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薮

二人传

□ 张世勤
　　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悲剧。略带口吃的韩非，无数次向韩王推介他的治国之术，却始终不为韩王所接受。韩王不接受，并非是因为他不善高谈阔论，观点表达不够清晰，也不是韩王认为他的治国之术不好，而是因为韩国虽忝列战国七雄，但过小的国土面积，过少的人口数量，过弱的国家实力，一直让韩国的战略方寸捉襟见肘。今天魏打过来，明天秦掠过去，连横也不是，合纵也不是，身处四战之地，只能在刀光剑影的夹缝中苟且喘息，让它去实现大一统，结束诸雄纷争的局面，它既没那个动力，也没那个实力。
　　由此，韩非用《孤愤》表达了孤愤，然后埋头著述，《五蠹》《说林》《说难》等系列文章，一写就是20卷，55篇，10余万字。这些竹简，已经与他等身，垫高了他的学识和身价。他总结商鞅、申不害、慎到等前人的法学之说，发展提炼出了依法、重术、恃势的法学三件套，终成战国末年法家学说的集大成者。
　　其实，他不是没有知音，只是他的知音，不在韩，而在秦，不在韩王，而在秦王。秦国的王位传至嬴政后，秦国国力已经十分强盛，嬴政正欲“奋六世之余烈”，继往开来，进一步开疆拓土，一统天下，完成霸业。此时的嬴政，此时的秦国，亟须一种既契合又实用的全新理论的指导，而法家学说，正是支撑嬴政实现梦想最舒适的枕头。
　　嬴政在读到韩非的这些著述后，夜不能寐，只喟叹相见不能。李斯知情后进言：“非，吾与之同学也。”嬴政自是大喜，通过大军压境，逼使韩非使秦，并与之彻夜长谈，交换对时势的看法，韩非也进一步提出了重赏、重罚、重农、重战的思想，不断完善着自己的学说体系。韩非的思想学说，无疑加速着秦国统一六国的步伐。若一切如斯，韩非的命运或许不会出现太多波折，但他与他的同学李斯不同，他有着自身难以解决的矛盾。相较于韩国宗室之子的韩非，生于楚国上蔡，做底层文书出身的李斯，更像是后来足球市场上的自由转会人，他忠于自己的抱负，可以了无牵挂，一心事秦，不存在有楚这个概念。韩非则不同，作为宗室贵族，他身上始终背负着使臣的使命，既崇尚大一统，又试图保全他的母国，于是专门向嬴政上奏了《存韩》。如此一来，他的学者谋士身份便与家国政治身份发生了冲突，自然也让嬴政感到不适。在这种情况下，只能是他的学说可以留下，但人不能再留。若不留人，将其遣返韩国，恐又成将来劲敌，那么让其消失，便似乎成为唯一的选择。
　　从这个逻辑上说，认定韩非之死是受李斯的嫉妒和谗言所致，恐有失公允。李斯的才能并非一般人认为的在韩非之下，单看他离开荀子学堂，坚定不移地奔向秦国，就知他的志向。单看他的《谏逐客书》，就知他的文采和政治视野。单看他贡献出的改分封为郡县，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统一货币的国家治理智慧，就足以配得上丞相一职，这也是他能够从一名底层小吏，到门客，到郎官，到长史，到客卿，到廷尉，到丞相，一路连获擢升的原因。韩非的《存韩》，不仅让嬴政感觉不适，让曾经同窗的李斯也颇为尴尬，因为李斯给出的谋略是“先灭韩，以恐他国”。这时候的李斯跟嬴政一样，也须作出抉择。试想，假如没有《存韩》，李斯真想谋害韩非的话，仍然会有很多理由，甚至无须联合什么上卿姚贾，他自己手中的权力已经足够。
　　所以，同过窗，知根知底，并不是致命的，致命的还是各自的政治立场。可以想见，对于赐予韩非毒药，李斯的内心不可能不起一丝波澜，单用人性之恶去解释这桩历史遗案，应该是片面了。
　　公元前208年，李斯被秦二世腰斩于咸阳闹市，夷三族。此事与韩非无关，但与他们共同醉心的法家学说有关。法家学说有法家学说的好，但也有它明显的弊端，比如它对于人文关怀的缺失，对于人格独立的不尊重，如此等等。在他们心心念念把皇权推向极致的同时，他们也已经理所当然地成为皇权任意摆布的工具。
　　二人的死，不影响其后的一代代帝国，或腥风血雨或繁荣昌盛地向前运行，直至两千多年封建社会制度的彻底消亡。我其实很想把两人从厚厚的史书中约出来，与韩非谈谈他创造出的自相矛盾、守株待兔、讳疾忌医、滥竽充数、老马识途、买椟还珠、吹毛求疵等成语，与李斯谈谈他被赵高挟制的那段不堪的岁月。远离曾经经历的历史激荡之后，作为同学，作为同僚，作为朋友，或许所有疙瘩，都很好解开。一句话，一声吼，一笑而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