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文学“骑士”周涛

　　□ 安黎
文荟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度沉溺于诗歌的我，在一本几乎把当年活跃于诗坛的诗人一网打尽的《青年诗选》上，第一次看到了周涛先生的名字。也由此知道，周涛与杨牧、章德益并列，享有新疆文坛“三驾马车”之誉。
　　陕西和新疆，同属西部，但新疆何其遥远；周涛与我，同样投身文学，但差距岂止云泥之别。当周涛久负盛名，仿佛星辰闪耀于天际之时，灰头灰脸的我，尚且孤守夜灯，为自己文字的四处碰壁而暗自神伤。那时，我自然也不曾料到，高坐云端的周涛先生，后来竟会留意到我的存在，并与我产生精神的共振。
　　我与周涛先生的交集，起始于一封信。那是1993年，此时的我，因在文学方面初露端倪，而被调至《美文》杂志社。某个午后，时任常务副主编的宋丛敏先生，手拎一封拆开的信件，从我办公室敞开的门外一摇一晃地走了进来，大声地嚷嚷道：快看看，大作家周涛在信中表扬你了！
　　说着，宋先生把从信封里抽出来的信笺递给了我。信纸总共一页半，前半部分，是周先生在向宋先生交代其他事情，而后半部分，他却笔锋一转，询问我的情况：你们杂志社有个安黎吗？最近读到他的两篇文章，一篇是刊发于《随笔》的《文坛综合症》，另一篇是刊发于《家庭》的《妻子爱唠叨》，这么痛快淋漓的文章，多少里年都未曾读到过……宋先生早年在新疆从事文化工作，和周涛先生颇为熟悉。他把信件留给我之后，拍拍我的肩膀说：好好写，有机会了我引荐你和周涛老师认识。
　　没过几日，我就接到一封信函，用手一摸，就断定信皮里面包着一本书。信封的右下角，标注着发信地址和发信人：新疆军区创作研究室周涛。把信拆开，果然是周涛先生的名作《放牧天山》。打开书，只见扉页上，有周涛先生用手竖写的题签：从两篇文章里认识了安黎，太精彩！书赠安黎留念。周涛，某年某月某日。再继续翻书，翻出两页纸的手写信函，字缝间充溢着一股豪放之气。
　　出于礼貌，我给周先生回了一封信，感谢他能破解我的心迹，体察我的心伤。周先生笔下风雷激荡，生机盎然，在做人上，更是爱憎分明，光明磊落。一个山西的游子，在新疆生活久了，便也就新疆化了，像新疆的地域一样辽阔，像新疆的天空一样高远，像新疆的山脉一样坚硬，像新疆的雪水一样柔情，像新疆的胡杨林一样顽强。
　　后来，周先生还给我邮来了他的墨宝。他的书法，字体恣肆，不拘章法，但气韵不俗，极富文化的内蕴和骨力。
　　数年后，我因公赴疆，终于见到了心仪已久的周先生。周先生豪迈而又不失风趣的性格，显露于他的言谈举止当中。在一个度假村里，于暮色的篝火旁，他坐在一把木椅上，该笑时放声地笑，该骂时大声地骂，像是一个率真的老顽童，乐悠悠地享受着一帮文友的任意戏谑。年过六旬的周先生，声音尽管有点儿沙哑，但丝毫都不影响他表情的意气飞扬和声调的铿锵有力。有文友调侃他是在装耳聋，说但凡给他说正经事，他皆充耳不闻，但只要有人“诋毁”他，哪怕声音再低，他的耳朵都会立刻变为一台灵敏的雷达，将其捕获。为验证真伪，文友还特意当场进行了测试，果然得到他的反击。但反击过后，却是一阵开怀大笑。
　　几年之后，周先生因给央视写电视片的解说词，又一次光临西安。某个中午，他被簇拥着来到杂志社。他的到来，我起先是不知情的，但很快就有人来敲我的房门，说周涛老师来了。我疾步走向他暂坐的房间，握手并寒暄过后，他提议去我的办公室小坐。跨入我的办公室，他俯下身子，看我铺展在桌案上尚且来不及收拾的手稿，随口抛出了一句惊叹：呀，一笔好字！
　　我原以为他的这句话是赠给我的一顶高帽子。新疆的多位文友，在和我开玩笑时，都会戏言“一笔好字”云云。当然，也有对我字的真实状况有所了解的文友，为周先生打圆场，说周先生之所以误认为我是“一笔好字”，纯粹源于他的视力不佳。
　　周先生和我至今都未加微信，但若有微友转发我的文章，一旦被他读到，他时常会以留言的方式，对我的文字予以肯定。当微友转来他留言的截图时，我自然是无比地感怀。
　　人和人的关系很是奇怪，有的人，你和他相处了一辈子，却仿佛彼此间始终隔着一道墙，你看得见我，我看得见你，却始终无法心灵共通；但和有的人，不曾相见，或极少相聚，像我与周先生，心灵的河流却相互融汇，你听得到我的心跳，我摸得透你精神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