沂蒙精神和伟大抗战精神同根同魂
2025-09-02
作者:
来源:
大众日报

□ 王成娟
精神是一个民族的立身之基。沂蒙精神和伟大抗战精神同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组成部分,二者同根同源,经纬交织,都诠释出党群同心的生动图景。
两种精神,同一根脉
沂蒙精神和伟大抗战精神在成因上体现出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的辩证统一。
理论逻辑:精神内核与价值引领的内在契合。沂蒙精神和伟大抗战精神的生成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表现。中国在抗战初始的时候并不具备优势,但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共产党人懂得,“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从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提出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到1937年8月洛川会议正式形成全面抗战路线,动员全国民众开展民族解放战争,我们党在认识和实践上不断深化。1937年9月,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确立,由此开启了“四万万同胞齐蹈厉,同心同德一戎衣”的团结御侮新格局。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创造的巨大的政治优势下,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了《论持久战》这一著作,该著作成为抗日战争的战略总方针。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从全民族抗战一开始,就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创建了大批敌后抗日根据地,山东抗日根据地就是在此背景下建立的。从这个意义讲,沂蒙精神和伟大抗战精神等民族精神同根同魂,其精神内核与马克思主义人民性的理论深度契合。
历史逻辑:文化基因与民族精神的一脉相承。精神是文化的集中体现。沂蒙精神和伟大抗战精神都扎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土壤。在长期的历史沿革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被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中吸纳,涵养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价值立场。从本质而言,这种兼具马克思主义之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根的文化精神,既非封建阶级抱残守缺的传统文化遗存,亦非洋务派恪守的“中体西用”。它的真正缔造者,是中国共产党人——正是他们掌握并娴熟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强大思想武器,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进程中,创造性地孕育出了这一全新的精神文化形态。
实践逻辑:初心使命与行动方略的同频共振。实践是认识的基础,沂蒙精神和伟大抗战精神都离不开波澜壮阔的革命实践。自诞生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杨靖宇、赵尚志、左权、彭雪枫等爱国将领以身许国,八路军“狼牙山五壮士”、平型关大战突击连、东北抗联八位女战士等英雄群体为国捐躯,用生命谱写了一曲曲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壮歌。在山东,患有严重肾病、时常尿血的罗荣桓始终坚持在担架上指挥战斗;鲁南区委书记赵镈面对酷刑大义凛然,“要杀要砍由你们,让我放弃共产主义信仰是痴心妄想。”在党的领导下,无数革命先辈流血牺牲,用实际行动生动诠释了精神的力量。
经纬交织,生动诠释“党群同心”
沂蒙精神和伟大抗战精神虽然诞生于不同的历史语境,但两者经纬交织,都是“党群同心”的生动诠释。伟大抗战精神是贯穿历史的“时间经线”,在抗日战争的凯歌行进中,刻下党引领人民、人民追随党的同心轨迹;沂蒙精神是扎根土地的“地域纬线”,在齐鲁大地的横向空间里,彰显了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同心底色。
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在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中孕育形成的,凝结着中华民族的风骨精髓。毛泽东在《论持久战》提出抗日战争分为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历史阶段。这个历史进程既是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阶段,也是密切的党群关系形成的重要时期。面对列强的侵略欺凌,各党派、各民族、各阶级、各团体众志成城,共赴国难。
沂蒙精神作为党领导山东人民在革命斗争中形成的精神,内蕴着“党群同心、军民情深、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精神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沂蒙精神的产生发展史,就是党员干部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休戚与共的历史。革命战争年代,齐鲁大地的广大共产党员铁肩担道义、救民于水火,人民群众从“军民生死相依,党群鱼水相融”同频共融中,坚定了跟党走的信心和决心,无怨无悔地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抵御外侮、阶级解放的光辉篇章,为山东革命根据地的持续发展壮大注入了强劲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沂蒙精神为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提供了地域特色鲜明的原生态信息和原创性密码,同时和伟大抗战精神在领导力量、形成主体上一脉相承、相互印证。
赓续精神,砥砺前行
新时代,沂蒙精神和伟大抗战精神展现出重要的当代价值。
沂蒙精神和伟大抗战精神共同铸就了当代中国人的精神脊梁。两种精神都深刻诠释了中华民族强大的凝聚力与向心力,共同构建了当代中国人的精神脊梁。当前,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国际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安全等格局都在发生深刻调整。面对各种风险挑战,两种精神中蕴含的“党群同心”的智慧与勇气,仍然激励全体人民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同心同德,形成强大合力。在新时代,我们更需要从两种精神中汲取力量,以坚定的战略自信和挺拔的战斗姿态,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号巨轮行稳致远。
中国共产党是沂蒙精神和伟大抗战精神的开创者、主导者,永远做人民群众的主心骨,必须保持毫不松懈的实干姿态。一个政党最难的就是历经沧桑而初心如磐、饱经风霜而本色依旧。进入新时代,我们党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仍然要系统研究人民至上的实践要求,仍然要保持毫不懈怠的实干姿态。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了重大成就。同时也要看到,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将长期存在,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坚持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动各项事业不断实现跨越式发展,向世界展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
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推动沂蒙精神和伟大抗战精神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必须保持永不止步的开拓姿态。两种精神绝非自我封闭、仅适用于战争年代的精神形态。从本质上看,它们是具有流动性、进取性、拓新性的精神文化,具有穿越时空的深远价值,必须立足新的时代条件,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两种精神都厚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与中国革命文化紧密融合,具有较强的历史纵深感和厚重感。我们要从两种精神一脉相承与与时俱进的发展历程中,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相通的本质,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让历史对今天以启迪。同时需要在融入和服务群众上下功夫,激活传承弘扬的主体力量,从而增强人民群众对民族精神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供价值引领。
(作者系山东省委党校沂蒙干部学院副教授)
精神是一个民族的立身之基。沂蒙精神和伟大抗战精神同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组成部分,二者同根同源,经纬交织,都诠释出党群同心的生动图景。
两种精神,同一根脉
沂蒙精神和伟大抗战精神在成因上体现出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的辩证统一。
理论逻辑:精神内核与价值引领的内在契合。沂蒙精神和伟大抗战精神的生成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表现。中国在抗战初始的时候并不具备优势,但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共产党人懂得,“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从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提出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到1937年8月洛川会议正式形成全面抗战路线,动员全国民众开展民族解放战争,我们党在认识和实践上不断深化。1937年9月,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确立,由此开启了“四万万同胞齐蹈厉,同心同德一戎衣”的团结御侮新格局。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创造的巨大的政治优势下,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了《论持久战》这一著作,该著作成为抗日战争的战略总方针。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从全民族抗战一开始,就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创建了大批敌后抗日根据地,山东抗日根据地就是在此背景下建立的。从这个意义讲,沂蒙精神和伟大抗战精神等民族精神同根同魂,其精神内核与马克思主义人民性的理论深度契合。
历史逻辑:文化基因与民族精神的一脉相承。精神是文化的集中体现。沂蒙精神和伟大抗战精神都扎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土壤。在长期的历史沿革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被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中吸纳,涵养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价值立场。从本质而言,这种兼具马克思主义之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根的文化精神,既非封建阶级抱残守缺的传统文化遗存,亦非洋务派恪守的“中体西用”。它的真正缔造者,是中国共产党人——正是他们掌握并娴熟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强大思想武器,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进程中,创造性地孕育出了这一全新的精神文化形态。
实践逻辑:初心使命与行动方略的同频共振。实践是认识的基础,沂蒙精神和伟大抗战精神都离不开波澜壮阔的革命实践。自诞生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杨靖宇、赵尚志、左权、彭雪枫等爱国将领以身许国,八路军“狼牙山五壮士”、平型关大战突击连、东北抗联八位女战士等英雄群体为国捐躯,用生命谱写了一曲曲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壮歌。在山东,患有严重肾病、时常尿血的罗荣桓始终坚持在担架上指挥战斗;鲁南区委书记赵镈面对酷刑大义凛然,“要杀要砍由你们,让我放弃共产主义信仰是痴心妄想。”在党的领导下,无数革命先辈流血牺牲,用实际行动生动诠释了精神的力量。
经纬交织,生动诠释“党群同心”
沂蒙精神和伟大抗战精神虽然诞生于不同的历史语境,但两者经纬交织,都是“党群同心”的生动诠释。伟大抗战精神是贯穿历史的“时间经线”,在抗日战争的凯歌行进中,刻下党引领人民、人民追随党的同心轨迹;沂蒙精神是扎根土地的“地域纬线”,在齐鲁大地的横向空间里,彰显了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同心底色。
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在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中孕育形成的,凝结着中华民族的风骨精髓。毛泽东在《论持久战》提出抗日战争分为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历史阶段。这个历史进程既是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阶段,也是密切的党群关系形成的重要时期。面对列强的侵略欺凌,各党派、各民族、各阶级、各团体众志成城,共赴国难。
沂蒙精神作为党领导山东人民在革命斗争中形成的精神,内蕴着“党群同心、军民情深、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精神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沂蒙精神的产生发展史,就是党员干部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休戚与共的历史。革命战争年代,齐鲁大地的广大共产党员铁肩担道义、救民于水火,人民群众从“军民生死相依,党群鱼水相融”同频共融中,坚定了跟党走的信心和决心,无怨无悔地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抵御外侮、阶级解放的光辉篇章,为山东革命根据地的持续发展壮大注入了强劲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沂蒙精神为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提供了地域特色鲜明的原生态信息和原创性密码,同时和伟大抗战精神在领导力量、形成主体上一脉相承、相互印证。
赓续精神,砥砺前行
新时代,沂蒙精神和伟大抗战精神展现出重要的当代价值。
沂蒙精神和伟大抗战精神共同铸就了当代中国人的精神脊梁。两种精神都深刻诠释了中华民族强大的凝聚力与向心力,共同构建了当代中国人的精神脊梁。当前,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国际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安全等格局都在发生深刻调整。面对各种风险挑战,两种精神中蕴含的“党群同心”的智慧与勇气,仍然激励全体人民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同心同德,形成强大合力。在新时代,我们更需要从两种精神中汲取力量,以坚定的战略自信和挺拔的战斗姿态,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号巨轮行稳致远。
中国共产党是沂蒙精神和伟大抗战精神的开创者、主导者,永远做人民群众的主心骨,必须保持毫不松懈的实干姿态。一个政党最难的就是历经沧桑而初心如磐、饱经风霜而本色依旧。进入新时代,我们党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仍然要系统研究人民至上的实践要求,仍然要保持毫不懈怠的实干姿态。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了重大成就。同时也要看到,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将长期存在,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坚持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动各项事业不断实现跨越式发展,向世界展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
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推动沂蒙精神和伟大抗战精神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必须保持永不止步的开拓姿态。两种精神绝非自我封闭、仅适用于战争年代的精神形态。从本质上看,它们是具有流动性、进取性、拓新性的精神文化,具有穿越时空的深远价值,必须立足新的时代条件,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两种精神都厚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与中国革命文化紧密融合,具有较强的历史纵深感和厚重感。我们要从两种精神一脉相承与与时俱进的发展历程中,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相通的本质,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让历史对今天以启迪。同时需要在融入和服务群众上下功夫,激活传承弘扬的主体力量,从而增强人民群众对民族精神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供价值引领。
(作者系山东省委党校沂蒙干部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