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大众文艺到底“新”在哪儿
2025-10-28
作者：
来源：
大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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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玉刚
2024年7月，《延河》杂志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了题为《新传媒时代与新大众文艺的兴起》的文章，提出了“新大众文艺”的概念。“随着互联网、人工智能以及各种新技术的兴起，人民大众可以更广泛地参与到各种文艺创作与活动之中，人民大众真正成为文艺的主人，而不是单纯的欣赏者，这就是新大众文艺。”该文发表后，经公众号推出，其转发点击量大幅提升，达到数万甚至十万级。不可否认，《延河》杂志在文坛和文艺格局变动中彰显或者界定了新大众文艺之“新”的意味，在文学“破圈”和统合诸多力量发出的“宣言”中，推动了新大众文艺从自发状态走向自觉。
新大众文艺的崛起不是一个个别的突兀性现象，而是一个时代性现象（必然性），具有群体性特征，容易形成区域文化发展高地，这一点在山东省内调研得到充分印证。在我们看来，“新大众文艺”是一个分层的概念，是一个具有价值辐射力、场域裹挟性的概念，有着多样化形态，有多个来源，有其主导性形态、边缘性形态和被裹挟的部分。其中，新大众、新载体、新作品、新力量（传播力），是理解把握“新大众文艺”的关键词，也是其价值重心所在，我们更偏重对这些关键词作统合性理解，尤其更强调新大众（基层民众）、新力量（大众传播力）。在此我们提出了自己的定义：新大众文艺主要是有别于专业作家、艺术家的基层民众以多样化方式和手段，进行文化自主表达的文艺创作和文化生产，并借助大众传播产生广泛社会影响力的新文艺作品和文化产品。在我们看来，所谓“新”是一种价值判断，是一种本质性的学术判断，更是一种理解时代、把握时代的文化（审美）政治判断。这种理解和定位使其涵盖范围有所缩小，但更有现实针对性，而不至于外延太广而几乎涵盖所有文艺，从而与专业作家、艺术家的创作生产有别（各自不同的价值引导与政策促进——文化价值、艺术价值）。
究其新大众文艺之“新”，首先是文艺创作和文化生产的主体之“新”，是新的文艺创作和文化生产的新主体崛起。文艺创作与文化生产的主体发生了变化，不再是少数文化精英，而是遍布全社会各领域的基层民众，成为新大众文艺创作与文化生产的主体，是一种文艺文化主体性力量的崛起。作为一种广泛意义上的民众，以“新大众”标识基层“老百姓”既突破了政治中心话语框架，将抽象的“人民”还原为具体的、有血有肉的、差异化的个体，又与曾经流行的大众文化之“大众（标识中产阶层的小众）”作了区隔，其内涵具有植根于传统文化“民为贵”的价值底蕴，从而赓续了传统文化的文脉；也充分借鉴和汲取了作为现代文明对公民个体的尊重，其外延具有覆盖社会生活各层面的广度，而有着对现代文明价值的追求。作为一种接地气、有烟火气、通人气的文艺新话语，“新作品”在借势数字化大众传播中讲述老百姓身边抑或自己的故事，从而迎来了新大众文艺在新时代出场的机缘。
其次，从新大众文艺的创作与文化生产的现实境遇来看，信息化技术应用是其迅猛崛起的强大助力，也形构了其艺术形态跨界交融的态势，形成了新大众文艺显著特点之一的大众化传播效应。从艺术形态上，借势信息化技术应用，不只文学创作，各门类艺术都在信息化技术应用中，不仅使其原有的文艺形态如文字类的艺术表达获得广泛传播，不断涌现如在线直播、微视频、微短剧等新形态，还使传统艺术形态如脱口秀等曲艺有了新的表现形式，极大地提升了艺术传播力与审美表达。一方面，使得新大众文艺出现泛文本化倾向；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参与文艺创作不仅带来创作范式革新，也引发了文艺“智能时代”的新变化。
再次，新大众文艺的“新作品”普遍有别于纯文艺的泛文化倾向，旨在形构一种有着较强辐射力与涵摄性的文化场域，这是其不同于所谓传统大众文艺的价值追求。严格意义上讲，新大众文艺不是诉求一种纯粹的艺术以及对艺术的卓越性追求，当然不乏艺术审美价值。但是，正是其普遍性的文化价值追求，使新大众文艺在契合社会文化转向中以其蓬勃发展强化了文艺的文化转向，一定程度上是重构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文化基础的重要力量之一，强有力地参与了形构新时代文化发展的新视野，共同塑造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艺形态。
最后，新大众文艺之“新”，不仅体现在新主体、新载体、新作品、新力量（传播力），其实还接续了文化传统根脉。如此次“新大众文艺座谈会”选址淄博蒲松龄纪念馆，无疑有着对蒲松龄与《聊斋志异》的致敬与传承；此次会上也安排了两位学者专门就其创作历程和高超的语言艺术进行论述，足见大会组织者的用心。也就是说，新大众文艺的兴起，既传承了延安革命文艺“深入大众”的传统，也体现了新时代人民大众自我表达、自我生成的新特征，还有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赓续。
总体上看，新大众文艺的崛起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正是时代的变化迎来了新大众文艺出场的历史机缘，从根本上彰显了人民大众发自内心的文化自信，是普通大众的文化参与能力不断提升的结果，是信息化技术在文艺领域应用与大众的文化权益得到充分保障的产物，更是党的文化政策特别是文化惠民举措合力促进的逻辑使然，推动了新大众的崛起、新文艺业态的不断涌现，甚至出圈、破圈成为爆款文化现象。（作者系山东大学特聘教授、山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山东省文联副主席）
2024年7月，《延河》杂志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了题为《新传媒时代与新大众文艺的兴起》的文章，提出了“新大众文艺”的概念。“随着互联网、人工智能以及各种新技术的兴起，人民大众可以更广泛地参与到各种文艺创作与活动之中，人民大众真正成为文艺的主人，而不是单纯的欣赏者，这就是新大众文艺。”该文发表后，经公众号推出，其转发点击量大幅提升，达到数万甚至十万级。不可否认，《延河》杂志在文坛和文艺格局变动中彰显或者界定了新大众文艺之“新”的意味，在文学“破圈”和统合诸多力量发出的“宣言”中，推动了新大众文艺从自发状态走向自觉。
新大众文艺的崛起不是一个个别的突兀性现象，而是一个时代性现象（必然性），具有群体性特征，容易形成区域文化发展高地，这一点在山东省内调研得到充分印证。在我们看来，“新大众文艺”是一个分层的概念，是一个具有价值辐射力、场域裹挟性的概念，有着多样化形态，有多个来源，有其主导性形态、边缘性形态和被裹挟的部分。其中，新大众、新载体、新作品、新力量（传播力），是理解把握“新大众文艺”的关键词，也是其价值重心所在，我们更偏重对这些关键词作统合性理解，尤其更强调新大众（基层民众）、新力量（大众传播力）。在此我们提出了自己的定义：新大众文艺主要是有别于专业作家、艺术家的基层民众以多样化方式和手段，进行文化自主表达的文艺创作和文化生产，并借助大众传播产生广泛社会影响力的新文艺作品和文化产品。在我们看来，所谓“新”是一种价值判断，是一种本质性的学术判断，更是一种理解时代、把握时代的文化（审美）政治判断。这种理解和定位使其涵盖范围有所缩小，但更有现实针对性，而不至于外延太广而几乎涵盖所有文艺，从而与专业作家、艺术家的创作生产有别（各自不同的价值引导与政策促进——文化价值、艺术价值）。
究其新大众文艺之“新”，首先是文艺创作和文化生产的主体之“新”，是新的文艺创作和文化生产的新主体崛起。文艺创作与文化生产的主体发生了变化，不再是少数文化精英，而是遍布全社会各领域的基层民众，成为新大众文艺创作与文化生产的主体，是一种文艺文化主体性力量的崛起。作为一种广泛意义上的民众，以“新大众”标识基层“老百姓”既突破了政治中心话语框架，将抽象的“人民”还原为具体的、有血有肉的、差异化的个体，又与曾经流行的大众文化之“大众（标识中产阶层的小众）”作了区隔，其内涵具有植根于传统文化“民为贵”的价值底蕴，从而赓续了传统文化的文脉；也充分借鉴和汲取了作为现代文明对公民个体的尊重，其外延具有覆盖社会生活各层面的广度，而有着对现代文明价值的追求。作为一种接地气、有烟火气、通人气的文艺新话语，“新作品”在借势数字化大众传播中讲述老百姓身边抑或自己的故事，从而迎来了新大众文艺在新时代出场的机缘。
其次，从新大众文艺的创作与文化生产的现实境遇来看，信息化技术应用是其迅猛崛起的强大助力，也形构了其艺术形态跨界交融的态势，形成了新大众文艺显著特点之一的大众化传播效应。从艺术形态上，借势信息化技术应用，不只文学创作，各门类艺术都在信息化技术应用中，不仅使其原有的文艺形态如文字类的艺术表达获得广泛传播，不断涌现如在线直播、微视频、微短剧等新形态，还使传统艺术形态如脱口秀等曲艺有了新的表现形式，极大地提升了艺术传播力与审美表达。一方面，使得新大众文艺出现泛文本化倾向；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参与文艺创作不仅带来创作范式革新，也引发了文艺“智能时代”的新变化。
再次，新大众文艺的“新作品”普遍有别于纯文艺的泛文化倾向，旨在形构一种有着较强辐射力与涵摄性的文化场域，这是其不同于所谓传统大众文艺的价值追求。严格意义上讲，新大众文艺不是诉求一种纯粹的艺术以及对艺术的卓越性追求，当然不乏艺术审美价值。但是，正是其普遍性的文化价值追求，使新大众文艺在契合社会文化转向中以其蓬勃发展强化了文艺的文化转向，一定程度上是重构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文化基础的重要力量之一，强有力地参与了形构新时代文化发展的新视野，共同塑造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艺形态。
最后，新大众文艺之“新”，不仅体现在新主体、新载体、新作品、新力量（传播力），其实还接续了文化传统根脉。如此次“新大众文艺座谈会”选址淄博蒲松龄纪念馆，无疑有着对蒲松龄与《聊斋志异》的致敬与传承；此次会上也安排了两位学者专门就其创作历程和高超的语言艺术进行论述，足见大会组织者的用心。也就是说，新大众文艺的兴起，既传承了延安革命文艺“深入大众”的传统，也体现了新时代人民大众自我表达、自我生成的新特征，还有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赓续。
总体上看，新大众文艺的崛起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正是时代的变化迎来了新大众文艺出场的历史机缘，从根本上彰显了人民大众发自内心的文化自信，是普通大众的文化参与能力不断提升的结果，是信息化技术在文艺领域应用与大众的文化权益得到充分保障的产物，更是党的文化政策特别是文化惠民举措合力促进的逻辑使然，推动了新大众的崛起、新文艺业态的不断涌现，甚至出圈、破圈成为爆款文化现象。（作者系山东大学特聘教授、山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山东省文联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