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自行车是人们的主要代步工具。在一段很长的时间内，中国被称作“自行车王国”。在城镇工厂大门口，随着下班铃声响起，一辆辆自行车鱼贯而出，蔚为壮观。
在我的家乡昌潍平原，人们以家里有辆自行车为荣。蹬着自行车出门，前梁上坐着幼儿，后座上载着娇妻，前把挂一只帆布包，那是青年人很幸福的一件事。
当年最有名的自行车牌子当属上海产的“凤凰牌”“永久牌”，天津产的“飞鸽牌”“红旗牌”“金狮牌”等也不错。而青岛产的“国防牌”“金鹿牌”，由于载重量大且“皮实、抗造”，更受年轻人青睐。谁要是有了这样一辆自行车，那是很牛叉的事，如同现在开着“宝马”“奥迪”一般风光。
前些年一次高中同学聚会时，有位同学对我说：你读高中时的长相记不清了，但对你骑的那辆自行车，至今记忆深刻。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自行车已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有了很重要的位置，自行车当做嫁妆是一件很有面子的事。当年公社驻地还设立了“自行车管所”，购置自行车后需要上牌登记，还要在车体不同部位打上钢印，领取一本“行车执照”。
早先需要凭票购买自行车，进入八十年代末后，自行车虽然还属于大件商品，但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自行车开始了爆发式的增长。
那年盛夏，我考入家乡一所高中就读，每天从家往返学校的距离约有4公里，而拐弯借道走公路则要5公里多。那年月，自行车尚为稀缺物，整个村子里也就是十辆八辆的。 我们家是无车一族，我上学、放学，只能徒步行进。
夏日的清晨，踏着露珠，穿过绿油油的庄稼地两侧的一条条乡间小路，一路小跑，往往用时四五十分钟才能进入校园。那时候，我多么希望尽快拥有一辆自行车啊！
幸福来得太突然。隔壁班的同村黄姓同学，出生在大城市沈阳，他跟随返乡接受“改造”的父母住进了村子。由于家庭条件优越，知识分子出身的父母为小黄购置了一辆崭新的青岛产“金鹿”牌自行车。然而，小黄同学从小身体柔弱，尽管个头不矮，但就是学不会骑自行车；而我会骑自行车，却手头无车。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俩人一拍即合：一方出力，一方出车，你情我愿，共渡难关。自此以后，每天早上小黄同学推着自行车在村口等待，我准时赶过去接过车子载他去学校。放学时，我们两人相互约定时间、地点，角色互换，返回家中。
然而“好景不长”，两个多月后，一纸平反决定书，将小黄一家人唤回繁华的都市，也宣告了我们两人“互惠互利”骑车上学的这段佳话的结束。从此，我又开始了徒步上学的日子。
时隔半月有余，一个周末的午后，邻居颜姓家的大娘登门对我母亲说：“俺家刚买了一辆自行车，可是二闺女还没有学会骑车，今后就让他们两人结伴骑车上学吧。”
次日清晨，小颜同学又扮演起了当初小黄同学的角色，只是她胆量小，试了几次也跳不上自行车后座。无奈，每次都是我把自行车推到一处前低后高的地方，或者把车子后座歪向她，方便其跨上后座。随后，我推着车子，后脚蹬上三四下，等前进速度合适时，右腿一跃，迅速从前梁上车。
那个时代，受“男女授受不亲”封建思想影响，骑车载着女同学上学的整个行程，两人表情严肃，互不理会，虽说同属一个班级，从没有任何言语交流。为了遮人耳目，待到下午放学时，小颜同学便悄悄地推着车子走出校园老远，等我气喘吁吁地赶来，接过车子。
转眼到了高二学年的初秋，远在东营工作的父亲历时两天一夜，行程200余公里，将“托关系”买的一辆“红旗牌”自行车骑回了老家。
“这会我再也不用和同学‘搭伙’共骑一辆自行车了。”看着崭新的自行车，我一时高兴得不知说什么好。
红旗牌自行车是天津市红旗自行车厂生产的国产自行车，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面世以来，以优异的质量和性能赢得了群众的喜爱，社会上广为流传这样一句自行车民谣：“飞鸽快，永久耐(结实)，红旗加重也不赖。”可见红旗自行车的受欢迎程度。自此，我终于实现了拥有一辆自行车的梦想。
在高二的一学年中，我与自行车成为形影不离的好朋友，每天都要擦拭几遍，还专门购买了塑料绳，把车子的前梁、下叉包裹起来，生怕磕着碰着。上学、放学碰到雨雪天，遇到泥泞的土路，我都是将自行车扛在肩头，让自行车“骑”我，避免有半点损坏。
时光荏苒，一晃40多年过去了，汽车进入越来越多的寻常百姓家，许多家庭的自行车早已“退役”，小区自行车棚里的自行车也锈迹斑斑，无人问津。
最后弱弱地问一句：你还记得你的第一辆自行车是什么时候买的？是什么牌子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