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更多群众敢于说话、直起腰来,山东抗战逐渐走出被动,根据地迎来大发展——
减租减息这样叩开民心
2025-08-15
作者:
来源:
大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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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莒南县的山东省政府和八路军115师司令部旧址。(□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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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曾轲 许金星
减租减息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了团结各阶层人民共同抗日实行的一项基本土地政策。山东抗日根据地开展的减租减息运动,改变了封建土地占有关系的结构,实现了土地制度的初步变革,促进了抗日根据地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让更多的群众敢于说话、直起腰来,极大地激发了群众的参军热情和抗战热忱。山东抗战逐渐走出被动,根据地迎来大发展的生动局面。
减租减息在困境中起步
向北跨过陇海线的尾段,很快就进入了当年山东抗日根据地的范围。在临沂莒南的山东抗日根据地纪念馆,有一份《1942年山东根据地减租减息增资情况》统计表。图表显示,鲁中、滨海、胶东、清河四区,减租佃户1.83万户,减租土地39.35万亩,减租额620.72万斤,减息款11.19万余元、增加资款2.3万元(北海币)。
1942年是山东抗日根据地生死攸关的转折年。从1940年开始,日军为了准备太平洋战争,疯狂“扫荡”搜刮。至1942年,山东抗日根据地人口从1200万锐减至750万;面积缩至2.5万平方公里,较1940年缩小三分之一,沂蒙根据地被蚕食成“一枪就可以打穿”的狭窄地带。
在此危局下,刘少奇于1942年来到山东。他指出:造成山东严重困难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领导班子群众观念薄弱,没有把充分发动群众这个工作中的“牛鼻子”牵起来。而发动群众的关键,在于认真推进减租减息,改善农民生活。
减租减息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为团结各阶层人民共同抗日实行的一项基本土地政策。在1942年之前,山东封建地主占有大量土地,对农民的剥削极为苛重。山东地租率普遍占产量的50%,部分地区高达60%-90%。一般年景,农民仅可得到收成的二至三成。如果不通过群众斗争推行减租减息,群众难获实惠,也不会踊跃投身全民族抗战。
认清症结后,山东抗日根据地迅速行动。1942年5月4日,山东分局作出《关于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开展群众运动的决定》,省战工会颁布《改善雇工待遇暂行办法》等法令。山东分局抽调200余名干部,分赴莒南筵宾区、大店区和临沭县大兴区、蛟龙区开展试点工作。
1942年6月,大店周围24个村的千余农民在区农救会长的带领下游行,与本地的大地主谈判。地主当场答应租地1500亩。农救会和地方公证人组成联合租地委员会,将土地分租给480多户贫雇农,并按“二五减租、分半计息”订立新租约。到秋收时节,减租减息在山东地区渐成群众性运动。
这个阶段的减租减息运动初见成效,但并不彻底,未对大户地主形成有力打击,也未能彻底发动群众。
“一些佃户白天分了粮,晚上又还给地主,还是对地主有一种人格依存的惯性依赖。”莒南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原主任陈庆堂说,“群众怕地主‘变天’,怕八路军待不长;同时,一些地主也在有组织地拉拢群众。”
总的来看,1942年到1943年的减租减息工作,除滨海区和鲁中区基本完成外,其他地区未普遍开展。即使已经进行减租的地区,“明减暗不减”依旧普遍。1943年春,不少地主开始了反攻倒算,侵蚀群众已获成果。
铲平鹰坟,老百姓直起腰来
针对问题,山东抗日根据地在老区开展了“查减”斗争,即检查减租减息政策的实行情况;并在新区继续开展减租减息和增加雇工工资运动。画家任迁乔创作的连环画《翻身》,即以莒南大店“平鹰坟”事件为原型。
1943年10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减租生产拥政爱民及宣传十大政策的指示》。1944年3月,莒南县委群委副书记袁成隆率工作队进驻大店。
“当时许多人管‘大店’叫‘大垫’,因为东西都给‘垫’进去了。”陈庆堂说,“大店的地主和土地都很集中,其中庄氏家族势力最大,号称拥有72家堂号、5万亩土地,势力横跨鲁苏7县,有70多个佃户村、2000多家佃户。”
袁成隆调查发现,解决庄氏家族问题,就解决了莒南群众运动的主要矛盾。
工作队决定从彻底“查减”中深入发动、组织群众。他们在三个村召开佃户大会,通过算账的方法让群众弄清楚“谁养活谁”“谁力量大”,消除顾虑。同时分析庄氏各堂号,锁定民愤最大的庄英甫、庄景楼为主要说理对象。
1944年春,在大店北门外的栗树林里,工作队举行了第二次斗争大会。到会群众三千多人,地主二十多家,还有不少外乡代表。解开思想束缚的佃户们纷纷控诉地主罪行,大会内容也从减租减息转向了清算封建统治。
被迫给地主家立“鹰坟”的魏家大娘的控诉,让大会气氛达到了高潮。1923年春,中和堂地主庄善昶的鹰扑咬魏家的鸡,被佃户魏学墩打死。庄家逼迫魏学墩赔偿,并要求魏家以葬父之礼给鹰出殡,还在魏家门前修筑鹰坟,最终导致魏家家破人亡。
5月28日,工作队再次召开说理大会。庄英甫、庄景楼对佃户的欠账当场具结画押,限期赔偿。中和堂地主则在魏家墓前烧纸叩头,数百群众铲平了鹰坟,四周群众欢呼着“可翻过来了”。
事件带来了立竿见影的改变:此前参加大会的群众往往抱着看热闹的心态,斗地主者以外乡人为主;鹰坟被平后,许多贫下中农敢于站起来,和地主作斗争、提要求。群众争先恐后参加农会,比例占到总人口的51%。庄氏地主被迫减租土地8262亩,减租粮78430斤。
“从此,老百姓在政治上直起腰来,经济上得到实惠,更加贴心向党、拥护八路军。这就是一切为了人民,用党心换民心、用军心换民心。”莒南县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陈庆合说。
1944年11月,山东分局印发《大店查减斗争总结》,有力推动了滨海区和全省的“查减”工作。
中国共产党没有剪草为马、撒豆成兵的法术,但有紧密联系群众的方法和传统。减租减息改变了封建土地占有关系的结构,让更多的群众敢于说话、直起腰来。随着群众觉悟的不断提高,乡村政权和农救会、妇救会、识字班等纷纷建立,还极大激发了群众的参军热情和抗战热忱。山东抗战由此走出被动,根据地迎来大发展。
“少奇之问”的时代之答
临沭苍马山前,“刘少奇在山东纪念馆”坐落于此。1942年,刘少奇受毛泽东同志委托来鲁指导工作。针对减租减息运动的落后状况,他提出了严肃批评:“为什么没有取得对敌斗争的优势?为什么群众没有真正发动起来?”
“少奇之问”,是群众工作之问,是党群关系之问。正是通过减租减息运动进一步发动群众,山东才逐渐形成沂蒙根据地党群同心的局面。
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是我们党永葆青春活力和战斗力的重要传家宝。
如今,在莒南县人社局,“首办窗口吹哨,相关部门报到”的工作机制,为群众“快速办、打包办、简便办”;
临沂市公安局搭建的微信应用小程序“沂蒙同心桥”,用户可以像发“朋友圈”一样上传违法犯罪线索,信息直通警队;
“12345·临沂首发”便民热线服务平台,运行以来的诉求平均办理时长缩短3.6个工作日,现场答复解决率提高7个百分点……
目光投向全省。潍坊寿光的崔岭西村,驻村第一书记韩冰的“民情日记”,记满群众需求;烟台市牟平区供电公司将物业证明等12项高频事项纳入“免证办电”清单,业务办理时限压缩70%;德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形成“AI精准导办+人工审核兜底”服务,突破了传统政务服务的时间与空间限制……
想人民之所想,行人民之所嘱。从1942年的“少奇之问”,到减租减息运动的开展,再到如今山东广大党员干部利用新思想、新方法、新技术服务群众、推动发展,历史与现实共同昭示:唯有在实践中彰显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内核,方能充分发动群众,推动改革不断前行。
(□记者 于新悦 参与采写)
减租减息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了团结各阶层人民共同抗日实行的一项基本土地政策。山东抗日根据地开展的减租减息运动,改变了封建土地占有关系的结构,实现了土地制度的初步变革,促进了抗日根据地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让更多的群众敢于说话、直起腰来,极大地激发了群众的参军热情和抗战热忱。山东抗战逐渐走出被动,根据地迎来大发展的生动局面。
减租减息在困境中起步
向北跨过陇海线的尾段,很快就进入了当年山东抗日根据地的范围。在临沂莒南的山东抗日根据地纪念馆,有一份《1942年山东根据地减租减息增资情况》统计表。图表显示,鲁中、滨海、胶东、清河四区,减租佃户1.83万户,减租土地39.35万亩,减租额620.72万斤,减息款11.19万余元、增加资款2.3万元(北海币)。
1942年是山东抗日根据地生死攸关的转折年。从1940年开始,日军为了准备太平洋战争,疯狂“扫荡”搜刮。至1942年,山东抗日根据地人口从1200万锐减至750万;面积缩至2.5万平方公里,较1940年缩小三分之一,沂蒙根据地被蚕食成“一枪就可以打穿”的狭窄地带。
在此危局下,刘少奇于1942年来到山东。他指出:造成山东严重困难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领导班子群众观念薄弱,没有把充分发动群众这个工作中的“牛鼻子”牵起来。而发动群众的关键,在于认真推进减租减息,改善农民生活。
减租减息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为团结各阶层人民共同抗日实行的一项基本土地政策。在1942年之前,山东封建地主占有大量土地,对农民的剥削极为苛重。山东地租率普遍占产量的50%,部分地区高达60%-90%。一般年景,农民仅可得到收成的二至三成。如果不通过群众斗争推行减租减息,群众难获实惠,也不会踊跃投身全民族抗战。
认清症结后,山东抗日根据地迅速行动。1942年5月4日,山东分局作出《关于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开展群众运动的决定》,省战工会颁布《改善雇工待遇暂行办法》等法令。山东分局抽调200余名干部,分赴莒南筵宾区、大店区和临沭县大兴区、蛟龙区开展试点工作。
1942年6月,大店周围24个村的千余农民在区农救会长的带领下游行,与本地的大地主谈判。地主当场答应租地1500亩。农救会和地方公证人组成联合租地委员会,将土地分租给480多户贫雇农,并按“二五减租、分半计息”订立新租约。到秋收时节,减租减息在山东地区渐成群众性运动。
这个阶段的减租减息运动初见成效,但并不彻底,未对大户地主形成有力打击,也未能彻底发动群众。
“一些佃户白天分了粮,晚上又还给地主,还是对地主有一种人格依存的惯性依赖。”莒南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原主任陈庆堂说,“群众怕地主‘变天’,怕八路军待不长;同时,一些地主也在有组织地拉拢群众。”
总的来看,1942年到1943年的减租减息工作,除滨海区和鲁中区基本完成外,其他地区未普遍开展。即使已经进行减租的地区,“明减暗不减”依旧普遍。1943年春,不少地主开始了反攻倒算,侵蚀群众已获成果。
铲平鹰坟,老百姓直起腰来
针对问题,山东抗日根据地在老区开展了“查减”斗争,即检查减租减息政策的实行情况;并在新区继续开展减租减息和增加雇工工资运动。画家任迁乔创作的连环画《翻身》,即以莒南大店“平鹰坟”事件为原型。
1943年10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减租生产拥政爱民及宣传十大政策的指示》。1944年3月,莒南县委群委副书记袁成隆率工作队进驻大店。
“当时许多人管‘大店’叫‘大垫’,因为东西都给‘垫’进去了。”陈庆堂说,“大店的地主和土地都很集中,其中庄氏家族势力最大,号称拥有72家堂号、5万亩土地,势力横跨鲁苏7县,有70多个佃户村、2000多家佃户。”
袁成隆调查发现,解决庄氏家族问题,就解决了莒南群众运动的主要矛盾。
工作队决定从彻底“查减”中深入发动、组织群众。他们在三个村召开佃户大会,通过算账的方法让群众弄清楚“谁养活谁”“谁力量大”,消除顾虑。同时分析庄氏各堂号,锁定民愤最大的庄英甫、庄景楼为主要说理对象。
1944年春,在大店北门外的栗树林里,工作队举行了第二次斗争大会。到会群众三千多人,地主二十多家,还有不少外乡代表。解开思想束缚的佃户们纷纷控诉地主罪行,大会内容也从减租减息转向了清算封建统治。
被迫给地主家立“鹰坟”的魏家大娘的控诉,让大会气氛达到了高潮。1923年春,中和堂地主庄善昶的鹰扑咬魏家的鸡,被佃户魏学墩打死。庄家逼迫魏学墩赔偿,并要求魏家以葬父之礼给鹰出殡,还在魏家门前修筑鹰坟,最终导致魏家家破人亡。
5月28日,工作队再次召开说理大会。庄英甫、庄景楼对佃户的欠账当场具结画押,限期赔偿。中和堂地主则在魏家墓前烧纸叩头,数百群众铲平了鹰坟,四周群众欢呼着“可翻过来了”。
事件带来了立竿见影的改变:此前参加大会的群众往往抱着看热闹的心态,斗地主者以外乡人为主;鹰坟被平后,许多贫下中农敢于站起来,和地主作斗争、提要求。群众争先恐后参加农会,比例占到总人口的51%。庄氏地主被迫减租土地8262亩,减租粮78430斤。
“从此,老百姓在政治上直起腰来,经济上得到实惠,更加贴心向党、拥护八路军。这就是一切为了人民,用党心换民心、用军心换民心。”莒南县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陈庆合说。
1944年11月,山东分局印发《大店查减斗争总结》,有力推动了滨海区和全省的“查减”工作。
中国共产党没有剪草为马、撒豆成兵的法术,但有紧密联系群众的方法和传统。减租减息改变了封建土地占有关系的结构,让更多的群众敢于说话、直起腰来。随着群众觉悟的不断提高,乡村政权和农救会、妇救会、识字班等纷纷建立,还极大激发了群众的参军热情和抗战热忱。山东抗战由此走出被动,根据地迎来大发展。
“少奇之问”的时代之答
临沭苍马山前,“刘少奇在山东纪念馆”坐落于此。1942年,刘少奇受毛泽东同志委托来鲁指导工作。针对减租减息运动的落后状况,他提出了严肃批评:“为什么没有取得对敌斗争的优势?为什么群众没有真正发动起来?”
“少奇之问”,是群众工作之问,是党群关系之问。正是通过减租减息运动进一步发动群众,山东才逐渐形成沂蒙根据地党群同心的局面。
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是我们党永葆青春活力和战斗力的重要传家宝。
如今,在莒南县人社局,“首办窗口吹哨,相关部门报到”的工作机制,为群众“快速办、打包办、简便办”;
临沂市公安局搭建的微信应用小程序“沂蒙同心桥”,用户可以像发“朋友圈”一样上传违法犯罪线索,信息直通警队;
“12345·临沂首发”便民热线服务平台,运行以来的诉求平均办理时长缩短3.6个工作日,现场答复解决率提高7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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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人民之所想,行人民之所嘱。从1942年的“少奇之问”,到减租减息运动的开展,再到如今山东广大党员干部利用新思想、新方法、新技术服务群众、推动发展,历史与现实共同昭示:唯有在实践中彰显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内核,方能充分发动群众,推动改革不断前行。
(□记者 于新悦 参与采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