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斗：一个书生的文化抗战

　　□ 吴真

　　这是历史上一个大动荡的时代，华北和长江下游所有的人都在搬，整个中国都在动。播迁到大后方的许多人流离失所，亲人离散，冻馁道侧，死于轰炸、枪弹、刺刀之下；并未奉命撤退的沦陷区民众，则被认为贪图安逸，被“自由区”的朋友视为伪民、顺民。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时任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的郑振铎面临着抉择：走，还是不走？他任教的暨南大学依然坚持在上海办学，他上有老祖母、下有刚刚出生的小儿子，全家十口人一起撤退不太现实。他决定，不躲、不逃、不撤退，留居上海，等待天亮。
　　《暗斗：一个书生的文化抗战》讲述的，就是一个手无寸铁的书生留守沦陷区上海的文化抗战史。
　　1938年春，巴金在回答一位身处沦陷区的小读者来信时说：“这里还有一两百万中国的儿女，土地失掉了，但人民还生存着。他们仍还是不折不扣的中国人，他们并没有在敌人势力下低头的心思。但种种的关系使他们不能够离开这个地方。他们自己是没有过错的。”翻看抗战时期上海文化人发表的文章，“忏悔”“赎罪”“过错”“悔过”之类的字眼频繁出现，体现了文化人普遍的道德危机感，以及由于自我道德的拷问而引发的“罪感”心理。同样，在郑振铎的公开文字和日记中，也能看到这样一种思想挣扎，他甚至有一种赎罪的焦虑感。
　　郑振铎是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的一名干将，当时“打倒孔家店”的人们把线装书全送到厕所里去，与古籍略有沾染的人都被视为封建余孽。可是，1937年底，在全民抗战的生死关头，这样一位五四宿将不去启蒙民众投身抗日，而是转身去抢救旧书“古董”，朋友们纷纷表示不能理解。听闻郑振铎斥巨资为国家购下稀世孤本《古今杂剧》，连他最好的朋友叶圣陶都认为“现在只要看到难民之流离颠沛，战地之伤残破坏，则那些古董实在毫无出钱保存之理由”。1940年7月，郑振铎发表《保卫民族文化运动》一文，号召有理智者：“在这最难艰困苦的时代，担负起保卫民族文化的工作！这工作不是没有意义的！且不能与民族复兴运动脱离开来的！”主编茅盾、楼适夷在编后记中说：“他向战斗的文化人发出一个似乎迂远而其实是急迫的呼声。”
　　抢救民族文献，对于大部分现代知识分子来说确实有点“迂远”，郑振铎却站在更深远的人类文明长河中拼命打捞着这些古籍文物，他并不赞同那种抱着先人之宝与敌人“玉石俱焚”的做法。他认为，沦丧的国土可以收复，文物古籍散佚了就不可复得，毁灭了就是完全消失，无从弥补。
　　抢救保全文物古籍，并非抗战时期一般知识分子认为应该担负的责任，而是郑振铎自觉承担起来的文化责任。当全民的责任落到个人的肩膀上，而且还是在上海“孤岛”苦守的个人身上时，原来“躲避在上海”的道德负罪感之上，又多加了一层“万一失败则成罪人”的历史负担。郑振铎认为，个人作为文化的传承保存者，如果听任民族文献流出国外或者毁于战火而无所作为，那便是千秋罪人，百身莫赎。
　　由于留居租界避难地，脱离了大后方的抗战集体，郑振铎始终抱有很大的内疚和负罪感，从而将抢救古籍当作一场不见硝烟的对敌暗斗，将保全民族文献视作留守“孤岛”的自我救赎与考验。他在1940年9月1日致“文献保存同志会”成员张寿镛的信中说：“为国家保存文化，如在战场上作战，只有向前，决无逃避。”现实军事战场上，中国军队节节败退，郑振铎等人却在文化领域发起了一场以哀兵姿态主动进攻的战斗。
　　全面抗战八年，正值郑振铎三十九岁到四十七岁的人生黄金时期，身处漫长的历史暗夜，“时时刻刻都有危险，时时刻刻都在恐怖中，时时刻刻都在敌人的魔手的巨影里生活着”，郑振铎说，“然而我不能走”。他默默承受着朋友们不理解的埋怨，始终以保存文物为己任，“抗战中为国家得宋元善本明清精椠一万五千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