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人文与经济共荣共生的齐鲁样本

　　□　洪俊杰 郭健

　　2023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提出了“人文经济学”的重大命题。这一重大命题，蕴含着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辩证法，高度契合我国经济社会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背景。深刻认识和深入推进人文经济学研究和实践发展，对中国人文经济学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阐释，加快建构起中国人文经济学的自主知识体系，具有重要而深远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人文经济学的内涵与时代价值
　　人文经济学，以习近平经济思想与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根本指导，以人、文、经济为主要研究对象，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经济学的标识性概念，是“两个结合”的生动体现。其核心是以人民为中心，将“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经济活动的根本目的。
　　人文经济学的提出具有深刻的时代背景。
　　其一，突破西方发展模式困境的时代需求。西方经济学以“个体理性人”假设为前提，忽视人的“社会性”和“文化性”，偏重量化增长而忽视人的情感需求、社会的公平正义、文化的传承发展以及生态环境的可持续，难以解决贫富分化、社会矛盾加剧、生态环境危机等全球性发展难题，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背景下对现实的解释力和对未来的预测性愈显不足。人文经济学，把人的社会性、文化性纳入范畴，超越西方理论模式，成为一种更加包容、可持续的发展范式。
　　其二，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必然选择。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必须转向更加关注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新模式。人文经济学强调短期增长和长期发展相结合，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正是回应这一矛盾转化的理论自觉。
　　其三，增强文化自信与建设文化强国的战略举措。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人文经济学的主旨要义，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与经济发展深度融合，让文化从“软实力”变为“硬支撑”，从而坚定我们的文化自信，夯实经济社会发展的文化根基。人文经济学指导我们通过文化赋能产业、人文浸润社会、价值引领发展，并通过经济增长支撑文化繁荣实现双向循环正向互促，推动更高质量、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具韧性的发展。
人文与经济互动的中国实践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城市作为文明传承的空间载体，不仅记录着文化变迁与人类活动的轨迹，也蕴藏着深厚的文化资源。文化底蕴丰富的城市，往往能够通过系统性的品牌塑造，将历史资源转化为可持续发展的竞争要素，从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山东财经大学团队以全国293个地级市纳入中华文化圈的时间长度作为文化积淀的代理变量，分析文化对经济的影响。结果显示，文化积淀时间越长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印证了文化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而持续的促进作用。
　　为了进一步揭示文化与经济良性互动背后的经济基础、制度环境与资源条件，我们将“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视为一项文化制度供给与顶层设计实践，基于科学方法分析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入选历史文化名城显著提升城市的经济增长，机制主要包括促进文化旅游发展、拉动固定资产投资、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以及优化地方治理环境。该政策效应呈现明显的动态增强特征，从第5年开始显著上升，至第10年达到峰值，表明文化对经济的推动作用并非即时显现，而是一个需要积累与融合的过程。同时，文化资源转化为经济增长动力是等不来靠不来的，需要政府和市场共同发挥作用，高度依赖一个地区原有的经济基础、制度环境、资源配套以及市场条件。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加速推进，智能算法、深度学习和大模型的广泛应用，在带来效率革命性提升的同时，也可能引发个体尊严模糊、价值判断削弱等“人文缺失”风险。这迫切要求我们深刻认识技术进步的根本目的是“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面向未来的人文经济学研究，应该将科技革命和人工智能的宏观影响与微观效应纳入议程，积极回应如何在技术变革中坚守人的主体性、发挥人的能动性、如何让技术服务于人的发展等新命题，关注“共情性制度设计”“数据伦理治理”与“算法价值校正”等重要方向，加强跨学科协同，将哲学、伦理学等人文视角深度嵌入技术系统的设计流程，并完善与之配套的法律规制与协同治理机制。同时，国际形势正在发生深刻演变，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凌行径和丛林法则交替进行，全球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不足，全球治理体系仍待完善。发展赤字、治理赤字、和平赤字、公平赤字日益凸显。在此背景下，推动发展回归人文本源、以合作促进共同进步，显得尤为迫切。人文经济学的研究，具有至关重要的国际意义。
齐鲁大地上的鲜活案例
　　齐鲁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璀璨明珠之一，齐鲁大地孕育了孔子、孟子、荀子、管子、墨子等众多深刻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思想家。深入挖掘这些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孔子以“仁”为核心构建的思想体系，强调“爱人”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社会伦理，这与马克思主义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具有价值观上的共鸣。孔子倡导的“中庸之道”，并非简单的折中调和，而是“执其两端而用其中”的智慧，强调在矛盾对立的两极之间找到符合客观规律与现实需求的平衡点。
　　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理念，这一思想为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的中国化表达提供了丰富的本土文化底蕴，并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深度契合。孟子强调的“制民之产”“有恒产者有恒心”的主张在当代依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他主张“先义后利”“义利兼顾”，反对“见利忘义”，引导经济主体恪守道德伦理、履行社会责任，为当前整治“内卷”式竞争、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提供了古人智慧。
　　荀子提出“礼法并施”，强调“礼”的教化功能与“法”的规范作用相结合，这对当前全面依法治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它提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强调自然规律的客观性；同时倡导“制天命而用之”，主张人应认识并利用自然规律为自身服务。这一“天人相分”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关于世界的物质统一性、规律的客观性以及人具有主观能动性的基本原理遥相呼应。
　　《管子》一书有三分之二的篇幅涉及经济，《管子》经济思想以经世济民为根本宗旨，以“治国之道，必先富民”为逻辑起点，通过“轻重之术”对国家经济进行宏观调控，注重发挥市场作用，最终实现强国目标，在当时具有明显的时代先进性。管子的“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化”理念及其政治实践具有鲜明的改革创新特点。
　　墨子及其学派在几何学、物理学、光学、力学等领域都有杰出贡献。墨子秉持科学态度（“三表法”）和实践精神（强调“言必信行必果”），强调科技“利人”的目的论，他的科技观和科技成果是中国古代科技文明的一座高峰。
　　总之，齐鲁文化中蕴藏的先哲智慧，是“第二个结合”的宝贵资源库。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如何实现包括齐鲁文化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既是历史使命，也是时代命题。以文化“两创”激发新动能，曲阜、邹城、临淄等地已有鲜活的案例实践。
　　曲阜作为儒家文化的发源地，紧紧围绕“仁爱”“礼乐”“中庸”等核心思想，构建起文化整体赋能与基层治理创新相融合的发展模式。当地率先实施“一村一名儒学讲师”，持续深化“百姓儒学”工程，推动儒家经典融入日常生活，将“和合”“诚信”理念嵌入基层治理结构，建立“美德信用”体系和“和为贵”调解室，实现了德育与制度约束的协同发力，显著提升了乡村治理效能。在产业层面，曲阜依托“三孔”“尼山圣境”等重要文化资源，打造《金声玉振》等文旅演艺IP，振兴孔府印阁、楷雕等传统工艺，推动文化资源向产业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作为孟子故里，邹城着力挖掘“母教文化”“浩然之气”等文化精髓，通过母亲文化节、儒学论坛等载体强化文化符号的现代表达。打造“孟子修学游”“孟母三迁路”等研学路线，使文化体验成为拉动消费升级的新增长点。在产业融合方面，邹城创新性地将孟子文化融入区域品牌建设，推出“邹城蘑菇”及菌菇书签、“善养天下”等，以文化叙事提升农产品附加值。作为全国食药用菌十大主产区之一，邹城将小小菌菇培育成年产值43亿元的大产业，带动农户26000多人种植，人均增收3万多元。政府引导企业从单一种植转向菌种研发、深加工、品牌营销等多环节发展，形成差异化竞争，有效规避了“内卷”，实现经济利益与社会效益、文化传承与产业创新、个人致富与集体增收的统一。
　　临淄以齐文化的两创数字赋能为特色，依托数字经济的强劲赋能，深挖齐文化中的“变革开放、务实创新”特质，系统梳理以姜太公封齐、管仲改革、稷下学宫等为代表的历史文化资源，形成“齐文化基因库”；运用VR/AR、元宇宙等数字技术活化稷下学宫、齐长城等历史场景，开发“齐都宝盒”等文创产品，让千年齐文化焕发科技魅力。产业实践中，临淄将物联网、大数据应用于智慧桑蚕农业与数字庙会，打造沉浸式文旅体验；以齐故城遗址为载体，规划“齐风古村落”“齐文化农旅小镇”，形成四季旅游产品体系和新的经济增长点。
　　以上三地是众多山东地市以文化人、以文促经、以经育文生动实践的典型代表。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是精神资源，更是可转化、可增值的文化资本。文化符号与经济实体的深度融合，有效实现了文化价值向经济价值的转化。更重要的是，人文是重要且稀缺的资源和禀赋，文化振兴与人的全面发展互为支撑，是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必经之路。研究好人文经济学，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必修课。
　　（作者分别系山东财经大学校长、科研处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