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质书何以“弹幕”
2025-04-24
作者:
来源:
大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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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念军
4月20日下午,一场别开生面的新书分享会:“最好的时光,值得再次播放”,在济南阡陌书店悄然开始。
没有繁琐的流程,没有格式化的套路。有的只是两位作者、一群爱书人,独立于闹市之外,倾心共度一段“最好的时光”。
作家薛易、设计师一飞,携联袂新作《弹幕书: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普通人手记》(下称《弹幕书》),从青岛匆匆而来。
作为短视频内容互动性的主流呈现方式,“弹幕”是内容激发受众共情的直接表现,也是内容互动共创的实现手段。相比而言,既定发布的内容往往代表创作者一个人的视角,而“弹幕”因为来自“芸芸众生”更显丰富和多元,进而为内容的被阐释和被解读提供更多可能。
薛易直言,酝酿此书的时间大概可以追溯到17年前,而真正下定决心是在5年前与一飞的一拍即合。5年前,适逢短视频的“弹幕”方兴,一飞的“弹幕书”创意一经和盘托出,薛易期盼已久的“东风”已然吹来。
一晃又是5年。这本一个人的心灵史话、一群人的集体记忆,终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与读者见面。
这是一本以时间为顺序、以叙述点评模式书写的叙事散文集。在书中,薛易以个人视角回眸时代洪流中的自我成长之路,记录自己1984-2003年间的“断代史”。一飞则创意引进短视频领域的“弹幕”形式,邀请50位不同年龄、不同阅历的读者组成“时光点评团”,以“批注”的方式插入自己对书中内容的感受,形成“弹幕式”的交流互动和内容共创。
正是得益于作者的个体书写和50位“时光点评人”“弹幕式批注”的内容共创,一段隶属于个体的成长记忆得以映射一代人的时代经历,成为那段特定历史进程的鲜活记录。
这一形式的创新不仅直接拓展了文字的阅读空间,而且赋予内容传播更大的可能。山东师范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院长常庆认为,“弹幕式批注”形式的创意呈现,实际打通了新媒体与纸质书的连接,为传统印刷品引入了新的媒介表达方式,让读者在接触一种信息的时候又通过“弹幕内容”触达另一种信息。
同时,作为一部“编年体”的“断代史”,薛易所截取的“1984-2003”这20年,既是中国“东方风来满眼春”高速迭代的发展阶段,也涵盖了薛易本人“睁眼看世界”的整个求学生涯:从入学“育红班”到大学毕业。
“育红班”和大学作为学习场景的典型代表,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启蒙明志、认知成长的必由之路。教育经历奠定一个人融入社会的身份基础,也塑形一个人回眸时光、审视来路的思维方式。
恰如书名所阐释的——“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普通人手记”,《弹幕书》主体内容是薛易个体成长记忆的回溯与重新审视。
“我尽量用新闻写作的方式处理记忆的呈现,进而找到个体经历与宏大叙事之间的平衡。”薛易说。
恰如短视频上司空见惯的行行弹幕,何以弹幕?弹幕何为?是情绪的表达,更是观点的交互。好比坐在演唱会、足球赛的现场,来自观众席的现场体验也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看着《弹幕书》书中一行行的弹幕式批注内容,可以清楚地感觉到,薛易个体书写的记忆呈现正在成为激发一代代人集体记忆的触点。其书写的价值也由此超越字里行间,融入更为广泛的内容场景、开启新的集体记忆塑造过程。
50位“时光点评人”来自各行各业,覆盖各个年龄段。相似的时间历程让同龄人感同身受,也让年龄不同的人心有所想。所谓集体记忆,不就是一个个个体记忆的积聚、交互和融合吗?人们关于某个年代的表述往往是印象式的——宏大而又模糊,显然,薛易和一飞的实践正是以一己之力填补历史细节的努力。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一段藉由《弹幕书》而来的“最好的时光”,也很快就散场了。彼此告别,走出宁静的书店,街市依旧熙熙攘攘。大家都赶在不同的前路上。
4月20日下午,一场别开生面的新书分享会:“最好的时光,值得再次播放”,在济南阡陌书店悄然开始。
没有繁琐的流程,没有格式化的套路。有的只是两位作者、一群爱书人,独立于闹市之外,倾心共度一段“最好的时光”。
作家薛易、设计师一飞,携联袂新作《弹幕书: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普通人手记》(下称《弹幕书》),从青岛匆匆而来。
作为短视频内容互动性的主流呈现方式,“弹幕”是内容激发受众共情的直接表现,也是内容互动共创的实现手段。相比而言,既定发布的内容往往代表创作者一个人的视角,而“弹幕”因为来自“芸芸众生”更显丰富和多元,进而为内容的被阐释和被解读提供更多可能。
薛易直言,酝酿此书的时间大概可以追溯到17年前,而真正下定决心是在5年前与一飞的一拍即合。5年前,适逢短视频的“弹幕”方兴,一飞的“弹幕书”创意一经和盘托出,薛易期盼已久的“东风”已然吹来。
一晃又是5年。这本一个人的心灵史话、一群人的集体记忆,终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与读者见面。
这是一本以时间为顺序、以叙述点评模式书写的叙事散文集。在书中,薛易以个人视角回眸时代洪流中的自我成长之路,记录自己1984-2003年间的“断代史”。一飞则创意引进短视频领域的“弹幕”形式,邀请50位不同年龄、不同阅历的读者组成“时光点评团”,以“批注”的方式插入自己对书中内容的感受,形成“弹幕式”的交流互动和内容共创。
正是得益于作者的个体书写和50位“时光点评人”“弹幕式批注”的内容共创,一段隶属于个体的成长记忆得以映射一代人的时代经历,成为那段特定历史进程的鲜活记录。
这一形式的创新不仅直接拓展了文字的阅读空间,而且赋予内容传播更大的可能。山东师范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院长常庆认为,“弹幕式批注”形式的创意呈现,实际打通了新媒体与纸质书的连接,为传统印刷品引入了新的媒介表达方式,让读者在接触一种信息的时候又通过“弹幕内容”触达另一种信息。
同时,作为一部“编年体”的“断代史”,薛易所截取的“1984-2003”这20年,既是中国“东方风来满眼春”高速迭代的发展阶段,也涵盖了薛易本人“睁眼看世界”的整个求学生涯:从入学“育红班”到大学毕业。
“育红班”和大学作为学习场景的典型代表,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启蒙明志、认知成长的必由之路。教育经历奠定一个人融入社会的身份基础,也塑形一个人回眸时光、审视来路的思维方式。
恰如书名所阐释的——“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普通人手记”,《弹幕书》主体内容是薛易个体成长记忆的回溯与重新审视。
“我尽量用新闻写作的方式处理记忆的呈现,进而找到个体经历与宏大叙事之间的平衡。”薛易说。
恰如短视频上司空见惯的行行弹幕,何以弹幕?弹幕何为?是情绪的表达,更是观点的交互。好比坐在演唱会、足球赛的现场,来自观众席的现场体验也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看着《弹幕书》书中一行行的弹幕式批注内容,可以清楚地感觉到,薛易个体书写的记忆呈现正在成为激发一代代人集体记忆的触点。其书写的价值也由此超越字里行间,融入更为广泛的内容场景、开启新的集体记忆塑造过程。
50位“时光点评人”来自各行各业,覆盖各个年龄段。相似的时间历程让同龄人感同身受,也让年龄不同的人心有所想。所谓集体记忆,不就是一个个个体记忆的积聚、交互和融合吗?人们关于某个年代的表述往往是印象式的——宏大而又模糊,显然,薛易和一飞的实践正是以一己之力填补历史细节的努力。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一段藉由《弹幕书》而来的“最好的时光”,也很快就散场了。彼此告别,走出宁静的书店,街市依旧熙熙攘攘。大家都赶在不同的前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