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终点，向世界“送礼物”的人

　　□ 本报记者 张瑞雪 金芮宏 赵浩然

　　“柳老师捐献了肝脏、肾脏、肺脏及一对眼角膜，为4名器官衰竭的患者带来希望，为2名失明的患者带来光明。”山东省立医院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郭继业说。
　　4月4日上午，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山东省立医院），34岁的柳广庆兑现了自己于去年4月许下的承诺：在一场长达2个多小时的手术后，他的多个器官被立即送至其他病榻，至少6个挣扎在病痛中的患者，将仰仗他的慷慨，有望重新触摸生命的美好。
　　手术开始前，所有医生向蓝色床单上平静躺卧的柳广庆遗体，深深弯腰，鞠了一躬又一躬。
　　这并非告别，而是严肃的求解。面对死亡这一无可逃避的课题，柳广庆给出郑重回答：共生与延续，是他为生命找到的另一种可能。
　　手术室外，家人痛哭、瘫坐在地，相互搀扶间仍不停地呼喊着“不要走，我不要你走”。
　　即便正被巨大的悲伤碾过，但他们仍然愿意成全柳广庆去“伟大”一次——没有一个人提出反悔。
　　截至目前，全国累计有6.5万余人，与柳广庆写下了同样的生命解法。
34岁的生命，与6个人一起“活着”
　　●“我弟弟其实还没死，因为这些用他器官的人，还想着他；用他角膜的人，还带他继续看世界。”

　　“最终能否顺利捐出器官，往往不取决于个人意愿，更多地取决于你的家人。”
　　当患者被判定为脑死亡时，竭力说服捐献者家属，为苦苦等候移植的患者争取新生的机会，是一项复杂而艰难的“沟通工程”。由此诞生了专门从事此类工作的人群，他们被称为“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
　　这一角色显然常常遭遇误解和怒气，但又如此必要。今年一项研究显示，我国潜在器官捐献者的转化率仅为25.3%，低于欧美国家54%的转化率。
　　换言之，生前登记了捐献意愿的人，只有约四分之一能成功捐出“生的机会”。而多数人，正是卡在了亲人这一关。
　　根据2024年5月1日起施行的《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条例》，捐献须遵循自愿、无偿的原则；其配偶、成年子女、父母等亲属拥有对捐献的“一票否决权”。只要一个人喊停，捐献即告终止。
　　正因如此，破除刻板成见、耐心讲解政策条例的协调员，是连接生与死的重要桥梁。若能让亲属感知机制的公平与透明，执行逝者的意志将会顺畅得多。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柳广庆在去世前一年就独自登记了捐献意愿，且是多器官同时捐出，但柳广庆的父母几乎没有太多犹豫就同意了捐献，这在长辈中并不多见。
　　“这孩子心特别细，生前就很善良，愿意帮助别人。他自己有这个想法，我们就遂了他这个心愿。”柳广庆的姐夫告诉记者，一家人对柳广庆的决定，一致开明地选择支持。
　　柳广庆生前在济南市长清区工作，常年与姐姐一家共同生活。相较于其他泣不成声的家人，姐夫并未显露过于激动的情绪，仅在走廊空荡时，偷抹了一把眼泪。
　　姐夫说：“我弟弟其实还没死，因为这些用他器官的人，还想着他；用他角膜的人，还带他继续看世界。”
　　对许多家庭来说，“捐献者将以另一种方式存在和延续生命”的信念，往往是其点头同意的关键。于柳广庆而言，2个小时的手术后，他将在6个陌生人的身体里继续跳动、呼吸、观看这个世界。
　　在我国传统文化中，“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贵以身为天下”——身体承载着家族传承的属性，同时也是践行孝道的场域，务求其保存完整是一种根基深厚的观念。与国外流行的“推定同意”（即默认捐献）相比，我国现行的亲属“一票否决”制度，正是对上述文化理念的回应与尊重。
　　并且，捐献的“供受”双方应遵循“双盲”原则，彼此互不知晓、互不打扰。若实有需要，相关工作人员可告知捐献方家人器官接受者手术后的进展。柳广庆姐夫摆了摆手，“我们不想知道是谁，能救人就行”。
　　通常，同一捐献者多个器官的“受体”也互不相识，但这也并非铁律。
　　3月29日，2026年全国人体器官捐献缅怀纪念暨宣传普及活动在济南举办。活动现场，便来了一支“一个人的乐队”。这支由农民、鼓手、家庭主妇等5人组成的乐队，报幕时成员会自称“我是菲利普的左眼”“我是菲利普的左肾”……
　　原来，他们均受益于西南大学外教菲利普的慷慨捐献。这场活动的名字叫做——生命·曙光。

“换心”新生后，一家三代的“回礼”
　　●“咱是受益的人，只能效仿人家的做法，也去捐献，有用的全捐出去。”

　　若生命报之以最珍贵的礼物，如何才能回馈它？
　　十年前成功“换心”的徐凯这样回答：妈妈、弟弟、女儿，包括他自己，一家三代都已经登记遗体（角膜）捐献意愿，“我们太懂那种等待的滋味了。”
　　“咱是受益的人，只能效仿人家的做法，也去捐献，有用的全捐出去。”徐凯说。
　　2016年，扩张型心肌病让徐凯躺进了北京的急救诊室，“一口气上不来，就那一两分钟，人可能就憋没了。”
　　危急之际，只剩一个解决方案：“换心”。唯有移植一个新的心脏，才能换取生的可能，尽管家人被告知，新器官存活率仅有50%。
　　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有二三十万人，在生死边缘等一个可移植、能适配的器官。其中，只有约2万人能顺利手术。换句话说，就算想换，也未必有合适的心源，同病房有人等了足足半年。
　　徐凯是幸运儿中格外幸运的一个。8天的评估检查后，徐凯的全面数据被上传到全国统一、唯一的匹配系统：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COTRS）。
　　同年6月，系统综合紧急度、匹配度、地域、血型等因素评分后，短短几个小时，一个合适的心源就出现了。“我在北京的旅馆里，跑到后院没人的地方大哭了一场。”徐凯母亲回想那一刻，仍面露激动。
　　手术后，徐凯被顺利转入无菌病房，无并发症。当天恰好是他的生日，徐凯直感叹：“我真觉得那天自己是重生了，心里很感激。”
　　毕竟，在他这台成功的手术背后，还有10双望穿的眼睛。
　　这颗陌生人捐献的心脏，也宛如庆贺般，“怦怦”跳动得十分有力。徐凯觉得，它曾经的主人一定很年轻。
　　“你得爱惜它，好好保养，不是换上就万事大吉了。”移植并非一劳永逸，术后因疏于维护而离世的人不在少数，毕竟与非自体的器官相处并非易事。
　　尽管每天仍需定闹钟服用抗排异药物，提醒着徐凯，这仍是一颗“外来的”器官。但是，三千多个日夜的共处，徐凯越来越觉得：这颗心脏过去的主人，好像始终和他一起，为生的喜悦，一刻不止息地有力跃动着。
　　徐凯甚至给自己改了网名，叫“心心相印”——“两颗心，一颗大的套着一颗小的，挺贴切”。
　　2017年6月24日，风和日丽的一天，徐凯一家祖孙三代签下了遗体捐献志愿书。
　　爱出者爱返，这是他们为有爱者献上的“回礼”。

石碑上的红与金：　那些永不凋零的名字
　　●“每个名字背后，肯定都有一个让人想流泪的故事。”

　　山青青，满目新绿，春风拂动。
　　专为遗体捐献者修建的山东省暨济南市遗体捐献纪念广场正中，矗立着一座遗体捐献纪念碑，方正肃穆。两侧，陈列着大大小小的大理石碑。
　　碑身之上，密密麻麻、长长短短、五颜六色的，是名字。这是捐献者因留下了身体的某一部分，而得以留下的名字。
　　清秀苍劲的文字镌刻在石碑上，有的列出了捐献者的姓名、出生与捐献日期。徐凯俯身，手指掠过一排排名字，又停在一处：这个名字的出生日期与捐献日期，竟是同一天。
　　他不禁唏嘘，“每个名字背后，肯定都有一个让人想流泪的故事。”
　　身为济南市红十字遗体（角膜）捐献志愿服务队的一员，徐凯对其中一些名字颇为熟悉，对这些故事，他娓娓道来。
　　比如，在遗体捐献石碑上，不同于满目鎏金碑文，有少数名字是特殊的红色，且只显示出生日期。“这通常是一对夫妻。”徐凯解释说，一方先离世，名字被描金；另一方尚在人世，但也选择把名字留下，先涂红，待到真正捐献后再变换颜色。
　　凝神细看，有些红色名字已经褪去了大半颜色。这表明，在伴侣离世后，他们已独自走过漫长岁月，却始终守着这个严肃的承诺，等待履约一刻。
　　碑文中色泽最鲜亮的一个，捐献日期停留在今年3月16日——生命的热切馈赠，从未停止。
　　还有人特意用绒布做了菊花，紧紧贴在捐献者名字一侧。因为相比鲜花，它更不易凋零。
　　“一般来说，一块墓碑前，祭拜的不过三代人。”徐凯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说给碑中人听，“但把名字留在这里，会有无数素不相识的人为你献花，这难道不更值得吗？”
　　临走时，徐凯向着石头上静静陈列的名字，深深鞠了一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