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克多·雨果笔下的女性

谈薮
□ 李沅憬
　　作为浪漫主义文学大师，维克多·雨果的作品处处充斥着女性角色的身影。然而，如果我们对其作品细读，不难发现，这位文学巨匠的作品中，对于女性意识的淡化及女权主义的扭曲也是显而易见的。
　　在《巴黎圣母院》中，雨果本人受到当时七月革命的影响，其政治立场是十分激进的，他本人曾多次发表对于革命者们赞颂与同情的文章。这使得雨果在此时比起晚期更加支持女性意识。
　　他刻意在文中塑造了两个世界：“愚昧的男性”代表了传统的、黑暗的、虚伪的中世纪社会。而“单纯的女性”则是代表了那些在黑暗的社会中苦苦生活的良善之人。这种冲突凸显了中世纪社会压抑，病态的同时，也凸显了这些市井妇人善良、淳朴的本质。女主角“埃斯梅拉达”便是一个典型的，善良而正直的人。她能为了救萍水相逢的陌生诗人格兰古瓦而牺牲自己未婚的名誉，也会在众目睽睽之下为曾试图抓捕自己的加西莫多递上一碗清水，或是让虚伪的菲比斯以劳累的借口在她怀中歇息。这种充满人性的人文关怀遍布了埃斯梅拉达所出现的每一个情节。这体现了雨果对于这样一个正直的自由女性的赞美。
　　然而，在《悲惨世界》中，虽然雨果一贯的女性同情者的立场并没有改变，但是其在政治上由“革命派”转变到“共和派”，不由得影响到了其作品中对于“女性意识”的贬低。
　　雨果对于女性外貌的描写几乎决定了其形象：芳汀、珂赛特和爱泼妮几乎都被“美人”这样的称号冠名过；反之，一些负面的角色，诸如“德纳尔大娘”，几乎都是粗糙而壮实的。这样以“美貌”作为评判女性的标准在意识上极大程度物化了女性；如果一个女人是一个好人，那么其必须精细打扮，而在这种接连不断的粉饰过程中，女性本身的意识被打破、被重构而最终丧失本我并因此走向悲剧。
　　雨果还在小说中极大地强调了“忠贞纯洁”对于女性的重要性。马德兰于滨海蒙特勒伊开设的工厂中对工人的要求是，“做诚实的姑娘！”这种贞洁观念的强调导致了女性之间的互相鄙视：芳汀便是因此被逐出了社会；同样在后文中，雨果对于马吕斯和珂赛特的爱情特意强调了“忠贞”的概念，在花园里的幽会只有一吻而结束，同时说明“他们无比贞洁，无比天真”。忠贞的概念不可避免地导致女性在小说中和母性紧紧相连，雨果在小说中几乎是刻意地强调了这种现象：几乎所有女性都要有成为母亲的职责，即使粗俗野蛮如德纳第夫人，仍是能通过这一点获得作者的些许赞扬。这种对于母亲身份重要性的强化导致了小说中对于贞洁和母性的扭曲；好似女性生来便是要称为母亲的，雨果削弱了女性个人意识在家庭构建中的重要性，转而是利用了一种类似于“天命”的玄学说法将女性限制在母亲这一角色中。然而小说对于女性群体极大的号召力导致了它客观地在社会上强化了女性的忠贞与责任意识，而对男性不作要求，进而潜移默化地影响妇女们的观念，拖延了妇女解放的进程。
　　最后，宗教在《悲惨世界》的形象变得完全异于《巴黎圣母院》；在雨果的笔下，它逐渐从一个压迫人民自由、剥削公民权利的机构转变为了一种精神上的追求、一个对于人们来说可行的解脱道路。这种宗教上态度的转变导致了雨果对女性文化的理解是错误且保守的。珂赛特，一个文中最为光鲜亮丽而完美的女主角，几乎一生的时间都活在男人的保护之下，以一种恭谨顺从的态度出场。这种恭敬，温顺和善于打扮的女性形象显示了雨果本人对于女性文化的限制，男人往往是坚韧的，勇敢的，有责任的且做主的。譬如冉阿让和马吕斯，而珂赛特这样的“完美女性”无须花费时间精力在她可以关心的事情上，因为大部分事情已经被男人们所包揽，这导致了女性在社会地位中变得异化：脱离了生产和社交，再次回归到传统的“女主内”的角色中。
　　诚然，雨果本人并不是一个主观上的大男子主义者。相反，他实际上是一名妇女的同情者，他笔下无数的妇女生活细节证实了他对于各类女性的细致观察和同情。但是，出于其时代的限制和思想上传统的二元对立思维，他笔下的男女具有不对等的人格。这个特点导致了其不能从女性的视角出发支持女性主义，反而在客观上延续了传统的男尊女卑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