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间谍对华情报工作与甲午战争的爆发是一个相互促发、相互牵引的过程……

磨刀霍霍向北洋

　　□ 本报记者 卢昱

　　清末荣成人李锡亭在所撰《清末海军见闻录》中说：“甲午战之先，有一位‘游学先生’在荣成地区遍闯学馆，有时向塾师索纸书对联，署名‘大山’，一般塾师莫之注意也。及日寇登陆之后，有人重见其人于日本军队中，始如梦初醒，知为日人留辫伪装华人而侦察情况者也。”
　　此类“如梦初醒”的间谍案例，在各类甲午战争相关的回忆录中多有提及。从历史的纵向看，日本间谍对华情报工作与甲午战争的爆发是一个相互促发、相互牵引的过程。日本当政者在面对晚清政府这样的庞然大物时，最初并无战胜之决心和把握，而是有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可惜晚清政府对霍霍磨刀声一直充耳不闻。
　　间谍成果，可谓“显著”
　　日本对晚清政府的情报战始于明治维新后。1871年3月，参议江藤新平向日本当局提交了《对外政策意见书》，强调对中国加强情报研究的重要性，建议尽快向中国派出谍报人员广泛搜集情报。
　　第二年，日本陆军大将西乡隆盛派出陆军少佐池上四郎等三人潜入中国。据考，这是日本为发动对华战争实施间谍渗透之肇始。
　　一年后，三人向日本当局提交了名为《满洲视察复命书》的间谍报告。这是一次对对手的摸底，报告称“（中国）积弊久生，士气腐败，兵士怯懦，常备军殆成虚名。况朝廷纲纪废弛，贿赂公行，商民怨嗟，皆属实情。如此下去，不出数载，该国势将土崩瓦解，可谓明矣。”
　　随后，日本开始对清朝进行系统的情报侦察。以海军为例，1876年，日本海军部分将官在东京成立了“水交社”，其名称取《庄子》中“君子之交淡如水”之寓意，社长由时任海军大臣兼任，其机关刊物为内部刊行的《水交社记事》。该刊内容基本以各国海军动态、海军机构、海军技战术等文章和情报类资料为主。日军在甲午战争中缴获的北洋海军的许多航海日志、文牍、书信等原始档案和文献也刊载于《水交社记事》中。
　　出于情报工作的需要，日本海军省还编纂了大量的“情报手册”“情况报告”等资料。甲午战前，中国海军已成为日本海军最主要的竞争对手，日本海军省不断派遣情报人员赴中国搜集海军情报，如日本军官曾根俊虎、关文炳、石川伍一等长期在华潜伏，搜集情报。一些在华日本留学生和日本驻华使馆武官也以合法身份为掩护，搜集军事情报。
　　甲午战前，日本政府养活一批浪人，留发辫，学汉语，到中国从事间谍活动，其中有不少冒充为“游学的”。李锡亭曾这样说，昔日困乏的读书人，不肯沿门托钵讨饭，而自比于儒者之林，带点轻微行装，向私塾行乞，研讨文学者绝少。膳时授点饭给他吃，晚上给他一个地方住宿，授几文钱打发他走。塾师多憎恶之，俗称“游学的”，实际等于识几个字的乞丐。
　　这些间谍的成果，可谓“显著”。自1890年1月至1894年6月，大量有关中国海军的情报资料被日本海军省编辑成册，如《北洋海军沿革志稿》《北洋海军诸条例》《北洋海军实况一斑》《北洋海军大检阅观览记事》《沿岸纪要附图》等等。这些情报资料涉及中国海军兵制、海军沿革、军港水文、海军布防、各舰队实力、兵员管理等多个方面。
渗透北洋，“无孔不入”
　　在日本海军“情报资料”中，涉及北洋舰队的内容可谓“无孔不入”。
　　1889年6月初，正在中国沿海航行的日本炮舰“大和”号受命前往威海，暗中尾随“观察”北洋舰队与南洋舰队的联合会操。除了“大和”舰长诸冈赖之外，随舰同行的还有当时在中国从事情报活动的日本军官安原金次。
　　一年后，安原金次所撰写的《北洋海军实况一斑》被呈送日本海军参谋本部，后经编辑，配发海军省主要部门和各舰舰长。
　　在《北洋海军实况一斑》中，安原金次说：北洋舰队“每一艘军舰都管理得井然有序，舰内各项操练也十分快捷”。该报告还记述了北洋舰队“从出港到展开队形，其一系列动作十分迅速，运动时也能保持良好队形和间距”，并认为这是不可小觑的进步。
　　安原金次在评价北洋舰队水兵的航海技术时称：“北洋舰队虽然缺乏远洋航行的训练和经验，但每年都要在中国漫长的海岸线巡弋，其远距离航行的训练频繁，海上失误极少，航海训练十分扎实。”另外，他还注意到北洋舰队在重视外国教官作用的同时，已逐渐在炮术、轮机、航海等关键岗位摆脱了对洋员的依赖，加强了本国水兵自主操控军舰的能力。
　　“虽然北洋舰队的军官、士官中经过专业培训和具有丰富航海经验者甚多，舰船勤务也比较娴熟，但在军纪和训练上却并未做到诸事齐整。”安原金次认为，北洋舰队官兵在军纪方面没有做到整齐性和统一性。而在士气方面，他更评价道：“虽然在训练时毫无嘈杂混乱的情形，但是水兵气氛很沉闷。”
　　在“观察”北洋舰队会操期间，安原金次曾离舰登陆，前往北洋舰队驻地进行暗访，因此搜集到大量北洋舰队会操之外的情报。他看到了北洋舰队的军容风纪和舰队管理情况：北洋舰队一改旧式水师的弊端，大力整顿军容风纪，取得良好效果，水兵在严格的纪律约束下，平日极少离舰。其他部队中普遍存在的街头酗酒、军容不整等行为在北洋舰队中基本被杜绝。当然，该报告也记载了北洋舰队部分官兵中仍然存在一些陋习，如吸食鸦片、赌博等。
　　为寻找北洋舰队的不足，日本海军还重点侦察北洋舰队的装备和后勤保障状况。以北洋舰队旗舰“定远”号为例，该舰一直被日本视为假想敌，试图掌握该舰的详细情报，并试图寻找其火力、防护、动力方面的弱点。
　　1889年北洋舰队第一次会操时，大和舰得以细致“观察”定远舰的武器装备，发现了该舰主炮塔防护方面的弱点。此前，日本海军认为“定远”舰305mm主炮塔各部位装甲厚度均为12英寸，普通火炮无法对其构成威胁，但日方通过“观察”发现，该炮塔实际上只有下部装甲达到12英寸，而顶盖装甲仅1英寸。
　　对此，日本海军有针对性地加强了军舰速射炮和机关炮的配置，企图利用火炮数量和射速优势，对“定远”等舰主炮塔的结构弱点予以打击。黄海海战中，日本联合舰队充分利用这一情报，集中攻击北洋舰队“定远”“镇远”等舰的305mm主炮，造成北洋舰队三门主炮毁坏，极大削弱了北洋海军重炮的威力。
“临门一脚”终究无济于事
　　甲午战争之前两年，是日本对华情报战的最后冲刺阶段。日谍的主要精力放在了对清朝的兵力结构，特别是海军部署、海防构设和辽东半岛诸港口登陆点等具体战术情报的刺探上，为日本在甲午决战中的胜局发挥了关键作用。
　　1888年底，长期潜伏的海军中尉关文炳对正在施工中的威海卫炮台及通向荣成湾的地形、道路进行了详细侦察，考察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的登陆地点，并对天津大沽炮台以东之各海口进行实地勘测，发现秦皇岛以南的洋河口是大部队登陆的最适宜之地。
　　此后，关文炳根据侦察向日当局建议，若与中国开战，应对威海卫采背后进攻战术，可选择荣成湾为登陆点。在后来的甲午之战中，日军作战计划完全遵循了这一情报建议。这一情报，使得日军通过陆上作战，很快将北洋水师所在地刘公岛变成了孤岛。
　　即便在威海卫战斗中，日军也不忘刺探情报。据“来远”舰水手陈学海回忆，在刘公岛被日军围攻至岌岌可危时，北洋士兵在刘公岛发现东疃善茔地里有亮光，一闪一闪的，像是打信号，就报告了提督衙门的师爷杨白毛。杨白毛和刘公岛护军统领张文宣联系，派人去善茔地查看。找了很久，没发现可疑的地方。
　　待搜查队伍准备回头走时，有人发现有几座坟背后都堆了不少杂草，有点异常。此后，众人把草扒开，有个洞，用灯往里一照，原来里面藏着奸细。这天夜里，一共抓了七个日本奸细。这伙人已经活动了好几个晚上，他们在坟后挖个洞，打开棺材，把尸首拖走，白天藏在里面，夜间出来活动。
　　“当时刘公岛上有奸细活动，护军统领张文宣派人去搜，抓了七个日本奸细，在正营门前的大湾旁杀了。日本奸细的尸首陈列在湾边上，弟兄们没有不恨的，打那儿路过时总要踢上几脚解恨。我去看过，也踢了好几脚。”“镇北”舰水手苗秀山的回忆，印证了陈学海的说法。
　　北洋水手对敌人“临门一脚”终究无济于事，在甲午战争之前和整个甲午战争过程中，晚清政府对日本没有哪怕一次有效的情报侦察。晚清政府对反间谍问题的认识极为不足，且行动无力。当时，有官员目睹清朝防范日谍工作的巨大漏洞：“见倭夷往来不绝，凡我船开行，彼即日细为查探，非但常在码头逡巡，竟岸下船在旁手持铅笔、洋簿，将所载物件逐一记数。竟无委员、巡丁驱逐。”
　　即便真正捉到了间谍，清廷也多是草草应付了事。《盛世危言》作者郑观应时任上海轮船招商局的帮办，他电告朝廷大臣盛宣怀，“日本奸细颇多，经地方官拿到者有二处，其一系倭人改装入内地，遣送交该国领事，罚洋一元五角，释放了事，华人通同者，亦释放销案。如此办法，奸细越多，胆越大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