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四大战略主题

　　□ 唐亚林

　　■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创新问题，长期以来存在以西方为中心/方法与以中国为中心/方法、西方中心主义论与中国中心主义论之争。实际上，这种争论是不得要领的做法
　　■既有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知识体系脱离中国发展实际的现象一直没有得到有效改观，且各学科知识体系的核心概念、理论范式与研究方法受西方中心论的影响很深，普遍存在污名化、歪曲化、简单化等现象
　　2022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再次强调“实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要求。笔者认为，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需要我们从价值、体系、制度与方法四大战略主题视角，对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创新问题作出原创化、知识化、科学化、体系化的回答。
全人类共同价值与共同体建设
　　“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首次提出了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标识性概念，并对其基本内涵进行了阐释。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形成了成熟化的价值观体系。
　　人是需要在各种共同体中才能找到生活的意义和实现人生价值的，而人类也需要在更为多元综合的共同体平台上才能找到合作与发展的途径。要实现以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为核心的全人类共同价值，需要通过建构基于主权国家为基本生存与发展单元的国家共同体载体方式，以及基于主权国家和地区、区域共同体为基本竞争与合作单元的世界共同体载体方式，才有可能将这些全人类共同价值付诸实践，融进大大小小的各类共同体建设之中。
　　对于国家和地区而言，根据不同地区、不同族群、不同语言、不同文化、不同阶层等而形成的如社区共同体、城市共同体、区域共同体等各类共同体，要将不同的人置于同一或者多重共同体保护之下，建构集身家群国于一体的家国共同体，进而将全人类共同价值落实到国家和社会的日常生活之中；对于世界而言，根据不同洲际地理历史环境、不同社会发展制度、不同经济发展程度、不同发展命运与历史恩怨等而形成的如国与国关系共同体、区域共同体等各类共同体，包括经济共同体、政治共同体、军事共同体、文化共同体等，要将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置于多样化分层化共同体保护之下，建构基于共同价值观、共同发展命运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以最大限度地将全人类共同价值落实到世界、区域和国家间的日常生活之中。
　　“圈层需求观”与包容性治理体系建构
　　关注人的生存和安全、心灵和尊严，关注个体与群体的物质需求、精神需求与发展需求，关注社会发展的合作与秩序，关注国家存亡兴衰的道理与规律，既是人类社会所有制度设计的基本出发点，又是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知识体系建构与创新的基本立足点。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说”开拓了人们对人类社会行为动机的深入思考，但它也存在明显的不足，即既忘记了这些多样化需求可以同时存在，并得到满足，又割裂了个体需求不能脱离其他群体需求而存在。
　　有鉴于此，笔者曾提出相互依赖、依次递进、包容共生的新型“圈层需求观”：一是保障个体生命和家庭血脉的存活，体现为“丰衣足食、安居乐业”的生存需求；二是保障家族与群体生活的延续，体现为“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的交往需求；三是保障国家发展与民族命脉存续的繁荣与发展，体现为“国泰民安、政通人和”的发展需求；四是保障国与国之间、国家与世界之间的和平共处，体现为“天下为公、四海一家”的共荣需求。
　　这种集生存需求、交往需求、发展需求与共荣需求于一身，融身家群国世于一体的“圈层需求观”，给国家共同体建设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提出了建构新型包容性治理体系的新要求：一是通过建构让各种政治主体力量有机参与一国或地区公共事务与活动的管理平台与制度，推动包括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国家、族群与族群、国家与国家、区域与区域之间形成同生共在的关系，建构包括生活共同体、社区共同体、情感共同体、乡村共同体、城市共同体、区域共同体等在内的各种共同体形态，形成多元化、分层化、圈层化、包容化的治理共同体；二是通过治理统合发展、服务与秩序，将人的需求、社会的需求、国家的需求和世界的需求有机统合起来，形成各种类型的发展共同体；三是通过建构与“圈层需求观”相适配的，以生存权、安全权、发展权与幸福权为核心的普遍公民权利体系，创建让广大人民群众广泛真实有效参与国家、社会和世界生活的系统化制度体系。这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创新回归人类基本需求、现实生活与共同体建设等基础性命题的内在要求。
制度框架定型与运作机制创新
　　在治国理政活动中，制度建设事关长远和根本，其检验的理想标准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制度体系的设计出发点，是否着眼于人的全面发展与人类的自由解放这一根本目标；二是制度体系的系统设计与建设，是否体现了公共权力有效制约与积极行使、公民权利有效维护与责任担当、公共利益有效分配与社会生产、公共精神有效提升与共同进步之“四公目标体系”；三是制度体系的自我更新动力构建，是否激发了各类政治主体与政治力量的领导力、创造力、良善力和整体合力；四是制度体系的运作效能，是否有效地统合起了过去、现在与未来以及一国的整体与部分之间关系，是否连通起了本国、区域与世界的共建共治、共享共荣等目标体系。
　　构建树立在各种共同体基础之上的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自主知识体系，一方面需要重视适应共同体成长与发展的制度框架的成熟与定型，确保共同体建设与制度框架建设二者间相互适应、彼此促进、共同进步，重视连接各类共同体目标间、主体间、事务间、战略间、策略间、政策间等的落地机制、联动机制、执行机制、监督机制、评估机制等运行机制体系建设；再一方面需要重视激发包括各类组织、机构与人在内的主体力量的热情、激情、理性、责任与创造力，激发组织与人的道德力量、制度的自主力量、治理主体的变革力量的合力生成机制，形成人类社会“良心+良制+良治”的复合发展道路以及支撑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自主知识体系创新的道德基础、制度基础与治理基础。
以事为中心与“正面建构法”
　　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创新问题，长期以来存在以西方为中心/方法与以中国为中心/方法、西方中心主义论与中国中心主义论之争。实际上，这种争论是不得要领的做法，原因在于三个方面：一是过往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知识体系建构普遍存在搬运舶自西方国家的发展经验、削“中国之足”以适“西方之履”的情况，导致各学科知识体系创新陷入理论建构与中国实践经验严重脱节的窘境。二是缺乏从大党大国大发展的视角系统总结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十几亿人口大国所创造的成功经验，忽视了这种大国发展独特性就是一般规律性的体现。三是既有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知识体系脱离中国发展实际的现象一直没有得到有效改观，且各学科知识体系的核心概念、理论范式与研究方法受西方中心论的影响很深，普遍存在污名化、歪曲化、简单化等现象，尤其是缺乏及时有效的清理和与时俱进的创新，进而导致既有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知识体系创新变成了书斋里自娱自乐的游戏。
　　治国理政之大事、国家发展之大事、人类发展之大事，需要统筹历史、现实与未来之大事，需要统筹近期目标与长远目标之大事。这就意味着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知识体系的创新必须以人的全面发展与人类的自由解放为根本关怀，以事为中心，运用从“无差别的合”到“有差别的分”再到“更高级无差别的统合”之“正-负-正”思维模式，从事物事务长期运行的实际特征、发展绩效和未来趋势出发，按照利害相一致原理，权衡其利弊，从正面去寻找能够描述、刻画和展示事物事务全貌或者根本特质的概念、名词与理论，最终形成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自主知识体系创新的“正面建构法”之新方法论。
　　“正面建构法”之新方法论，就是通常所说的先从实践中来，上升为经验、理论、战略和政策后，再广泛地应用到实践中去，然后再从实践中来，经过进一步总结提炼和系统抽象后，形成自主成熟的理论体系、战略体系和政策体系，接着又回到实践中去指导、丰富和发展，并从自主知识体系创新角度形成体系化的概念、理论与方法，最终成为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自主知识体系创新的主干性框架和知识来源。
　　（作者系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