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牍凝岁月 丝路续前缘

　　□ 本报记者 张九龙

　　在丝绸之路研究热潮持续升温的当下，甘肃简牍博物馆马丽所著《“简”读中国：敦煌汉简里的丝绸之路》（以下简称《“简”读中国》），以敦煌出土的汉简为史料，串联起汉代丝路的政治往来、军事经略、制度创新与文明交融，让沉睡两千年的木简“开口说话”，铺展开一幅有温度、有细节、有风骨的汉代丝路实景图。
　　打捞被正史忽略的细节
　　丝绸之路的历史脉络，往往依赖《史记》《汉书》等传世典籍。这些官方正史的目光，多聚焦于帝王将相的经略与重大历史事件的演进，对于底层民众的生活图景、日常往来的琐碎流程，只是寥寥数笔。敦煌汉简的出土，为这些留白填上了生动注脚。
　　沉睡千年的木简，记录着公文传递、食宿接待、物资调配等日常事务，堪称汉代丝路的“即时通信记录”。《“简”读中国》将简牍释文、考古背景与历史延伸衔接起来，使得碎片化的文物信息串联成链。
　　书中对汉廷与大月氏交往的考证，便是例证。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联络大月氏的故事，早已深入人心，但宣帝甘露年间与大月氏的往来细节，传世文献却语焉不详。敦煌悬泉置出土的一枚木简，记录了甘露二年（公元前52年）朝廷下发的传信，要求沿途驿站接待护送大月氏使团。这枚木简印证了汉朝与大月氏官方往来的延续性，并通过“主客郎中”“都内令”等官职名称、“二封轺传”的接待规格，把外交流程与驿站制度具体化呈现出来。
　　汉元帝永光五年（公元前39年）的“康居王使者册简”，则是一段被正史彻底遗忘的历史。木简详细记录了康居王使者、苏薤王使者等人献橐驼时，因酒泉太守单方面将“肥壮白驼”定为“羸瘦黄驼”而引发的纠纷。这起看似不起眼的贡物估值争议，还原了汉代贡赐贸易的流程规范，并暴露出当时汉朝因康居结盟匈奴而产生隔阂，让一段尘封的外交博弈浮出水面。
　　“浮屠简”中“小浮屠里”的记载则改写了历史。“浮屠”是佛陀的梵语音译，以其命名乡里，意味着佛教在公元1世纪下半叶已传入敦煌并融入民间生活，这一发现将佛教传入敦煌的时间提前了近两个世纪，打破了“佛教东汉明帝时传入中原再西传”的固有认知。而“折垣王献狮简”，则证实西汉后期折垣王已遣使向汉朝献狮，汉廷专门派“钩盾使者”迎接，沿途驿站提供肉食优待。过去，传世文献中仅见东汉西域献狮的记载，这枚木简印证了丝路物种交流的早发性。
　　从“元康五年悬泉置过长罗侯费用簿简”中记录的三百八十四人使团饮食开销，到解忧公主归汉的沿途接待传信，从匈奴日逐王归汉的膳食安排，到译人调配的公文指令……丝绸之路不仅是“使者相望于道”的宏大通道，更是由无数次驿站接待、物资调配、公文传递、民间往来构成的鲜活网络。这些被正史忽略的“小事”，恰恰是构成丝路历史的基石。

　　跨越山海的坚守与奉献
　　丝绸之路的繁荣，是一代代行者用脚步丈量、用生命坚守的成果。《“简”读中国》以敦煌木简为线索，勾勒出一组立体丰满的丝路人物群像。其中，既有张骞、赵充国这样的历史名人，也有冯嫽、少夫公主、译人、戍卒等在史书中默默无闻的角色。
　　张骞“凿空”西域的壮举，早已载入史册，但悬泉汉简的记载，让这位开拓者的形象更加鲜活。《“简”读中国》通过考证张骞出使西域路线与悬泉置遗址的关联，还原了他第二次出使西域后，西域诸国使者相继归汉的场景。正是他“十三年持节不失”的坚守，为丝路畅通奠定了基础。而简牍中关于“大月氏诸国客”的接待记录，印证了张骞之后汉与西域诸国友好往来的延续性，让他的功绩不再局限于联络大月氏的单一使命，而是成为贯通丝路的标志性符号。
　　丝路行者中，几位女性的身影格外动人。解忧公主在乌孙生活五十年，历经三次婚姻、数次宫廷变故，始终坚守汉乌联盟的初心。一枚木简详细记录了汉廷为其安排沿途接待的传信，短短“有请诏”三字，既体现了皇帝的恩准，更暗含着对她半生奉献的认可。她的侍女冯嫽，凭借精通史书、熟悉西域事务的优势，多次持节出使诸国，被后世誉为“女张良”。有一枚木简就记载了鱼离置为其提供马匹和饲料的费用明细，这份看似普通的账目，成为冯嫽外交功绩的实物佐证。在乌孙内乱、汉廷欲派大军讨伐时，正是她只身前往北山劝说，避免了一场战争。
　　第一任和亲乌孙的细君公主，故事则充满了悲壮。远嫁异域的她，面对语言不通、习俗迥异的困境，写下“居常土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的悲歌。而木简中“乌孙公主女少夫遗质子马一匹”的记载，证明她的精神得以延续。少夫公主长大成人后，像母亲一样活跃在西域外交舞台，用“遗质子”的行动巩固汉乌关系，填补了史料中有关其生平的空白。简牍中提及细君公主创制琵琶的传说，更让这位悲情公主多了一层文化使者的传奇色彩。
　　书中的男性角色，同样闪耀着光芒。古稀之年的后将军赵充国，主动请缨平定西羌，一枚木简记录了他护送羌人入朝的事迹。他不主张武力征伐，而是通过屯田安边、分化部落的方式，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既平定了羌乱，又促进了民族融合。与他类似，长罗侯常惠出使西域二十余年，联合乌孙击败匈奴、平定龟兹内乱，“元康五年悬泉置过长罗侯费用簿简”中详细记录了对其牛羊酒食的供应。这位曾被匈奴囚禁十余年却始终坚守气节的使者，最终凭赫赫功绩封侯。
　　书中还聚焦了许多丝路底层从业者。简牍中频繁出现的“译人”，包括羌译、匈奴译、羌胡译，一枚木简记载的朝廷调拨羌译到敦煌的史实，印证了翻译人员在丝路交流中的基础作用。戍卒与施刑士们驻守边疆、屯田劳作，一枚记录遣送施刑士到伊循屯田的木简，见证了他们用艰苦付出保障丝路畅通的坚守。悬泉置的啬夫、驿骑们，负责公文传递与使者接待，“阳朔二年传车亶轝簿简”记录了对传车的严格管理细节。这些材料让我们看到，正是无数平凡人的默默坚守，让庞大的丝路网络得以高效运转。

　　汉代治理智慧的回响
　　丝绸之路的畅通与繁荣，背后离不开汉代成熟的治理体系，其中蕴含着东西方文明交融共生的深刻内涵。《“简”读中国》通过解读屯田、邮驿、水利、外交等制度，展现了汉代对河西走廊及西域的有效治理，还原了东西方物质、文化、宗教的深度交流。
　　汉代的治理智慧，首先体现在对西域的经营策略上。屯田制度便是核心举措之一。书中详细介绍了渠犁、伊循、车师等地的屯田情况，一枚木简记录了甘露四年（公元前50年）西域都护府为渠犁屯田斥候返回北军开具的传信，印证了渠犁屯田“给使外国者”的作用。军屯与民屯结合，既解决了驻军与使者的粮食供应，又将中原农耕技术传入西域。悬泉汉简中关于“施刑士”的记载，则揭示了屯田人员的多元构成，这些被赦免的囚徒在西域从事耕种、戍守等工作，成为丝路建设者。伊循屯田的设置更具战略意义，一枚木简记载了伊循都尉隶属于敦煌太守管辖的史实，证明汉廷通过在鄯善伊循城屯田，牢牢控制了丝路南道的咽喉要道，为西域都护府的设立奠定了基础。
　　邮驿制度的完备，则是丝绸之路高效运转的重要保障。作为汉代丝路的重要驿站，悬泉置承担着公文传递、使者接待、物资转运等多重职能。“失亡传信册简”详细记录了从御史大夫到敦煌太守、效谷县再到悬泉置的公文传递流程。从长安下发追查丢失传信的通告，到敦煌郡接收转发，仅用一个半月，而效谷县到悬泉置更是次日即达，这在两千年前堪称高效。
　　类似细节还有很多。“传马名籍简”记录了悬泉置传马的毛色、年龄、身高等信息，反映了汉代对驿马的严格管理。“阳朔二年传车亶轝簿简”则展现了驿站对交通工具的日常维护，六乘传车中有三乘因轴折、轮敝无法使用，既体现了驿站工作的细致，也反映了丝路交通的繁忙。这些简牍共同构成了汉代邮驿制度的全景图。
　　此外，汉代的水利建设、民族管理、法律执行等制度，在简牍中也均有体现。木简中“穿渠校尉”的设置，体现了汉代对河西地区农业生产的重视，通过兴修水利，朝廷解决了屯田灌溉与军粮运输的难题。木简中“护羌使者”与“护羌校尉”的并存，展现了汉代对少数民族的分层管理策略。御史大夫杜延年签发的传信木简有“当舍传舍，如律令”的表述，则彰显了汉律的刚性约束。这些细节彰显了汉代“大一统”理念下的治理智慧，即尊重地域差异、兼顾军事防御与经济发展、注重制度建设与执行。
　　至于东西方文明的交融，物质层面最为直观。大月氏献贡、折垣王献狮、康居国献橐驼，都印证着丝路物质交流的密切。而中原的丝绸、茶叶、铁器、农耕技术等，也通过丝路传入西域，汉简中关于“茭草”“粟米”的供应记录，新疆昭苏乌孙墓葬中出土的汉代陶罐、铁犁铧，都见证了汉文化对西域生产生活的影响。这种交流是互利共赢，大宛的汗血宝马提升了汉朝骑兵实力，西域的葡萄、苜蓿丰富了中原物产，康居的橐驼成为丝路运输的工具，“殊方异物，四面而至”的局面由此形成。
　　文化的交流同样无处不在。龟兹王绛宾与解忧公主之女弟史的婚姻，便是文化交融的典范。一枚木简记录了二人路过悬泉置时受到高规格接待，他们带回长安的龟兹乐器又与中原乐舞结合，后来推动了龟兹乐舞的发展，并为后世敦煌壁画中的乐舞场景埋下伏笔。
　　从敦煌悬泉置的残简断牍，到如今“一带一路”的繁忙商道，丝绸之路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千年梦想与文明智慧。这份从历史中走来的文明力量，正是当代文化传播与文明交流的珍贵财富。
　　康居王使者册简
　　敦煌莫高窟壁画《张骞出使西域图》（局部）
　　相关阅读
　　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代丝绸之路的考古与历史》，文物出版社
　　2.荣新江：《从张骞到马可·波罗：丝绸之路十八讲》，江西人民出版社
　　3.[英]彼得·弗兰科潘：《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浙江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