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铸编辑魂

——读《我的遇见》有感

　　□ 傅绍万

　　2018年中秋节前夕，我们人大新闻系七八级同学在天津郊县群山环抱的九山顶聚会，邀请了天津日报的老报人王道生参加。天津日报是当年新闻系学生的一个实习点，王道生是我实习时的老师。分别37年重逢，没有分毫陌生感，心仿佛贴得更近了。
　　道生师已经78岁，他自驾车一个半小时提前赶来，参加过白天和晚间的活动后，又相约去他房间长谈，至凌晨不见倦色。次日早饭后，还主动当起司机，拉我和北京日报李培禹同学重访采访故地。
　　走进生机盎然的青年林，我想起写进长篇通讯中的那句格言：昨天的梦想，可以成为今天的希望，也可以成为明天的现实。这种青春的朝气，不正在道生师身上洋溢、迸发？岁月迢递，他始终没有放下手中的笔。退休后应出版社之约，写一本关于中国教育的书，他确定采写的一位分管教育的市长，却蒙冤入狱。道生师书生孤胆，奔波于千公里外的马鞍山、合肥、芜湖之间，明察暗访一百余人，收集到确凿证据，做好了应对各种后果的准备，写成长篇报告文学《黄山之变》，今晚报领导同意刊发，一位好市长冤案昭雪。
　　聚会结束返程，我发给他一条微信：“道生师：此次聚会，最大的收获是见到了您，让我看到了一个记者的坚守，一个因为信念支撑永远年轻的人。”
　　转眼间六年多过去，道生师寄来新著《我的遇见》，一、二两册，百多万字，作家出版社出版，作为《王道生文集》第九、第十卷。
　　翻开书卷，沉浸于那些朴实、厚重，极具亲和力的文字，禁不住拿起笔，写下这篇短文，表达对道生师的钦敬之情。

　　一
　　《我的遇见》，以作者一生经历贯穿。道生师是著名作家、报纸编辑、新闻记者。所遇所见，万象纷呈，但他的主要工作经历是报纸编辑，编文艺副刊、报告文学。书中所述，以编辑的人、事为多。由此，也引发、启迪我对编辑职业一些新的思考。
　　我从大学毕业到退居二线，36年间，主要从事编辑工作。其中，夜班编辑10年，副总编辑、总编辑20年。业内行话，总编辑也是编辑。出版社编辑、报刊编辑，新闻版编辑和副刊、文艺编辑，也没有不同。表面看，编辑工作是坐在窗明几净的高楼大厦里，办公桌放一杯清茶，在稿纸或电脑上勾勾画画。他感受不到四季的冷暖，风雨的来去，不识人间烟火气。真实的编辑不是这样。他是站在思想文化的前沿，历览时代风云变幻，和时代的脉搏跳荡在一起。他有一颗悲天悯人的心，眼前有万家灯火的明灭，心中有黎民百姓的苦乐。他虽然以自心论事衡文，却是以百姓之心为心。这样的编辑，才能有披沙拣金的慧眼，琢璞见玉的匠心，识英才于未名时的卓见。
　　《我的遇见》，写作者自己遇见的编辑。他们有未出版的《在高中的日子里》的编辑，成名作长篇小说《园丁》的编辑，突破自我的长篇小说《魂曲》的编辑，他们共同谱写最可珍贵的编辑魂。其中，最让人动情的是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编辑部主任王维玲、李裕康和责编邝夏渝。十年“内乱”结束，知识分子有太多的话要说，王道生也要把心中所想原原本本写出来。《园丁》是他血的凝成、泪的化合、生活的记录，是为知识分子正名、立传的小说。他写了8万字，油印成小册子，在朋友中传看。天津日报文艺部看中了它，压缩成一万字发表。中国青年出版社看到了它，派出编辑与他见面，为他请了创作假，指导他写成长篇。初稿写成，又安排他住到出版社，静心修改。8万字的油印册子，终以20万字的名篇问世。领样书那天，他来到编辑部，带去了“五一”节供给的4盒恒大牌香烟，主任和编辑们分享了他的喜烟，吸烟话文，其乐融融。他回家后的第四天，意外收到一张特别汇款单，汇款人是李裕康，汇款金额是1元3角2分，附言条上写着：“道生同志：那天忘记了给你烟钱，现寄上，谢谢！”
　　《园丁》成书和这张便条，折射出那个时代、那一代编辑人的风貌。他们不卑幼苗的稚弱，培育它长成大树；不吝心血、汗水，滋养好书面世；他们还绽放心中的光明，照亮作者的灵魂，成书也成人。
二
　　人生机缘，道生师也成为编辑，先编天津日报农村版文艺副刊，后编天津日报报告文学。他要像成就他的编辑那样，成就他人。
　　他做的第一件事，是废弃铅印好的退稿信，每封退稿信都亲自手写。这就一下子把编辑和作者的心拉近了。投稿者越来越多，写信写不过来了，他就赴各区县办写作讲习班，白天讲授，晚上个别辅导。那个时候，一篇稿件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文坛原本不出名的一大批人，因为在他主编的版面发表作品，从草根成长为作家，升任到重要岗位，有的甚至成了主编。
　　这是他写给朱国成的第29封退稿信了，朱国成还是投稿不辍，又寄来一篇小笑话。道生师不忍心再退，就给编发了，却引来读者来信批评。道生师不言放弃，不厌其烦地引导，还带着他写报告文学，把他领上了路，朱国成的作品不断见诸报端。他当上作家，“农转非”，成为区文化干部。
　　作家父亲又逆转了残疾女儿的命运，领她走上文学之路。朱明静幼年时，因一次医疗事故失听失语。到了入学年龄，父亲送她到学校，“学个兴趣”；教她学电脑，与她以家书形式交流、碰撞，让小明静的心智放飞；进入中考，老师、同学再顾不上这个残疾孩子了，父亲对她说：“你现在离开校园了，天高任你飞，海阔凭你跃。没有了沉重的负担，却有精神的自由。你可以展开想象的翅膀，去描绘你心中的世界。”2007年，明静开了自己的博客——“幸福猪猪的小窝”。两年后，明静把秘密创作的近20万字的《珍惜爱》献给父亲，出版社出版。此后，《猪窝日记》、《破茧成蝶》、《太阳花》等一本连一本问世。她成为中国作协会员，天津理工大学聋人工学院学生，毕业后做了职业记者，在电视台用手语播报新闻。朱明静浴火重生，有编辑多大一份功德！
三
　　《我的遇见》中，浓墨重彩，写到对编辑初心的坚守，引起我强烈共鸣。
　　改革开放尤其是市场经济发展，给出版业、报业带来巨大冲击。作为“铁肩担道义”的精神产品生产者，又成为拨拉钱串子的产业经营人。适应这个转变，是多么艰难！出现一些乱象，也就不足为奇了。比如，好书出版难，滥书却在海量印刷；报纸高品位的版面、栏目，忍痛压、减，让一些不该登大雅之堂的内容占据。因为这个原因，我们编辑队伍中一个不小的群体，淡忘了东升的朝阳，只盯着西沉的落日；不为大好春光、无边际遇而精神飞扬，只为秋风落木、运蹇路狭而意志消沉。
　　畏难发愁、怨天尤人，于事无补；观念固化、一成不变，必被淘汰；与世沉浮、随波逐流，智者不为。正确的态度，是执经行权，经是不变的编辑魂，权是踏平坎坷，拓开前行之路的本领。如果说一社、一报是盘大棋，一本书、一个版面、一个栏目，就是一子。全局和局部，循着同样的道理。
　　我任报业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编辑的年代，商品经济大潮汹涌，我曾对人自我调侃：我这个人，三分之一是“官员”，三分之一是报人，三分之一是商人。这有点像“怪胎”，大变革的年代，又属正常；三者似乎矛盾，又可实现统一。当好“官员”，就要守好舆论阵地；守好阵地，就要做个好报人，做强舆论；舆论影响力强了，经营就有了根基，就能成为一个好商人。虽然，三者的关系处理，并不那么容易把握，失衡在所难免，却是循着文化规律破冰前行。
　　《我的遇见》也说到当时的尴尬：报告文学版被淡化、压缩，报告文学成为广告文学、捧角文学，此门中一些高手，也下海折腾孔方兄去了。道生师始终守护着报告文学版这片净土，行人间正道，发人间真情。版面压缩，他有了更多时间，指导得意门生们写出更多精品，也让自己得到解脱，做一个处于危亡之秋的报告文学的扛鼎人。
　　瓦釜雷鸣，更显黄钟大吕的震撼；庸凡暢行，愈见好人美德的珍贵。《好人倒下了》，拨动了社会敏感的神经，传遍全国。《父亲、弟弟和我》、《最初的父亲》，书写普通人的观念冲突、情感交织，撞击人的灵魂深处，拓展了报告文学题材。《山坳里的一家人》、《希望》，写出下层民众对知识改变命运的认知和追寻，一经刊发，引来全国众多知名报刊转载。他还独辟蹊径，聚集几位志同道合者，创办了系列电视报告文学，把报纸登载的好文搬上荧屏。经费拮据，他们挤公交车、吃地摊饭，住路边店，一身蚤子……这帮“土八路”拍出的八集电视报告文学，首播一炮打响，风动京津，社会、经济两个效益共赢。
　　因应变局，执经行权，做竞争的胜者，同样是对编辑初心的坚守，且跃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宋代曾巩评《战国策》，有这样一段论述，“二帝三王之治，其变固殊，其法固异，而其为国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后，未尝不同也……盖法者所以适变也，不必尽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战国策》记载的是两千年前的事，曾巩是一千年前的人，说的却是过去、今天和明天不变的道理，也为编辑人点破迷津。保持对道的坚守，心中始终留一片净土，存一方追寻的圣地，不迷向，不歧行，编辑人生才能活出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