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一株和解花

□张新芬李双双

　　2025年12月31日，当王某与刘某夫妇在撤诉申请书上落下最后一笔，一场因医疗事故引发、持续4年的民事与行政诉讼，连同背后整个家庭锥心之痛，终于在岁末钟声敲响前悄然和解。
　　我送他们到门口时，刘某转过身，还未开口，泪水已盈满眼眶。静默良久，她才低声说：“法官，让您费心了。”我握住她微微颤抖的手，那双手比2年前初见时更显粗糙，此刻透着微凉的汗意；她眼角的皱纹，也因经年累月对女儿的思念而刻得更深。“职责所在。”我轻声回应，“重要的是，今天画下的句号是圆满的。明天就是新的一年了，愿你们能睡个安稳觉，从此面向阳光。”
　　望着他们相互搀扶、渐行渐远的背影，我驻足良久。立案大厅恢复宁静，而我心中波澜微起——这不仅是一起案件的终结，更像目睹一块经年的坚冰，在执着的暖意下终于融成一泓可以流向春天的活水。
　　这起案件的源头，是一对父母无法愈合的丧女之痛。自爱女在医院转运途中不幸离世，王某与刘某的人生便陷入漫长的“维权迷宫”：先就医疗损害责任起诉医疗机构，历经一审、二审；随后，因行政机关履职问题，又将卫生监管部门诉至法院，要求确认行政行为违法、判令履行法定职责。
　　4年里，他们循环往复，步履维艰。时光不仅染白了他们的鬓发，也让刘某积郁成疾、日渐消瘦，常年往返于莒县与济南的医院之间。
　　我仍清晰记得2024年年初，他们第一次起诉卫生监管部门、请求确认行政行为违法的情形。他们坚持要求撤销监管部门于2023年底作出的答复，并责令其对涉事医疗机构及相关人员的违法行为依法查处。庭审中，她从孩子就诊的每一个细节开始梳理——那不仅是事实的陈述，更是一位母亲心碎的低语。身旁的王某始终紧握双拳、眼眶通红，沉默地绷紧全身，仿佛承担着所有未能说出口的创伤。法庭最终依据事实，认定卫生监管部门的答复不符合规定，判决撤销该答复并责令其限期重作。那一刻，他们如释重负，仿佛抓住了黑暗中的一缕微光。
　　2025年，当我再次受理他们要求判令卫生监管部门履行法定职责的新诉讼时，却发现他们心中的结已系得更深、更紧。过去的判决裁断了一时是非，却未能填平那情感的裂痕。
　　法庭上，刘某情绪多次失控，悲愤的控诉与绝望的哭泣在肃穆的空间里反复回荡。我清晰地意识到：坐在原告席上的，不仅是法律意义上的当事人，更是两个被漫长苦难笼罩的生命。那一刻，我明白本案的症结早已超越单纯的法律适用。事故至今已逾四载，相关事实与争议已在过往程序中反复辨明，而当事人内心的痛苦与执念却随时间不断堆积、发酵。这一次，我的工作重心必须从“解法结”转向“解心结”，力图以“诊断式”倾听为起点，借“修复性”沟通为桥梁，最终实现真正安顿生命、达成“实质性”的纾解与了结。
　　我并未急于组织开庭或质证，而是安排了数次长时间的谈话。在最初的沟通中，他们言辞激烈，目标直指追究主治医师的刑事责任——这显然已超出行政诉讼乃至民事赔偿的范畴。但我要求自己，不只听诉求，更要听诉求背后的声音。在那些愤怒的陈述间隙，我捕捉到深切的疲惫，一种“若放弃便愧对女儿”的自我捆绑，以及被漫长程序耗尽的对公正的渴望。我意识到，诉讼本身已成为他们寄托哀思、对抗遗忘的情感仪式。
　　“我理解，我也是妈妈。”这句话，成为我每一次对话的真诚开场。我不再仅仅扮演中立裁判者，而是尝试做一名耐心的倾听者和理性的疏导者。在后续20余次“背对背”与“面对面”的协调中，我不断拓宽情感与认知的柔性轨道：肯定他们4年坚持背后深沉的爱与不甘，也引导他们思考——女儿最希望看到的是什么？是父母继续深陷诉讼泥潭、耗尽健康与余生，还是能够带着对她的爱，努力重新面对生活？我帮助他们区分“追究责任”与“告慰女儿”这两个已被混同的目标，松动那个“唯有严惩才能心安”的认知困境。
　　过程犹如潮汐，时有反复。化解的希望有时仿佛触手可及，又倏然远逝。但我们没有气馁，因为我们看到了那一闪而过的、他们对“结束”的渴望。再次厘清、协商、安抚……最终，在2025年的最后一个工作日，所有努力汇聚成和解的暖流。
　　刘某终于说出“不再追究了”。那一瞬间，我看到的是一种卸下千斤重担后几乎被抽空却又如释重负的神情。我告诉他们：“2026年是崭新的开篇，让所有好的、坏的，都留在今天吧。”这不仅是时间上的划分，更是心灵重启的仪式。
　　他们一步三回头地离去，眼中泪光未散，但脊背似乎挺直了些许。
　　回到办公室，推开卷宗，心绪难平。法官的日常，是审查证据、厘清法律、撰写文书；但我们所面对的，从来不是冷冰冰的案由和编号，而是滚烫的人生与具体的悲欢。这起案件让我更深切地体悟到“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的千钧之重。司法的人文关怀，是其间的血肉与温度，让这片苍穹之下的人们在遭遇不幸时，仍能相信有路可走、有光可循。
　　4年心结，解于岁末。我们见证了一个句号的落下，更祝愿一个新的开端自此徐徐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