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薮

搞笑与笑搞

□ 白 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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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在刷手机的时候，不断会有陈佩斯与朱时茂的小品冒出来。从《吃面条》到《姐夫与小舅子》，这些诞生于三四十年前的作品，时看时新，令人捧腹大笑。
　　于是就感叹，陈朱二人代表了一个时代，其小品的经典性很难被超越。于是又想，生活中不能没有喜剧，不能没有对于世俗的嘲弄与解构。一句话，就是不能没有搞笑。世界是个草台班子，我们却看透不能说透。所有的西洋景，虽然我们心里明白那不过是些海市蜃楼，你却只能认真地说，它就是真实的存在。
　　于是，搞笑成了笑搞。而搞笑与笑搞，完全是两种艺术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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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在汉语中，真的是一个万能动词。譬如谈恋爱，我们会称为搞对象；让某种事态活跃起来，称为搞活；把事情办妥把问题解决好，称为搞定或搞掂，反之则是搞糟或搞垮。我研究民俗，于是就有人说我是搞民俗的。
　　搞什么搞？最生动的莫过于搞笑。
　　既然搞笑，就离不开幽默与滑稽。
　　在陈朱二人的小品中，陈佩斯总是扮演傻愣丑的二子，带点自以为是的小聪明，而朱时茂扮演的老冒始终严肃、正统、道貌岸然。老冒对于二子鄙夷多于善待，嘲讽多于和蔼。两人不断斗智斗勇，形成冲突和包袱。按理说，这种对立与冲突，是美学意义上的崇高，应该成为悲剧才对。可喜剧的意义就在于，它掺入了滑稽的成分，让这种不对等的冲突，突然在一种不可预知的情况下消解，达到令人喷饭的效果。
　　这就是搞笑。
　　在人与人、人与事、人与物的对立中，制造笑点。它是非理性的。而笑过之后，你会在心底生出许多理性的思考，生活何以会如此可笑？譬如卓别林电影中的一个镜头，他在流水线上拧螺丝拧得时间长了，走到大街上看到女人的大衣纽扣，也不由自主去拧。这样一个看上去很搞笑的镜头，背后却深藏着对于人生、社会的深刻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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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是一种会笑的动物。生活中也不能没有笑声。
　　笑的作用，理论家总结出了许多条原因。从根本上来讲，大约有这样几种，一是情感的表达，所谓七情六欲显于形，一旦遇到外在刺激就会表现出来。二是社交需要，待人接物，你不能总是一脸苦相，得露出笑容。三是释放压力，大笑过后，心理得到疏解，精神得以放松。另外，它还是心理防御机制的体现，以笑来掩饰内心的其他想法。
　　看陈佩斯的小品，你会感觉到，二子竟然这么傻，傻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原来这生活中还有比我更傻的人。而就是这样一个傻子，却还能戏耍正儿八经的老冒。于是就有了喜剧效果，于是你心中的压力与苦闷就得以释放，笑声随之而来。
　　到了赵本山，小品的风格为之一变。他成了事态发展的掌控者，其他与他合作的角色，都成了被忽悠和戏耍的对象。但他仍然能制造笑点，在虐与被虐中，让观众找到心理平衡，形成喜剧效果。
　　再往后如宋丹丹、潘长江、蔡明、郭达等，其小品，幽默的成分就少了点，滑稽的因素却多了些。到现在，则完全是在笑搞。没有了离奇怪诞的情节，对于社会中的人与事也不敢嘲讽，最多不过是自嘲一下，或者如郭德纲只能嘲讽于谦了。演员对于喜剧节奏的把控，也不尽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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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文在《圆桌派》的一期节目中说，娱乐必须要有人抢票，有人翻墙，有人踩着砖头看。他在这里所说的娱乐，当然包括搞笑。
　　搞笑的形式在当下自有很多，除了小品外，还有相声、段子、脱口秀等。
　　既然是搞笑，你就得有包袱，就得有情节，就得有节奏。概括说，就得有笑点。而这笑点，必然要和观众的心理期许相一致，必然是他们能够意会到的，发自内心的欢乐共鸣。
　　这是一种艺术的共情。
　　从这一种意义上讲，笑点的制造者，必然是心理学大师，必然深谙为人处世之道，必然对于人性与社会肌理有深刻的认识和理解。只有这样，你才能够制造离奇的笑点，才能搞笑而不是笑搞。
　　昨天刷到一个视频，说搞笑的受众都是一些精神空虚的人。我认为这样看待喜剧观众是肤浅的，起码是带有偏见的。
　　喜剧的背后，其实是更深层的哀伤。　笑的内里，有无尽的苦怨。能真正看懂喜剧的人，审美境界可能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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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观众的审美情趣越来越高，口味越来越刁。可我们的喜剧创作者们，却明显退化了许多。
　　凡看小品和相声的人，都会有鲁迅作品中九斤老太的心理：一代不如一代。
　　没有荒诞不经的情节，没有预想不到的包袱，没有讽刺与消解，其结果是观众还没笑，演员竟然笑得气喘如牛，花团锦簇了。
　　或者找些托儿，在下面一阵鼓掌，让演员以为他们的表演真把观众给逗乐了。
　　这就形成了一种黑色幽默，仿佛观众成了喜剧演员，成了被戏弄的对象。
　　有笑点要上，没有笑点制造笑点也要上。可你制造的这笑点，是笑点吗？
　　你真以为观众们都是傻子吗？
　　笑着搞，却没搞笑，这是怎样的一种尴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