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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沂经开区法院发出《自动履行证明书》

助力主动履约企业成功中标

2026-04-02 作者: 来源: 山东法制报
  □ 郑华 李建平
  原被告相约一起来到临沂经开区法院,将锦旗送给承办法官刘艳东,表达对法院“法护营商暖企业”和“引导主动履行、助力信用修复”的谢意。
  2025年5月26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了《投资合作协议》。按协议规定,原告将500万元的首付金分五次汇到被告企业账户,被告收款后因之前规模扩大、原材料紧缺等原因无法履行合同义务。见合作不成,原告申请了诉前保全,查封了被告的账户和部分设备,并向法院提起诉讼,申请解除《投资合作协议》,返还已经支付的首付金和利息及其他损失。
  今年1月,经开区法院审理该案,其间多次组织双方调解,被告企业承认项目出了问题无法履约,但原告申请查封直接导致企业信用受损,影响了其他项目的投标入围,申请暂时先解封。经数月调解,双方各不相让。法院作出判决:被告于判决书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原告的500万元首付款、资金占用费及利息。
  判决作出后,刘艳东并未止步于“结案了事”。按照“谁审理、谁负责督促履行”的工作思路,争取“案结事了”,尤其在与被告企业沟通时,从法律账、经济账、信用账三方面进行释明:一旦启动强制执行,企业需承担执行费、迟延履行利息等额外成本,同时面临执行记录公开、失信惩戒等信用进一步受损的后果,如果主动履行除避免上述经济损失,法院也会出具相关证明助力企业信用修复。诉讼期间,企业负责人也感受到因涉诉查封,企业经营活动已经受阻。
  经过刘艳东的不懈努力,在案件尚未进入执行阶段,被告通过收缩经营规模等方式筹集资金,主动履行了相关判项,经开区法院为该企业出具了《自动履行证明书》。就在被告主动履行不久,在一次投标中,原本因涉诉查封无法入围,法院及时出具证明书助力企业成功中标。也正是因为法院及时督促履行,挽回了原告企业经济损失。
  法官说法:
  涉诉信息可能对企业融资、招投标、资质认定等产生一定影响。出具《自动履行证明书》,可以帮助主动履行义务的企业在相关环节消除误解、减少不便,是司法助力信用修复的具体体现。
  临沂经开区法院将在出具《自动履行证明书》的基础上,探索建立“诚信履行名单”制度。对列入名单的企业,在今后诉讼中可依法享受诉讼保全担保放宽、司法服务绿色通道等便利。帮助企业在融资、工商、税务等方面减少不必要的障碍,让“守信获益”落到实处。推动形成“失信受罚、守信获益”的社会共识,引导更多当事人从“要我履行”向“我要履行”转变,从源头减少进入强制执行的案件数量,提升司法效能。
  □ 郑华 李建平
  原被告相约一起来到临沂经开区法院,将锦旗送给承办法官刘艳东,表达对法院“法护营商暖企业”和“引导主动履行、助力信用修复”的谢意。
  2025年5月26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了《投资合作协议》。按协议规定,原告将500万元的首付金分五次汇到被告企业账户,被告收款后因之前规模扩大、原材料紧缺等原因无法履行合同义务。见合作不成,原告申请了诉前保全,查封了被告的账户和部分设备,并向法院提起诉讼,申请解除《投资合作协议》,返还已经支付的首付金和利息及其他损失。
  今年1月,经开区法院审理该案,其间多次组织双方调解,被告企业承认项目出了问题无法履约,但原告申请查封直接导致企业信用受损,影响了其他项目的投标入围,申请暂时先解封。经数月调解,双方各不相让。法院作出判决:被告于判决书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原告的500万元首付款、资金占用费及利息。
  判决作出后,刘艳东并未止步于“结案了事”。按照“谁审理、谁负责督促履行”的工作思路,争取“案结事了”,尤其在与被告企业沟通时,从法律账、经济账、信用账三方面进行释明:一旦启动强制执行,企业需承担执行费、迟延履行利息等额外成本,同时面临执行记录公开、失信惩戒等信用进一步受损的后果,如果主动履行除避免上述经济损失,法院也会出具相关证明助力企业信用修复。诉讼期间,企业负责人也感受到因涉诉查封,企业经营活动已经受阻。
  经过刘艳东的不懈努力,在案件尚未进入执行阶段,被告通过收缩经营规模等方式筹集资金,主动履行了相关判项,经开区法院为该企业出具了《自动履行证明书》。就在被告主动履行不久,在一次投标中,原本因涉诉查封无法入围,法院及时出具证明书助力企业成功中标。也正是因为法院及时督促履行,挽回了原告企业经济损失。
  法官说法:
  涉诉信息可能对企业融资、招投标、资质认定等产生一定影响。出具《自动履行证明书》,可以帮助主动履行义务的企业在相关环节消除误解、减少不便,是司法助力信用修复的具体体现。
  临沂经开区法院将在出具《自动履行证明书》的基础上,探索建立“诚信履行名单”制度。对列入名单的企业,在今后诉讼中可依法享受诉讼保全担保放宽、司法服务绿色通道等便利。帮助企业在融资、工商、税务等方面减少不必要的障碍,让“守信获益”落到实处。推动形成“失信受罚、守信获益”的社会共识,引导更多当事人从“要我履行”向“我要履行”转变,从源头减少进入强制执行的案件数量,提升司法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