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讲台上引经据典的教授，还是灯下缝补衣衫的妻子，都用最朴素的方式完成了对野蛮的抗争、对文明的守护——
书页之外，她们撑起西南联大的岁月
2026-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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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大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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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蔡可心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是战乱时期一片自由而包容的精神园地，教授如云，能够开宗立派的更比比皆是。《她们的西南联大岁月》一书却将视线投向了教授夫人们：有人在灶台边看狄更斯，有人挎着篮子卖米糕补贴家用，有人写稿成为刊物主编。作者郑绩通过对这一群体的深入挖掘，意外地打开了观察那个特殊时代的另一扇窗，透过厨房的烟火、衣服上的补丁、校园边垄沟间的身影，可以看见一群知识分子在民族危亡之际，如何以近乎悲壮的坚守，完成一场文化的“敦刻尔克大撤退”。
以此为索引，我们得以探索西南联大的方方面面。
从书斋到烽火
战前的北平，对于教授们来说是一个书斋宁静、生活优渥的世界。
1917年落成的清华园甲、乙、丙所，专为校长、副校长、秘书长而设，上任迁入，离任搬出，雅静非常。冯友兰之女宗璞在多年后回忆：“清华园内工字厅西南，有一片小树林……最靠近树林的是乙所，东、北两面都是树林，南面与甲所相邻，西边有一条小溪，溪水流往工字厅的荷花池。”1930年起，冯友兰便住在这林溪之间，直至七年后风雨骤来。
1937年7月7日，日军挑起战火，全民族抗战自此开始，北平的书桌再也无法安稳放下。清华园沦为日军马厩，北大红楼变成宪兵司令部，天津的南开大学则在轰炸中成为火海。日军指挥官公然宣称：“我们要摧毁南开大学，这是一个反日基地。”
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在学校被炸毁当日下午向报界表示：“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益奋励。”彼时北大为中国第一所综合性大学，清华是理工重镇，南开则是国人自办最优秀的私立学府。三校沦亡也意味着中国高等教育已至存续边缘。
国民政府教育部急令三校南迁，合组长沙临时大学。以“临时”为名，本是众人以为战事不久即平，一切安排皆作权宜之计。师生们穿越烽火，有的徒步南下，有的沿路乞讨，更有人冒险携出仪器书册。1937年11月1日，临时大学在韭菜园圣经学院正式开课。
岳麓山下，湘水之畔，琅琅书声在危楼窄室中再度响起。教室、器材缺乏，经费仅有战前三分之一，教授工资也打了七折，学校免去大部分学费，并向贫困学生发放微薄补助；图书馆仅藏书六千册，教师凭记忆授课。即便困顿如此，学术的星火也从未熄灭。金岳霖的《论道》、冯友兰的《新理学》都是在这段时间完成的。有人问为什么要用这个陈旧的名字，金岳霖说，“为了让它保留一点中国味”。
随着战局吃紧，南京沦陷，三百余名学生投笔从戎，悲愤北上。随后武汉告急，临时大学不得不再次筹划西迁。走还是留？一场关于知识分子命运的激辩在校园蔓延。最终，八百二十名学生踏上西行之路，六百余人或投身战场，或辗转他校，或返回家乡。
在西迁路线之中，有一支“湘黔滇旅行团”的队伍，徒步穿越三省，历时68天，跋涉3500余里抵达昆明，完成了“中国教育史上最伟大的长征”。教授闻一多是步行团里年龄最大的一位，他沿途指导学生宣传抗日、采风问俗，并蓄须明志，不到抗日胜利决不剃须。国家危难时刻，中国读书人的血性与风骨，尽显于此。
1938年，三校于昆明组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学生宿舍门口贴了一副对联：“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赞扬长沙临时大学迁校“长征”的胜利。
从北平到长沙，再从长沙到昆明，和众多读书人一样，冯友兰也在颠沛跋涉中尝尽家国之痛，于是他写下了这样的诗句：“洛阳文物一尘灰，汴水繁华又草莱。非只怀公伤往迹，亲知南渡事堪哀。”
茅屋里的辉煌
在战争中成长起来的西南联大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传奇。如果说教授的学术成就与精神高度是西南联大的A面，那么种种实务之艰难，生存之困苦，正是联大的B面。
校舍和经费的问题，始终困扰着这所大学。联大校舍是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设计却屡次修改的无奈之作——从高楼到平房，从砖瓦到茅草，最终成为“史上最简陋的大学”。教授们的住所更是令人心酸：华罗庚一家六口挤在牛圈上层的木楼棚，牛在下面吃草，他在上面演算；闻一多全家八口住在不到20平方米的厢房，常带着孩子们去小河边洗脸；吴大猷买不起牛肉，就提着篮子去菜市场，捡些牛骨头带回家为病妻熬汤。
而西南联大教授夫妻中也不乏珠联璧合者，能在专业上互相扶持探讨，其中一对便是陈梦家与赵萝蕤。西南联大规定夫妻不能于同一所学校任教，陈梦家去教书，赵萝蕤遂居家学做主妇。“我是老脑筋，妻子理应为丈夫作出牺牲。但我终究是个读书人。我在烧菜锅时，腿上放着一本狄更斯。”1939年后，赵萝蕤在云南大学、云大附中兼课，还给人当钢琴私教。右手锅铲、左手狄更斯的赵萝蕤终究不是一个纯粹的主妇，她“长英国文学，勤读而多病。联大图书馆所藏英文文学各书，几乎无不披览”。读书之余，她写作投稿，见于《大公报》《生活导报》等处，还翻译出版了意大利作家西洛内的反法西斯小说《死了的山村》。
初到昆明，住在圆通山，陈梦家去上课，赵萝蕤和刚初二的弟弟赵景伦在家想法子生火做饭。第一次管家，姐弟二人一边用小火炉子烧饭，一边各自读书，结果是一锅焦饭，一锅焦肉。赵萝蕤发表在《大公报》上的那篇《一锅焦饭 一锅焦肉》就由此而来。做饭以外，赵萝蕤还学着开辟菜园，里面品种齐全，黄瓜、刀豆、辣椒、丝瓜、茄子和“亭亭玉立”的番茄，样样都有。除了种菜，她还养鸡，拿菜叶子和米糠喂了一群鸡。养鸡且不足，她又养了猪。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娇小姐，过起苦日子来也有声有色。在朝不保夕的岁月里，如她一般的联大女性，始终在艰难中维系着家庭的温度与精神的独立。
正是这些茅屋草棚之下，孕育出了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中国第一个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在香港《今日东方》创刊号上说：“我那时在西南联大本科所学到的东西及后来两年硕士所学到的东西，比起同时美国最好的大学，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联大八年，培养了两位诺贝尔奖得主，五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八位“两弹一星”元勋，一百多位人文大师，一百七十多位两院院士。联大人参与研究了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氢弹，中国第一台亿次银河计算机……华罗庚完成数论巨著《堆垒素数论》，赵九章写下的《大气之涡旋运动》获1943年度自然科学类二等奖，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至今仍是学界经典。
精神火种不灭
郑绩在撰书中发现，西南联大的资料日益丰富，但教授夫人们的资料并不好找。少数人因自身才华留名青史，如封凤子、赵萝蕤、杨绛；或凭借回忆录为人所知，如杨步伟、韩咏华。还有一些人在专业领域上成就斐然，如动物形态学家崔之兰、核物理学家王承书，她们因联大“夫妻不能同校”的旧规而另行谋职，却仍在学术史上留下了清晰印记。
绝大部分人只存在于日记、信件、回忆录的边角夹缝，许多甚至连名字都难以找到。文史大家唐兰身后遗有十二本文集，生平资料丰富，而其夫人张晶筠的名字，仅在一张合影注解中得见。郑绩几经周折，通过国家博物馆捐赠名单才确认此名。至于她的生平故事，则几乎一片空白，仅在他人的回忆里一笔带过。
《她们的西南联大岁月》一书最为珍贵的，是透过女性的目光，让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学术巨匠，还有这些成就背后的沉重代价：地质学家冯景兰的妻子仝珺带着幼子艰难转徙时犹不忘丈夫的地质标本；黄钰生妻子梅美德在南迁路上将有营养的食物让给其他人；周先庚的夫人郑芳为补贴家用替人做刺绣、织毛衣。
苦难中亦有温情与幽默。哲学家汤用彤的一切吃穿均由夫人张敬平打点，每天早上吃馒头时，夫人会往里面夹入芝麻粉为他补脑。有一天早上，张敬平错将茶叶末当成芝麻粉夹进了馒头，汤用彤对夫人全盘信任，照吃不误，全部吃完之后方说，今天的芝麻有点涩。
这本书最终拼出一幅完整的精神图景：男性学者在前台书写学术传奇，女性在后台编织生活网络，共同构成了那个黑暗年代里最温暖的光。文明的韧性不仅存在于宏大的论述中，也藏在普通人日复一日的坚持里。无论是讲台上引经据典的教授，还是灯下缝补衣衫的妻子，他们都用最朴素的方式，完成了对野蛮的抗争、对文明的守护。
八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阅读这些故事，不只是回望一段历史，也是在这些文字中看到一种信仰，无论时代如何艰难，精神的火种始终可以相传。这或许是西南联大留给我们最珍贵的东西。
相关阅读：
1.杨潇：《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上海文艺出版社
2.汪曾祺：《我在西南联大的日子》，山东画报出版社
3.陈寅恪、冯友兰、朱自清等：《西南联大通识课》，四川天地出版社
4.许渊冲：《许渊冲：永远的西南联大》，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赵萝蕤（右）与陈梦家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是战乱时期一片自由而包容的精神园地，教授如云，能够开宗立派的更比比皆是。《她们的西南联大岁月》一书却将视线投向了教授夫人们：有人在灶台边看狄更斯，有人挎着篮子卖米糕补贴家用，有人写稿成为刊物主编。作者郑绩通过对这一群体的深入挖掘，意外地打开了观察那个特殊时代的另一扇窗，透过厨房的烟火、衣服上的补丁、校园边垄沟间的身影，可以看见一群知识分子在民族危亡之际，如何以近乎悲壮的坚守，完成一场文化的“敦刻尔克大撤退”。
以此为索引，我们得以探索西南联大的方方面面。
从书斋到烽火
战前的北平，对于教授们来说是一个书斋宁静、生活优渥的世界。
1917年落成的清华园甲、乙、丙所，专为校长、副校长、秘书长而设，上任迁入，离任搬出，雅静非常。冯友兰之女宗璞在多年后回忆：“清华园内工字厅西南，有一片小树林……最靠近树林的是乙所，东、北两面都是树林，南面与甲所相邻，西边有一条小溪，溪水流往工字厅的荷花池。”1930年起，冯友兰便住在这林溪之间，直至七年后风雨骤来。
1937年7月7日，日军挑起战火，全民族抗战自此开始，北平的书桌再也无法安稳放下。清华园沦为日军马厩，北大红楼变成宪兵司令部，天津的南开大学则在轰炸中成为火海。日军指挥官公然宣称：“我们要摧毁南开大学，这是一个反日基地。”
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在学校被炸毁当日下午向报界表示：“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益奋励。”彼时北大为中国第一所综合性大学，清华是理工重镇，南开则是国人自办最优秀的私立学府。三校沦亡也意味着中国高等教育已至存续边缘。
国民政府教育部急令三校南迁，合组长沙临时大学。以“临时”为名，本是众人以为战事不久即平，一切安排皆作权宜之计。师生们穿越烽火，有的徒步南下，有的沿路乞讨，更有人冒险携出仪器书册。1937年11月1日，临时大学在韭菜园圣经学院正式开课。
岳麓山下，湘水之畔，琅琅书声在危楼窄室中再度响起。教室、器材缺乏，经费仅有战前三分之一，教授工资也打了七折，学校免去大部分学费，并向贫困学生发放微薄补助；图书馆仅藏书六千册，教师凭记忆授课。即便困顿如此，学术的星火也从未熄灭。金岳霖的《论道》、冯友兰的《新理学》都是在这段时间完成的。有人问为什么要用这个陈旧的名字，金岳霖说，“为了让它保留一点中国味”。
随着战局吃紧，南京沦陷，三百余名学生投笔从戎，悲愤北上。随后武汉告急，临时大学不得不再次筹划西迁。走还是留？一场关于知识分子命运的激辩在校园蔓延。最终，八百二十名学生踏上西行之路，六百余人或投身战场，或辗转他校，或返回家乡。
在西迁路线之中，有一支“湘黔滇旅行团”的队伍，徒步穿越三省，历时68天，跋涉3500余里抵达昆明，完成了“中国教育史上最伟大的长征”。教授闻一多是步行团里年龄最大的一位，他沿途指导学生宣传抗日、采风问俗，并蓄须明志，不到抗日胜利决不剃须。国家危难时刻，中国读书人的血性与风骨，尽显于此。
1938年，三校于昆明组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学生宿舍门口贴了一副对联：“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赞扬长沙临时大学迁校“长征”的胜利。
从北平到长沙，再从长沙到昆明，和众多读书人一样，冯友兰也在颠沛跋涉中尝尽家国之痛，于是他写下了这样的诗句：“洛阳文物一尘灰，汴水繁华又草莱。非只怀公伤往迹，亲知南渡事堪哀。”
茅屋里的辉煌
在战争中成长起来的西南联大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传奇。如果说教授的学术成就与精神高度是西南联大的A面，那么种种实务之艰难，生存之困苦，正是联大的B面。
校舍和经费的问题，始终困扰着这所大学。联大校舍是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设计却屡次修改的无奈之作——从高楼到平房，从砖瓦到茅草，最终成为“史上最简陋的大学”。教授们的住所更是令人心酸：华罗庚一家六口挤在牛圈上层的木楼棚，牛在下面吃草，他在上面演算；闻一多全家八口住在不到20平方米的厢房，常带着孩子们去小河边洗脸；吴大猷买不起牛肉，就提着篮子去菜市场，捡些牛骨头带回家为病妻熬汤。
而西南联大教授夫妻中也不乏珠联璧合者，能在专业上互相扶持探讨，其中一对便是陈梦家与赵萝蕤。西南联大规定夫妻不能于同一所学校任教，陈梦家去教书，赵萝蕤遂居家学做主妇。“我是老脑筋，妻子理应为丈夫作出牺牲。但我终究是个读书人。我在烧菜锅时，腿上放着一本狄更斯。”1939年后，赵萝蕤在云南大学、云大附中兼课，还给人当钢琴私教。右手锅铲、左手狄更斯的赵萝蕤终究不是一个纯粹的主妇，她“长英国文学，勤读而多病。联大图书馆所藏英文文学各书，几乎无不披览”。读书之余，她写作投稿，见于《大公报》《生活导报》等处，还翻译出版了意大利作家西洛内的反法西斯小说《死了的山村》。
初到昆明，住在圆通山，陈梦家去上课，赵萝蕤和刚初二的弟弟赵景伦在家想法子生火做饭。第一次管家，姐弟二人一边用小火炉子烧饭，一边各自读书，结果是一锅焦饭，一锅焦肉。赵萝蕤发表在《大公报》上的那篇《一锅焦饭 一锅焦肉》就由此而来。做饭以外，赵萝蕤还学着开辟菜园，里面品种齐全，黄瓜、刀豆、辣椒、丝瓜、茄子和“亭亭玉立”的番茄，样样都有。除了种菜，她还养鸡，拿菜叶子和米糠喂了一群鸡。养鸡且不足，她又养了猪。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娇小姐，过起苦日子来也有声有色。在朝不保夕的岁月里，如她一般的联大女性，始终在艰难中维系着家庭的温度与精神的独立。
正是这些茅屋草棚之下，孕育出了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中国第一个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在香港《今日东方》创刊号上说：“我那时在西南联大本科所学到的东西及后来两年硕士所学到的东西，比起同时美国最好的大学，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联大八年，培养了两位诺贝尔奖得主，五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八位“两弹一星”元勋，一百多位人文大师，一百七十多位两院院士。联大人参与研究了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氢弹，中国第一台亿次银河计算机……华罗庚完成数论巨著《堆垒素数论》，赵九章写下的《大气之涡旋运动》获1943年度自然科学类二等奖，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至今仍是学界经典。
精神火种不灭
郑绩在撰书中发现，西南联大的资料日益丰富，但教授夫人们的资料并不好找。少数人因自身才华留名青史，如封凤子、赵萝蕤、杨绛；或凭借回忆录为人所知，如杨步伟、韩咏华。还有一些人在专业领域上成就斐然，如动物形态学家崔之兰、核物理学家王承书，她们因联大“夫妻不能同校”的旧规而另行谋职，却仍在学术史上留下了清晰印记。
绝大部分人只存在于日记、信件、回忆录的边角夹缝，许多甚至连名字都难以找到。文史大家唐兰身后遗有十二本文集，生平资料丰富，而其夫人张晶筠的名字，仅在一张合影注解中得见。郑绩几经周折，通过国家博物馆捐赠名单才确认此名。至于她的生平故事，则几乎一片空白，仅在他人的回忆里一笔带过。
《她们的西南联大岁月》一书最为珍贵的，是透过女性的目光，让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学术巨匠，还有这些成就背后的沉重代价：地质学家冯景兰的妻子仝珺带着幼子艰难转徙时犹不忘丈夫的地质标本；黄钰生妻子梅美德在南迁路上将有营养的食物让给其他人；周先庚的夫人郑芳为补贴家用替人做刺绣、织毛衣。
苦难中亦有温情与幽默。哲学家汤用彤的一切吃穿均由夫人张敬平打点，每天早上吃馒头时，夫人会往里面夹入芝麻粉为他补脑。有一天早上，张敬平错将茶叶末当成芝麻粉夹进了馒头，汤用彤对夫人全盘信任，照吃不误，全部吃完之后方说，今天的芝麻有点涩。
这本书最终拼出一幅完整的精神图景：男性学者在前台书写学术传奇，女性在后台编织生活网络，共同构成了那个黑暗年代里最温暖的光。文明的韧性不仅存在于宏大的论述中，也藏在普通人日复一日的坚持里。无论是讲台上引经据典的教授，还是灯下缝补衣衫的妻子，他们都用最朴素的方式，完成了对野蛮的抗争、对文明的守护。
八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阅读这些故事，不只是回望一段历史，也是在这些文字中看到一种信仰，无论时代如何艰难，精神的火种始终可以相传。这或许是西南联大留给我们最珍贵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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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杨潇：《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上海文艺出版社
2.汪曾祺：《我在西南联大的日子》，山东画报出版社
3.陈寅恪、冯友兰、朱自清等：《西南联大通识课》，四川天地出版社
4.许渊冲：《许渊冲：永远的西南联大》，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赵萝蕤（右）与陈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