跋履

一方巾帕上的家与国

　　□ 刘仲国

　　那不过是厦门市博物馆里一个寻常的拐角。溽暑七月，我和朋友相约，来这里参观一个主题为“国家宝藏”的特展。脚步在明暗交错的展厅里漫无目的地移动着，在一个不经意的转角，它就那样猝不及防地闯入眼帘：一块素白早已浸染成茶色的方巾，四十厘米见方，安卧在恒温恒湿的玻璃展柜里，像一片凝固了时间的琥珀，边缘微微翘起。上方悬挂的标签上，一行墨色淋漓的大字：“《与妻书》（林觉民）”。
　　“意映卿卿如晤”！
　　这六个字！这无数次在语文课本上诵读、在心底默念过的六个汉字，这不是印在书页上的铅字，而是墨痕入绢的真迹！凝神注目，我几乎能听见笔尖擦过布帛的沙沙声，能感受到二十四岁的福州青年林觉民胸腔里翻江倒海般的情愫。
　　1911年4月24日，香港滨江楼，广州起义前夜，青年同盟会会员林觉民，在昏黄的灯光下，给留守家中的妻子陈意映，写下了这封泣血的诀别书。那个时刻，他们的儿子刚满五岁，稚子绕膝的欢笑声犹在耳畔，而年轻妻子的腹中，正孕育着另一个小生命，已近八月……
　　俯身细看，微带凉意的玻璃隔绝了触摸的可能，却阻挡不了心神的沉浸。墨迹在方寸之间流淌，起初还带着一份竭力维持的从容，字迹疏朗，行笔间依稀可辨那份情深意重。写到“初婚三四个月，适冬之望日前后，窗外疏梅筛月影，依稀掩映”时，笔尖仿佛掠过昔日庭院的梅影，透出微暖的甜意。然而，这短暂的温存稍纵即逝。越往下读，字迹愈发密仄、沉郁，笔锋如寒风中的枯枝，在巾帕上刻下深重的沟壑——“吾平日不信有鬼，今则又望其真有”一句，笔尖的颤抖、墨色的滞涩，已不是文字，分明是一个灼热的灵魂在决绝与不舍间剧烈撕扯。
　　身旁一位小学生模样的女孩，拽着父亲的衣角，指着展柜轻呼：“爸爸你看，字越写越小了，是不是他想说的话太多，帕子写不下了？”儿童的直觉也许是对的吧，这一语间，道破了藏在无数人心底的悲怆！
　　展厅内，一部电视片正在无声地循环播放着。屏幕上，扮演陈意映的女演员那句“望今后有远行，必以告妾，妾愿随君行”的颔首低语，引得几位驻足的女性观众掩面低泣。可是，真实的历史远比剧本更为残酷。广州起义失败七天之后，这方浸透了泪与墨、血与火的巾帕，由一位幸存的革命党人趁着天黑，偷偷塞到了福州林家冰凉的门缝里。拂晓时分，怀胎八月、日日盼归的陈意映推开家门，当指尖触到这方巾帕的瞬间，她该是怎样的反应呢？巨大的悲痛袭来，她因早产生下了林觉民的遗腹子林仲新，此后心魂便似随这方巾帕一同枯萎。仅仅两年后，这位在内心伤痛中无力、也或许是不愿自拔的女子便郁郁而终，年仅二十二岁。她如同一株早春寒潮中还没来得绽放就已凋零的玉兰，只余一缕暗香，慢慢飘散于历史的风烟之中。
　　泛黄的巾帕上，每一道墨痕都像在无声地倾诉，时而婉转，时而激切。恍惚间，我仿佛看见了1911年暮春时节香港滨江楼的景象：咸湿的海风从窗棂缝隙渗入，摇曳的油灯将青年伏案的清瘦身影投在斑驳的墙面上。最后一笔落下，他是否也曾像后世无数人揣测的那样，将那方承载了千钧重量的白帕紧贴在胸口，感受着心跳与文字的共振？“复恐匆匆说不尽，行人临发又开封”？这份万般不舍的踌躇，最终还是凝固为交付的决然。三天后，林觉民随黄兴攻入两广总督衙门，在惨烈的巷战中力尽被俘。就义前，面对黑洞洞的枪口，他心中或许尚存一丝慰藉：那封信，已托付出去，算是多少弥补了一些心中的亏欠。
　　信中最让人痛感剜心刺骨之处，莫过于林觉民对妻子剖解那“先死”与“后死”的悖论心愿：“以汝之弱，必不能禁失吾之悲，吾先死留苦与汝，吾心不忍，故宁请汝先死，吾担悲也。”这份细腻的柔情，最终升华为“助天下人爱其所爱”的大义。英雄并非生而铁石心肠，恰恰相反，正因为他深谙小炉暖灶、儿女情长的无比珍贵，正因为他拥有过那“疏梅筛月影”的静好，他才更痛感这“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的世道对千万个家庭的吞噬。这份对“小家”刻骨的眷恋，最终点燃了为“大家”粉身碎骨的大义，“林觉民”三个字也因此成为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纪念碑上一个不朽的名字。
　　当我的目光再次掠过那句“吾充吾爱汝之心，助天下人爱其所爱”时，记起了另一个历史的细节。在全民族抗战烽火连天的岁月里，一群盗匪劫掠了逃难中的林觉民遗腹子林仲新，在他简陋的行李最里层搜到了这方巾帕。为首者略通文字，读罢此信，竟至跪地痛哭，不仅将劫掠的财物悉数归还，更将这份家书双手奉上。
　　1959年，新中国成立十周年。林仲新将《与妻书》原件献给了国家，最终由福建省博物院收藏。这封流徙过无数险地的“20世纪最伟大的情书”终于寻得归处。
　　步出博物馆厚重的大门，鼓浪屿上悠扬的钢琴声随风远远地飘来，如时光流淌的低语。暮色四合，鹭江两岸，万家灯火次第点亮，橘黄色的光晕温柔地晕染着夜空。街市上人声鼎沸，孩童的嬉闹声清脆入耳。这人间烟火、灯火长夜，不正是百年前滨江楼中青年以泪墨寄情、以热血许国时，最深切的梦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