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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年看大戏
2026-02-21
作者:
来源:
大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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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廷銮
在我老家沂蒙山区的乡村里,人们习惯上把听京剧叫作听大戏。
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过年时如果能听上村里戏班唱的传统剧目大戏,这年也就过得特别红火,有滋有味。
村里的戏班在十里八乡都颇有些名声,给村子挺长面子。那时候,乡村并不富裕,但在过年的时候,各个村子都会有些能增添喜庆的文艺活动,如埠上村的锣鼓、刘屯村的舞龙、西玉树村的跑旱船、周官庄村的柳琴戏……虽说各有千秋,但论起影响力,还是我们村的大戏最为拔尖儿。
年年都是这样,一进入腊月里,村里的戏班就开启了过年演出的准备工作,那锣鼓家什敲打起来。戏班的好几十口子人从各个生产队抽调出来,集中到大队里进行排练,既要温习旧戏,又要学习新剧。那个来自外地教戏的大高个儿杨老先生,年年都会被请来。据说,这杨老先生出自京剧世家,在大城市里的京剧团还担任过主角儿,心里装着四五十出戏。小学放了假,我和许多孩子一样,几乎每天都抽空儿凑过去,看新鲜,瞧热闹。每天晚上,爹都要教我打算盘,说是要培养我以后当个生产队会计,干个不用出大力又比较体面的差事。但我心里最羡慕那些戏班里唱戏的角儿,想长大了在戏班里演个张飞或孙悟空。
我们三弯巷里,有两个戏班的人,一个是近门的二叔,在戏班里打手锣。他指点我说,要想以后加入戏班,就得先练上几手。另一个则是本家的大哥,专演孙悟空一类的角色。他身手不凡,会个三拳两脚。他曾与我家东邻打架,人家紧闭大门,不让他进入院子,他便从人家房后跳上墙头,又跃上房顶,一个飞身就落到院子里。我一有空儿,就偷摸让大哥教我打旁溜(侧身翻)、翻跟头。后来爹和娘知道了,嫌我瞎胡闹乱折腾,教训我说:你不知道,为什么叫你大哥“狗啃头”,还不是喝了二两酒,趁着酒劲儿逞能,在摞起的三张大八仙桌子上朝下翻跟头,把脑袋瓜子磕了一个大疤。听了这个故事,我那想着参加戏班的兴头也就被冷水浇灭了。
过年唱大戏,一般从正月初三开始,要断断续续唱到正月十五。那时候,过了正月初三,生产队就开始出工干活了,所以,演出很少安排在白天,大都安排在晚上。有演出的日子,村子里一派喜气洋洋,老老少少都沉醉在听大戏的欢乐气氛之中。
村子的西街口有一个早年就筑起的大土台子,是年年固定使用的戏台子。夜间演出,要在戏台两旁各竖起一根高高的木头柱子,悬挂上两盏汽灯,汽灯发出“嘶嘶”的燃烧声,台上台下也就被照得雪亮。那会儿也没有什么扩音设备,唱戏的人得提高嗓门儿,虽有些嘈杂声,但演员在台上的唱词大体上还是能听得清楚。
看大戏的,除了本村人,也有周边村子来的人,在戏台底下,拥挤成黑压压的一大片。我发现:看露天电影,在银幕最前边的是坐着小板凳的孩子,而在戏台最前边的则是坐着椅子或大板凳的老人。这些老人,看露天电影未必去,但看大戏必定去。过年看大戏,村里人有邀请亲戚来看大戏的习惯。这是朝脸上贴金的事儿,谁不乐意为之?我那上了年纪的四姑母特别爱看大戏,都是由我奉爹和娘之命,用小推车把她老人家从外村接过来,一连看上几天大戏。我的任务,就是提前扛着一条大板凳,去给四姑母在戏台子前边占个好地方,由爹和娘陪着去看大戏。
我们小孩子看大戏,不像那些大人们比较固定地坐或立在戏台下边,喜欢游动,转来转去。一会儿骑在台侧的猪圈墙上,一会儿攀到台侧那一排树杈上,一会儿又钻到站立着的人群前面去。甚至还会跑到后台边上,去看演员扮装。每次演出,大都要演文武搭配的两出戏,唱罢也就深更半夜了。露天里看大戏,有时会刮起大风,也会飘下雪花,但几乎没有多少人会半道儿离去。与文戏相比,孩子们更喜欢的还是打打杀杀的武戏。一旦看到舞刀弄枪的武把子登场,我们就瞪大了眼睛。武戏《芦花荡》《捉放曹》《三岔口》《火焰山》都是戏班的保留剧目,几乎年年都会唱,人们却屡看不厌,越看越咂摸出滋味来。文戏中的《铡美案》,不仅大人喜欢,小孩也喜欢,刚正严明、不畏权势的包青天怒铡攀龙附凤、喜新厌旧的陈世美,大家感到正义得到伸张,尤为解气和痛快。看大戏就是这样,“润物细无声”,在潜移默化中,那艺术、历史、正义、忠孝的种子,在我们幼小的心灵里,就不知不觉播下了。
孩子最喜欢的有三个主角儿,也是村里人公认的台柱子,他们分别扮演包拯、张飞和马超,只要这几个角色一亮相,就是满堂喝彩。其实,这几个主角儿,也包括整个戏班的人,没有几个识字识谱的,那都是勤学苦练的成果。看得久了,我也就慢慢看出京剧的门道,懂得区分生旦净末丑的角色装扮。
人们尤为关注那年要上演的新戏。在我15岁那年,也就是1965年的春节,演的新戏是《九江口》,因难度大,就连教戏的杨老先生,也破天荒地登台唱起了主角儿。谁也不会料到,这竟是我离开乡村前,看的最后一出戏,也是乡亲们看的最后一出戏。
后来在省城工作几十年,我曾对主编《老照片》一书的冯克力先生说起村子里戏班的事儿,他提议我找些戏班的老照片,写一篇回忆文章。我回到村里,在一个小饭店专门请了戏班几个仍在世的老人。说起老照片,一张也提供不出来,但说起戏班的往事,个个激动不已。他们告诉我,在改革开放以后,县里的电视台,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角度,曾策划要为几个过去有些名气的戏班主角儿拍摄一些视频,重现他们当年的舞台形象,但他们多已去世,剩下的一两个都已80岁以上,这件事只好作罢。
如今再回望,那一场场过年的大戏,唱尽了年少欢喜,也见证了乡土春秋。那些没有留下照片的光影,那些再也回不去的夜晚,早已化作心底最暖的年味儿。锣鼓声远,乡愁未散,那方老戏台,依旧在岁月里亮着灯,在我心头,年年开唱。
在我老家沂蒙山区的乡村里,人们习惯上把听京剧叫作听大戏。
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过年时如果能听上村里戏班唱的传统剧目大戏,这年也就过得特别红火,有滋有味。
村里的戏班在十里八乡都颇有些名声,给村子挺长面子。那时候,乡村并不富裕,但在过年的时候,各个村子都会有些能增添喜庆的文艺活动,如埠上村的锣鼓、刘屯村的舞龙、西玉树村的跑旱船、周官庄村的柳琴戏……虽说各有千秋,但论起影响力,还是我们村的大戏最为拔尖儿。
年年都是这样,一进入腊月里,村里的戏班就开启了过年演出的准备工作,那锣鼓家什敲打起来。戏班的好几十口子人从各个生产队抽调出来,集中到大队里进行排练,既要温习旧戏,又要学习新剧。那个来自外地教戏的大高个儿杨老先生,年年都会被请来。据说,这杨老先生出自京剧世家,在大城市里的京剧团还担任过主角儿,心里装着四五十出戏。小学放了假,我和许多孩子一样,几乎每天都抽空儿凑过去,看新鲜,瞧热闹。每天晚上,爹都要教我打算盘,说是要培养我以后当个生产队会计,干个不用出大力又比较体面的差事。但我心里最羡慕那些戏班里唱戏的角儿,想长大了在戏班里演个张飞或孙悟空。
我们三弯巷里,有两个戏班的人,一个是近门的二叔,在戏班里打手锣。他指点我说,要想以后加入戏班,就得先练上几手。另一个则是本家的大哥,专演孙悟空一类的角色。他身手不凡,会个三拳两脚。他曾与我家东邻打架,人家紧闭大门,不让他进入院子,他便从人家房后跳上墙头,又跃上房顶,一个飞身就落到院子里。我一有空儿,就偷摸让大哥教我打旁溜(侧身翻)、翻跟头。后来爹和娘知道了,嫌我瞎胡闹乱折腾,教训我说:你不知道,为什么叫你大哥“狗啃头”,还不是喝了二两酒,趁着酒劲儿逞能,在摞起的三张大八仙桌子上朝下翻跟头,把脑袋瓜子磕了一个大疤。听了这个故事,我那想着参加戏班的兴头也就被冷水浇灭了。
过年唱大戏,一般从正月初三开始,要断断续续唱到正月十五。那时候,过了正月初三,生产队就开始出工干活了,所以,演出很少安排在白天,大都安排在晚上。有演出的日子,村子里一派喜气洋洋,老老少少都沉醉在听大戏的欢乐气氛之中。
村子的西街口有一个早年就筑起的大土台子,是年年固定使用的戏台子。夜间演出,要在戏台两旁各竖起一根高高的木头柱子,悬挂上两盏汽灯,汽灯发出“嘶嘶”的燃烧声,台上台下也就被照得雪亮。那会儿也没有什么扩音设备,唱戏的人得提高嗓门儿,虽有些嘈杂声,但演员在台上的唱词大体上还是能听得清楚。
看大戏的,除了本村人,也有周边村子来的人,在戏台底下,拥挤成黑压压的一大片。我发现:看露天电影,在银幕最前边的是坐着小板凳的孩子,而在戏台最前边的则是坐着椅子或大板凳的老人。这些老人,看露天电影未必去,但看大戏必定去。过年看大戏,村里人有邀请亲戚来看大戏的习惯。这是朝脸上贴金的事儿,谁不乐意为之?我那上了年纪的四姑母特别爱看大戏,都是由我奉爹和娘之命,用小推车把她老人家从外村接过来,一连看上几天大戏。我的任务,就是提前扛着一条大板凳,去给四姑母在戏台子前边占个好地方,由爹和娘陪着去看大戏。
我们小孩子看大戏,不像那些大人们比较固定地坐或立在戏台下边,喜欢游动,转来转去。一会儿骑在台侧的猪圈墙上,一会儿攀到台侧那一排树杈上,一会儿又钻到站立着的人群前面去。甚至还会跑到后台边上,去看演员扮装。每次演出,大都要演文武搭配的两出戏,唱罢也就深更半夜了。露天里看大戏,有时会刮起大风,也会飘下雪花,但几乎没有多少人会半道儿离去。与文戏相比,孩子们更喜欢的还是打打杀杀的武戏。一旦看到舞刀弄枪的武把子登场,我们就瞪大了眼睛。武戏《芦花荡》《捉放曹》《三岔口》《火焰山》都是戏班的保留剧目,几乎年年都会唱,人们却屡看不厌,越看越咂摸出滋味来。文戏中的《铡美案》,不仅大人喜欢,小孩也喜欢,刚正严明、不畏权势的包青天怒铡攀龙附凤、喜新厌旧的陈世美,大家感到正义得到伸张,尤为解气和痛快。看大戏就是这样,“润物细无声”,在潜移默化中,那艺术、历史、正义、忠孝的种子,在我们幼小的心灵里,就不知不觉播下了。
孩子最喜欢的有三个主角儿,也是村里人公认的台柱子,他们分别扮演包拯、张飞和马超,只要这几个角色一亮相,就是满堂喝彩。其实,这几个主角儿,也包括整个戏班的人,没有几个识字识谱的,那都是勤学苦练的成果。看得久了,我也就慢慢看出京剧的门道,懂得区分生旦净末丑的角色装扮。
人们尤为关注那年要上演的新戏。在我15岁那年,也就是1965年的春节,演的新戏是《九江口》,因难度大,就连教戏的杨老先生,也破天荒地登台唱起了主角儿。谁也不会料到,这竟是我离开乡村前,看的最后一出戏,也是乡亲们看的最后一出戏。
后来在省城工作几十年,我曾对主编《老照片》一书的冯克力先生说起村子里戏班的事儿,他提议我找些戏班的老照片,写一篇回忆文章。我回到村里,在一个小饭店专门请了戏班几个仍在世的老人。说起老照片,一张也提供不出来,但说起戏班的往事,个个激动不已。他们告诉我,在改革开放以后,县里的电视台,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角度,曾策划要为几个过去有些名气的戏班主角儿拍摄一些视频,重现他们当年的舞台形象,但他们多已去世,剩下的一两个都已80岁以上,这件事只好作罢。
如今再回望,那一场场过年的大戏,唱尽了年少欢喜,也见证了乡土春秋。那些没有留下照片的光影,那些再也回不去的夜晚,早已化作心底最暖的年味儿。锣鼓声远,乡愁未散,那方老戏台,依旧在岁月里亮着灯,在我心头,年年开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