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心开道 以诗心启境

屈健花鸟画艺术探微

　　自古以来，艺术集中体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审美关系，承载着创作者的精神意蕴。创作者借笔墨以写天地万物，在方寸之间给人营造出郁勃的审美情趣，呈现出“山气花香无着处，今朝来向画中听”的审美意韵和审美格调，达到“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的审美境界，给观者带来无限的想象空间。
　　在这一传统审美脉络的延续中，屈健先生的花鸟画艺术以学者修养为根基，将艺术视野延伸至古今各领域，涵盖美学、哲学、画理与画论，并融入艺术研究。从《20世纪“长安画派”及其影响研究》《画境文心》《中国美术史》《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等学术著作中，可看出他的文学造诣。而“以文心开道，以诗心启境”，正是其花鸟画创作的核心。
　　要理解这一创作核心，需先回归中国画的本质追求——中国画的境界在于意境的完美和表达的技巧。绘画意境的创造，既要求有“外师造化”的描绘，亦要求有“中得心源”的抒情。正如美学家宗白华所说：“艺术家以心灵映射万象，代山川而立言，他所表现的是主观的生命情调与客观的自然景象交融互渗，成就一个鸢飞鱼跃、活泼玲珑、渊然而深的灵境，这灵境就是构成艺术的意境。”而艺术意境的创成，既须得屈原的缠绵悱恻，又须得庄子的超旷空灵。画者缠绵悱恻，才能一往情深，深入万物的核心，所谓“得其环中”；超旷空灵，才能为镜中花、水中月、羚羊挂角，无迹可寻，所谓“超以象外”。
　　刘勰在《文心雕龙·知音》中指出：“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故圆照之象，务先博观”。多年以来，屈健先生以谢赫的“六法”为理论基础，从古入手，在坚持临摹经典，追本溯源的基础上，饱游饫看，常年坚持写生和训练，“度物象而取其真”，以独特的艺术视角和审美观念对特定物象进行审美再造，赋予它们以人格化的精神内涵。在“似与不似之间”寄寓了独特的思想感情，展现出“不愁明月尽，自有暗香来”的独特审美意蕴，给观赏者留下蕴蓄丰厚、意味隽永的空灵之境及诗意和美感。而那花那鸟，那枝那叶，都是其心灵深处低吟浅唱式的独白。
　　有了这样的理论支撑与实践积累，屈健先生的作品，多以工整、细致的工笔花鸟和潇洒、洗练的写意花鸟画为主，一草一木、一花一叶以及秋虫蛱蝶、鸣禽游鱼等皆入毫端，在笔墨不同形态的转换中既有严谨的学院派功力，又具有源自内心的个人创造，使作品兼具宋人写生传神的院体风格与元代文人水墨花鸟的清雅，既延续了中国花鸟画的传统精神，又符合当代人的审美情趣。在虚实相生中，呈现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以及“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的美学品格。
　　先看其工笔花鸟创作，屈健先生的工笔花鸟画创作远宗“徐黄”，进而追循两宋院体，广泛吸收各家之长。同时，他深谙“书画同源”的要理，将写意性与书法用笔巧妙结合到工笔花鸟之中，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传统绘画形式的凝滞与刻板。其笔下作品构图精巧，设色淡雅，用笔工细严谨，造型生动准确，在空灵静谧的画面中，既有宋代工笔花鸟画所蕴含的精湛技艺，又不乏晋人优雅的情怀，流露出轻柔含蓄的古典气质。
　　而这份“冲和”之美，正源于他对宋代绘画“格物致知”精神的坚守——屈健先生以宋代绘画“格物致知”的精神进行工笔花鸟画的创作，笔下作品一枝一叶皆有所本。他常常截取自然界中最生动的景物加以提炼、塑造，力求达到“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情之外”的艺术审美效果。在构图上，屈健先生注重意境的营造，常常借鉴中国山水画虚实相生的方法，实处密密匝匝，枝叶掩映，虚处云行雾绕，如梦似幻，“无画处皆成妙境”。在设色上，则一反宋代院体画的富丽堂皇，多了文人的清逸与淡雅。其笔下禽鸟，姿态百变，造境传神。而其笔下花木或疏朗萧散，或茂密蓬勃，莫不信手拈来，展现出自然万物旺盛的生命力和蓬勃向上的精神旨趣。
　　近年来，屈健先生从工笔花鸟渐入写意创作，融五代宋工笔与元明清写意技法，吸纳近现代及西方笔墨元素，“师古不泥古，涉新不流俗”，持续完善写意花鸟表现语言。他“以目睹物，以心塑象”，借笔达意，将万物特征与草木花鸟的自然生趣尽显笔端。其作品线条朴拙、笔法沉劲，以书法韵律入画，提按顿挫间张弛有度、动静相宜，兼具“花欲言，鸟欲语”的审美意趣，尽显才情学养。
　　这份扎根传统、兼容多元的探索，让作品既深含生命与自然的审美联结，更以扎实实践为当代花鸟画传承创新提供了鲜活样本，其对艺术本真的坚守，亦为美术领域留下了值得品味的精神养分。
（文：陌上寒烟）
　　屈健，1970年生，陕西洛川人。现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中国文联首批特约研究员；入选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等多项人才支持计划；获“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