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选一”风波中，外卖战激荡新变局

运力资源之争背后，是京东与美团在即时零售领域的角力

　　□ 大众新闻记者 张瑞雪 刘姝彤 王瑛琪 刘祯周
　　大厂又“隔空开战”了。
　　4月21日，京东发表声明称，某竞对平台于近期再玩“二选一”游戏，强制兼职骑手放弃京东秒送订单，如有违反，将遭封杀。
　　当日，美团亦快速反应，再次辟谣并无强制“二选一”行为，称没有任何平台有动力、有能力约束外卖骑手的接单选择。值得注意的是，本次风波的前几日，美团已有过关于“二选一”的辟谣。
　　事实上，自京东于今年2月正式进入外卖赛道后，短短两月余，京东、美团两方已有数次“交火”。本次“口水仗”的焦点直指外卖行业的角逐核心——以全职、兼职骑手构成的运力资源。资深业内人士告诉记者，“电商大厂在即时零售领域竞争激烈，现在就是你来打我的正面战场，我就深入你的腹地。”
“二选一”罗生门下的骑手抉择
　　平台强制骑手“二选一”在事实层面究竟是否存在？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美团全职骑手杜继亮跑单两年有余，他介绍，美团骑手分多种模式，如专送、众包、乐跑等，各模式的派单形式、数量与福利待遇存在差别。他认为，“二选一”主要涉及乐跑、众包等模式中的兼职骑手，他们与平台关系相对松散，无专门站点管理，仅有“骑士长”一类角色兼职管理。洛龙区有15-20组乐跑小队。
　　“据我了解，因为队员的跑单数据直接关系到‘骑士长’的收入，所以可能有些骑士小队私下会有自己的规定，要求美团、京东只跑一头，但官方层面是不存在‘二选一’的。”杜继亮说。
　　在他看来，“管不过来”可能是美团这类巨头平台基于体量的管理难题，但平台若以“不知情”脱责也难以令公众信服，“总部管不过来，但肯定会知道这个情况。”
　　上海君悦（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勇解释，从法律层面看，如果平台对驿站队长有直接控制权，且其行为源于平台的指示，抑或驿站队长的“二选一”获得平台流量倾斜或经济补贴，则可推定平台与驿站队长共谋。在有意联络、经济利益共享的情况下，平台应承担连带责任，否则仅能认定为个体侵权行为，由驿站队长承担责任。
　　夏杰（化名）是济南一家通信公司员工，年前注册为达达骑手，平时下班后兼职接单，订单来自美团、京东秒送、饿了么等多平台。他说，成为骑手后未曾被要求“二选一”，“只要单量充足，我有单子接就行，骑手左右不了太多。”
　　尽管美团、京东两方在官方层面都未强制骑手“二选一”，但实际上，自京东“搅局”外卖赛道后，两平台间的跳槽、流动正在持续发生。
　　骑手们的共识是：薪酬待遇是最关键因素。因此，许诺缴纳社保、配送单价高的京东成为更具吸引力的选项。杜继亮透露，他所在的站点约有100名骑手，目前已有约20人提交了离职申请，离职后大概率流入京东。
　　杜继亮将骑手们的“出走”归因于美团订单单量下降、单价下调、配送时间缩短、保险费提高等现实问题。这些问题存在已久，在京东日前声明中亦被当作“软肋”细数。“没有什么解决和优化”让杜继亮感到失望，他也开始进入离职倒计时。
　　但转战京东，是否就是理想选项？有骑手表示，目前已入职京东秒送一个多月，收入确实比其他两个平台高出不少。但亦有骑手抱怨，目前京东一单仅七八毛，收入并不高，并且“好单全在全职和小队手里，众包大厅白板一片”。
竞逐即时零售，两巨头为何“急了眼”
　　业内分析人士张丘明（化名）告诉记者，本次交锋，双方已触及行业核心资源，焦点在于对“人”的抢夺——既是在抢骑手，也是在抢用户。“外卖行业是线上线下结合的，骑手将线上订单交付到消费者手中，才是一个完整的履约链条。”换言之，如果运力资源流失，平台履约能力下降，用户的流失是可以预见的。
　　张丘明认为，京东入局外卖，并将矛头对准美团，并非没有“前因”。近年来，电商领域竞争进入白热化，尤其是抖音电商的加速崛起，令京东面临“老对手”和“新玩家”的双重压力。
　　与此同时，美团大举进入即时零售领域，以“美团闪购”品牌打破了京东在即时配送领域的安全感。从数据来看，美团闪购日均单量已达1800万单，并通过与海尔、联想等品牌合作，强化大家电等高客单价品类的即时配送能力，试图打破京东的3C家电优势。
　　“现在在美团上，药物、手机、家电等各种品类都可以买到，这就相当于深入京东‘腹地’了。”张丘明解释，“京东的优势在于自有物流，现在美团号称‘30分钟送万物’，这让京东比较被动。”因此，外卖成为京东布局“即时零售生态圈”的关键落子。
　　而在另一位电商资深人士赵孟（化名）看来，京东更像一条“鲶鱼”，“之前的格局比较固化，如果不是京东这条鲶鱼搅局，美团可能不会很快给骑手缴社保。”
　　4月15日，京东宣称自家订单量将超过500万单，活跃骑手超130万人。赵孟认为，京东之所以在短时间内能取得较好战果，是因为“外卖行业有自身痛点，京东不过提供了补足选项”。京东通过全职骑手缴纳社保、商家0佣金、品质餐饮等手段，提高骑手、商家、消费者多主体的权益，能够倒逼整体行业环境改善。
　　山东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胡浩然亦持有相似观点，他认为，京东提出的“品质餐饮”，可能会带动外卖行业整体高端化、精细化，对外卖链条上各方主体均能带来正向效应。

关键在于破解“平台中心主义”
　　尽管京东外卖在本次风波中收获了不少流量与好感，但社交平台亦有吐槽的声音。例如，4月22日中午，京东系统后台暂时故障，用户下单超1小时无人接单。事后，京东及时道歉并给出赔偿方案。
　　此外，没有独立App，难找外卖入口；专业客服团队人员不足，处理问题稍显吃力；餐品细节无法在京东后台设置……种种问题，显现出京东外卖在进入市场初期的控制力、服务力尚有欠缺。
　　赵孟认为，上述问题是阶段性问题，将在优化中解决。胡浩然则有另一重担忧：“羊毛出在羊身上。现在的补贴，未来会不会通过压缩商家利润空间和骑手待遇、抬高商品价格等方式转嫁？”他认为，成长为“另一个美团”，不应是京东外卖的未来方向。
　　胡浩然还提出，长期来看，当京东取得一定市场份额后，美团、京东、饿了么三方分据的局面将削弱规模效应，用户被分流，每家的成本都会抬升。当三家实现新的均衡，拉高的成本也有转嫁消费者的风险。
　　胡浩然认为，应对上述可能性的较好方式是引入政府的调节作用。政府应当鼓励竞争，放低准入门槛，适度介入，以保证外卖市场能够实现持续、动态的优化。换句话说，就是需要“不断引入鲶鱼，保证市场活水”，同时政府应引导企业避免“无效内卷”及市场的大幅波动。
　　在本次“二选一”风波中，骑手与平台的意愿、实际执行状况存在较多错位与误读，骑手与平台的对话机制显见失灵。对此，胡浩然建议，政府或工会应当发挥引导对话的桥梁作用。
　　张勇认为，处理外卖行业中多方利益的纠葛，关键在于破解“平台中心主义”，因此建立多方治理机制显得尤其重要。未来可以通过立法明确类似委员会的地位、成员类别、运营机制等，完善配套制度，实现有效平衡平台效益、骑手利益及社会责任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