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故宫人刻画时代雕像

　　□　本报记者 蔡可心

　　近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主办的“故宫人的时代雕像——《国宝》三部曲新书发布会”在北京红楼公共藏书楼举行。随着第三部《亿兆斯民》正式亮相，这部耗时数载、逾八十万字的著作，以完整面貌呈现在读者面前。此前，《国宝》前两部已荣获十数项行业荣誉。
　　《国宝》三部曲以20世纪30年代为起点，以那文松等故宫人的命运浮沉为主线，真实还原了故宫文物从北平出发，历经南京、上海，最终迁往大西南，而后分隔海峡两岸的艰辛历程。小说通过一个家庭的悲欢离合、聚散流徙，讲述其因南迁而波澜飘摇的家族史，以小见大，从烟火日常的民间立场见证磅礴沧桑的近代中国。
　　作家、红学研究家刘心武在发布会上分享了阅读感受。他谈到，让自己为之动容的，是第三部对中国人精神内核的挖掘。“什么是国宝？文物是国宝，但是亿兆斯民灵魂深处几千年来的文化积淀才是真正的国宝。”他提到书中前后留白、格外醒目的“回家去”三个字，“我们中国人灵魂深处一个非常真实的东西就是要回家，我们讲究大团圆，我们要团聚，我们要分久必合，我们要破镜重圆，我们要碎玉合璧，这是深藏在中国人包括我个人心底深处非常宝贵的一种情愫，这就是我们的国宝。”
　　从非虚构作品《故宫文物南迁》到长篇小说《国宝》，祝勇完成的不仅是文体的跨越，更是从“行为史”到“心灵史”的深化。谈及创作的初衷，祝勇首先从文物的本质价值切入。他指出：“故宫是明清两代的皇宫，但故宫里面的文物却不是，它们是历朝历代的文化结晶，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财富。”故宫文物南迁这一历史事件，正是在中华文明面临存续危机的关键时刻，先辈们为守护这份物证的壮举。书写文物南迁的故事，本质上是书写文明守护的史诗。
　　《国宝》的深刻之处，在于它揭示了一个民族的尊严从何而来——不是来自征服，而是来自守护；不是来自占有，而是来自传承。当文物在战火中辗转，当守护者在绝境中坚守，一种超越个体的文明力量便悄然生长。为此，祝勇将一个个小人物推至前台，为众多角色精心编制人物小传，让那些湮没在烽烟中的面孔重新浮现。刘心武认为，祝勇写小说是为了探寻“心灵史”：“他想写这个人物的行为，更想写人物的内心，他不仅要写行为史，还要写心灵史。小说是探索人心的利器，这是所有其他文学体裁都难以匹敌的。”
　　面对浩繁史实，祝勇坦言创作之初的艰难：“这个题太大，有无从下手的感觉。”他的解决之道，是从宏观史述转向微观命运，借鉴《四世同堂》等经典的经验，通过小人物、小角度来反映大事件、大时代。他回应真实与虚构的关系时说：“人物是虚构的，但他们走的路、花的钱，所有细节都必须是真的。那文松是假的，但他从大方家胡同到故宫上班的路线是真的；沈芷伊是虚构的，但她投江的那条江，是文物南迁真实上岸的地方。”
　　著名评论家施战军指出，《国宝》的价值在于它充满了“精灵式的细节”——一个细节可以负载前前后后的命运、人物心智、内心图景。“这个信息量是活的信息量，是审美信息量。你看到这儿的时候会联想很多、触动很多，把所有历史最后都揪到自己心里来，看到一个民族内心世界的图景。”他认为，在AI、虚假图像不断侵扰认知的今天，《国宝》提供了一种穿透性的、通透的认知方式。“它既是现实主义典范的作品，同时也是深具现代文明气韵的一部好的长篇小说。”
　　当那文松在垂暮之年踏上归乡的路，当梅遇影在北京的胡同里等来半个世纪的团圆，当破碎的玉佩终于在阳光下重新合璧，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家庭的重逢，更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还乡。
　　小说第三部结尾是一行字：“人生中他们好像是第一次，可以这样安然地，谋划未来。”这句话道出了整部作品的精神指向：历经离乱之后对团圆的渴望，穿越苦难之后对安然的期盼。“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或许就是他们当年所期盼的未来。”
　　《国宝》三部曲不仅为文物南迁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立传，更为每一个在时代洪流中守护文化根脉的普通人，树立了一座不朽的精神雕像。在这座雕像面前，我们看到的不仅是过去，更是未来——一个文明如何穿越苦难而生生不息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