是不是说这位世纪老人写完这本书后，就此搁笔了。我不知道！
他约我给该书题个书名，我在写下《终幕集》这三个大字之后，后面又写了一段话。也许写上这段话，才能排遣我此刻的惆怅之情。这句话是美国现代戏剧之父尤金·奥尼尔说的，抬眼望去，那个名叫礼泉的关中名县，恰好在西安的西北。
“瞧呀！西边的天空通红通红一片，人们说太阳落山的地方有金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