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 方艳华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反抗外敌入侵斗争中历时最久、规模最宏大、牺牲最惨烈的民族解放战争，也是中国人民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伟大斗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在这场抵御外侮、救亡图存的伟大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始终站在最前列，以卓越的政治领导力、战略创新力和全面建设力，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中流砥柱作用。
　　回答“何以抗战、为谁抗战”的根本性问题
　　在中华民族亡国灭种的危急关头，中国共产党率先举起抗日旗帜，建立并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大限度地凝聚了全民族共御外侮的政治共识，将原本涣散的各阶级、各阶层、各党派以及广大民众引导到团结抗战的轨道上来，回答了“何以抗战、为谁抗战”的根本性问题。
　　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和国民党当局“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中国共产党发表宣言，号召全国人民武装起来，进行民族自卫战争，成为最早提出抗战主张、最早开展武装抗战行动的政党。
　　随着民族危机的不断加深，1935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八一宣言》中呼吁全国各党派、各界同胞和各军队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同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正式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并明确提出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建立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
　　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再到“联蒋抗日”，中国共产党始终以民族大义为重。1936年西安事变，中共力促和平解决，打破了国共内战的僵局，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立即通电全国，呼吁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并主动同国民党当局谈判，最终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正式形成，实现了全民族抗战的伟大开端。
　　在抗战进程中，面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妥协动摇，中共制定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总方针，积极团结民主党派、爱国人士和无党派人士，击退了反共逆流，确保了统一战线不致破裂，使全民族抗战得以在极其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坚持下来。
　　解决“如何抗战、何以取胜”重大战略问题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强大军事攻势和“速战速决”的战略企图，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提出持久战的战略思想，并开辟敌后战场，开展游击战争，解决了“如何抗战、何以取胜”重大战略问题。
　　全面抗战爆发初期，中国共产党便敏锐洞察到战争的长期性与残酷性。此时，“亡国论”“速胜论”等错误论调甚嚣尘上，不少人对抗战前途感到迷茫。1938年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在对时代特征、战争性质、矛盾转化及中日力量对比等因素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系统阐明了抗日战争的发展规律：抗日战争是一场持久战，其必将经历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只有坚持持久作战，广泛发动人民群众，开辟敌后战场，才能逐步扭转敌我力量对比，最终夺取战争胜利。这一系列论述，不仅从理论上彻底驳斥了种种错误观点，还为全国人民指明了抗战的胜利方向和实现路径，成为凝聚中华民族抗战意志与信心的精神旗帜。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武装毅然挺进敌后，开辟了东北、华北、华中、华南四大抗日战场，在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构建起与正面战场相互配合、相互支援的战略格局，迫使日军陷入两面作战的困境。中共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远非单纯的战术配合，而是在外线独当一面、独立作战的战略力量；不是小规模的军事行动，而是有亿万群众参与的人民战争。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在敌后广泛发动群众，创造性运用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车轮战、伏击战、破袭战等战术，将日军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不仅在战略防御阶段减轻了正面战场压力，促使战争向相持阶段转变，更在相持阶段之后逐步承担起主战场的使命。在全民族抗战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对敌作战12.5万余次，消灭日、伪军171.4万余人，其中日军52.7万余人，为抗战胜利作出决定性贡献。这种扎根于人民群众，以游击战为主要形式的斗争方式，是人类战争史上的伟大创举。它不仅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军事战略上的高超智慧，更彰显了其强大的政治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是党的群众路线与军事斗争相结合的典范。
　　破解“何以支撑、如何固本”的关键性问题
　　中国共产党在其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进行了一系列全面而深入的建设实践，为坚持长期战争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政治保障和精神动力，展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治国理政的早期探索和卓越能力，破解了“何以支撑、如何固本”的关键性问题。
　　中共在敌后建立了20多块抗日根据地，这些根据地不仅是坚持抗战的战略支点，也是进行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重要基地。在政治方面，中共创建“三三制”政权，实行民主选举，保障各抗日阶级、阶层的民主权利，构建了新型的民主政治模式，极大地调动了根据地人民参政议政和支援抗战的积极性；在经济方面，实行减租减息、发展农工商业、开展大生产运动，改善了民生，克服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在文化教育方面，抗日根据地创办了一批具有影响力的院校，如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等，培养了大批抗战军事、政治和文化骨干。文艺创作也被纳入抗战动员体系，诞生了《兄妹开荒》《白毛女》《南泥湾》等反映抗战生活、鼓舞军民斗志的作品，形成了富有战斗性和大众性的抗战文化。根据地还普遍开展小学教育和社会教育，开设夜校、冬学、各种识字班，进行全民性扫盲运动和文化普及工作，群众的文化素养与政治觉悟得到显著提升，为凝聚民心、共同抗敌奠定了思想基础。尤为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自身建设，1942年开展整风运动，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了全党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空前团结和统一。上述多方面建设相互支撑、协同推进，共同构筑起持久抗战的坚实基础。
　　总之，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从根本上说，是由于党始终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坚定不移地贯彻人民立场，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与中国抗战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制定出切合国情、顺应战局发展的正确路线与战略方针。党不仅在历史转折关头为民族抗战指明前进方向、规划实践路径，更凭借其卓越的组织动员能力和勇于自我革新的政治品格，为争取抗战胜利创造了现实条件。历史雄辩地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不可能实现全民族抗战的真正发动、长期坚持和最终胜利。　　（作者系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