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的历史理解与通达的现实关怀

　　□ 马兵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话尽人皆知，历史学家柯林伍德对这句话有一个细致严谨的解释，当代史并不意味着“为期较近的过去的历史，而是在严格的意义上，即人们实际上在完成某种活动时对自己的活动的意识”，因此，“历史就是活着的心灵的自我认识”，“因为即使历史学家所研究的事件是发生在遥远的过去的事件，但对它们历史地加以认识的条件也还是它们应该在‘历史学家的心灵中荡漾’，那就是说，它们的证据应该是此时此地就在他的面前而且对他是可理解的。”
　　钱穆先生在《中国历史精神》中写道，“历史时间有它的一种‘绵延性’，在瞬息变化中，有它凝然常在的一种‘特殊性’”，因而“故凡属历史事件，都是一种具有持久性的事件。那些事件，不仅由过去持续到现在，而且又将持续到将来。我们研究历史，并不是说只要研究这事件的过去；而实是根据过去，来了解现在。不仅如是，而还要知道将来。历史事件是一种远从‘过去’透过‘现在’而直达‘将来’的，有它‘一贯’的一种历史精神。”
　　对于两位历史学家的历史观，傅绍万先生一定心有戚戚，因为他的读史之作《中华精神大历史——历史关键节点上的关键人物》也是如此，全书立足“大变局”、“大因果”、“大本原”、“大人格”、“大情义”，如一柄锈迹斑驳但依旧透射凛冽寒光的青铜古剑，劈开了信息茧房的迷雾。当短视频平台将历史切割为猎奇段子，当算法推送将文明简化为标签符号，这部著作以“历史关键节点”为经纬，不拘泥于考据训诂的窠臼，亦不困守于臧否人物的旧辙，而是在古今交会处，构筑起理解中华文明的精神坐标。作者对历史节点的抉取，深得王夫之“势异局迁”的史识精髓；从古公亶父去豳迁岐到张謇实业经国，从管仲的“尊王攘夷”到康有为的“书生狂飙”，每个人物的拣选，勾勒出中华文明主体性的传承脉络，显现出与时俱进的革新基因。
　　入选全书的八十多位历史人物，并不以人物功绩、史家定评和后世影响为绝对参考，作者重显性事功，也重隐性之持久效应。如第三章谈秦汉人物，总共选了十位，秦皇、汉祖、汉武、光武、王莽、董仲舒、曹操、诸葛亮等帝王名相外，还选了曹参和嵇康两位。先说曹参，作为汉相国，他确是“武功”与“文治”兼具之辈，对于文景之治亦有奠基之功，但论知名度，他比不了项羽、韩信、张良、萧何等，但作者以为，曹参任齐相时采纳“黄老之术”，“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使齐国大治；继任汉相后更以“饮酒避事”的表象推行无为而治，实则通过“举事无所变更”延续汉初休养生息的国策。《史记》评其“载其清静，民以宁一”，恰与汉惠帝时期民生复苏的历史需求相契合。这种“不折腾”的执政理念，既是对秦代严刑峻法的拨乱反正，亦为文景之治奠定基础，显示出曹参超越具体政令的宏观历史眼光。其人物形象因此突破了“猛将”或“庸相”的单一维度，成为汉初政治转型的关键枢纽。
　　再看嵇康，他虽得鲁迅厚爱，但《三国志》只留给他二十七字，足以说明在魏晋大变革的时期，一众浮沉的历史人物还轮不到他上主桌。但作者却分外看重其浩然正气。作为魏晋时期竹林七贤的精神领袖，嵇康的思想、才华与人格构成了一幅复杂而深刻的历史图景。他不仅是文学与音乐领域的巨擘，更以“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哲学主张，成为魏晋玄学的重要奠基者。《世说新语》载其“肃肃如松下风”的仪态，以及王戎“二十年未见喜愠之色”的评语，勾勒出他超然物外的名士风范；另外，面对司马氏政权的威逼，他以《管蔡论》为历史翻案，借古讽今揭露权力伪善，最终因拒绝与钟会等权臣妥协而殒命刑场，这种“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处世哲学，恰是其“形神兼养”理论的身体力行。从思想史的角度看，嵇康主张“审贵贱而通物情”，这种试图调和名教与自然的努力，为后世理学家心性论提供了思想资源。他对养生之道的系统论述，将个体生命价值提升到哲学高度，突破了两汉经学桎梏，的确堪称中国文化从外向伦理转向内在超越的关键节点。而这也正显现了作者的眼光。另如第五章唐宋部分，选入慧能、后唐明宗李嗣源、邵雍等亦有同此之妙。像李嗣源，作为五代时期少有的平民出身的帝王，他以务实作风开创“天成之治”，其统治既体现出乱世中恢复秩序的政治智慧，也暴露了武人政权转型期的结构性矛盾。这种矛盾性恰是五代十国特殊历史节点的缩影，为理解中古社会转型提供了关键个案。作者赞其“情怀天下”，也不避其晚年昏昧，褒贬中都有读史者个人的会心和同情。
　　质而言之，《中华精神大历史——历史关键节点上的关键人物》以人物串联数千年，就像本雅明提出的“星座图景”，看似离散的星辰通过“关键”的历史理解与通达的现实关怀组合成具有意义的整体形态，论者以“入乎其内，出乎其外”的态度在历史长河中架起一座贯通古今的津梁。
　　 （作者系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