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封家书谈起

　　□ 郭万保

　　十六世纪九十年代的一天，山东新城县一户人家里，母亲徐氏给远在浙江山阴县任知县的儿子耿庭柏写了封家信。时隔400多年，这封信的具体内容已不得而知，但信中一首《寄子诗》却流传至今：“家内平安报尔知，田园岁入有余资。丝毫不用南中物，好作清官答圣时。”这首诗的意思平白如话，既报家中平安富足，又叮嘱儿子清廉为官，其蕴含的真挚浓烈的亲情、为政清廉的意识以及重要教育意义深刻而隽永。
　　徐氏自幼聪慧，诗才颇高，同时德行佳美，处事果断，生活节俭，乐善好施。其新城同乡、时任江西道监察御史王象蒙称其“遇事剖决，有丈夫风，乐捐济，好淡素，绮纨弗御，甘脆弗进”。徐氏之子耿庭柏，字惟芬，号华平，勤奋好学，德才俱佳。1591年，20岁的他中山东乡试亚元，第二年中进士，由此步入仕途，历任山阴县知县、光山县知县、兵部职方司主事、吏部考功司主事、吏部验封司郎中、吏部文选司郎中、太常寺少卿等职。1622年他被提拔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浙江巡抚。耿庭柏牢记母亲殷殷教诲，一生廉洁勤政，以民为重，恪尽职守，功绩卓著，1623年52岁时病逝于浙江巡抚任上。
　　实际上，耿庭柏的成就不仅受益于母亲的彤管慈教，而且承继于其父亲耿鸣世的率先垂范。耿鸣世于1568年中进士，历任河北邢台县知县，刑部主事，广西、山西监察御史，陕甘巡按兼提学使，南京、应天等六府巡按，蒲州通判，潞安府推官，礼部员外郎，陕西陇右道佥事、布政使司右参议。从政20多年，他始终正气凛然，清廉自守，鞠躬尽瘁，深受民众爱戴，成为百官之典范。时人有诗赞之云：“问公遗后何所以，一线清风在乡里。”又云：“嗟乎耿夫子，正气凌九霄。”
　　可以说，正是父母言传身教，逐渐形成良好的家教家风并得以有效代际传承，一个家庭家族才能够持久兴盛、家业绵长。新城耿氏家族的后续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与耿鸣世、耿庭柏父子同时及之后，明清时期耿氏家族有5人考中进士步入仕途，或担任朝廷要员，或成为封疆大吏，且都清正廉明，政绩卓显，耿氏家族遂成为当地声名显赫的高门望族。清中期以后，新城耿氏家族逐渐以商贾为业，工厂和店铺遍布济南、张店、周村等地，诚信经营，童叟无欺，且积极参与捐建学堂、修桥铺路、周济灾民等泽被乡里的慈善事业，续写了家族辉煌。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优良的家教家风必以德行为重。因此“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的联语自古便广为流传。在众多嘉德懿行中，清正廉洁、勤政为民尤为人们所看重。在这方面，新城王氏家族的家教家风同样可圈可点。明嘉靖时期，先后任工部主事、户部员外郎等职的王重光首立“道义读书”家训，后世不断传承发展。清初，一代诗宗、官至刑部尚书的王渔洋在仕宦生涯中，自觉践行“不负民即不负国，不负国即不负所学”的为官之道，洁己爱民、宽政慎行，被誉为“一代廉吏”。1697年，其三子王启汸出任唐山县令，王渔洋亲书《手镜》箴言50条，教育他做一个“清慎勤”的好官。正是这种以“忠勤报国，洁己爱民”为核心精神的家教家风浸染影响，明清时期新城王氏家族出进士30人、举人52人，从政的110多人中，官至尚书、御史、侍郎、总督、巡抚等三品以上朝廷重臣的9人，还有众多家族成员担任中等要职，故有“新城王半朝”之誉。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纵观历史，那些“积不善”而殃及子孙的也代不乏人。被《宋史》列入“奸臣传”、因陷害岳飞留下千古骂名的秦桧，在家风建设方面同样乏善可陈。1153年，秦桧之孙秦埙参加南宋朝廷组织的“锁厅试”。秦桧事先把主考官陈之茂请到相府，希望他将秦埙录为第一名。清正刚直的陈之茂坚持以文章质量区分优劣，最终定才名远播的陆游为第一名，把秦埙置于第二名。秦桧对此怀恨在心，第二年陆游参加殿试即遭“显黜”，此后陈之茂也“几蹈危机”。1752年，高中状元的秦大士与袁枚等人一起游览杭州西湖，看到岳飞墓前秦桧夫妇等人的跪像，袁枚便出一上联：人从宋后羞名桧；秦大士脸色一红随即对道：我到坟前愧姓秦。
　　古今一理，“正家而天下定矣”。不论社会和时代如何变迁，不论家庭结构和生活方式发生多大变化，家教家风始终是家庭建设的核心内容和社会建设的基础工程，关系着个人的健康成长和家庭的幸福安宁，也关系到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稳定。好的家教家风能够引领人向上向善，使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并促进社会和谐文明进步；家风不良则会祸及子孙，贻害无穷。尤其是领导干部的家风，不仅关系自己家庭，而且关系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
　　“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同志特别注重家教家风建设。他把“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殊化”的原则融入生活中的一点一滴、每时每刻，并要求妻子和儿女不占公家一点便宜。他在临终时嘱托妻子徐俊雅：“我死后，你会很难，但日子再苦再难也不要伸手向组织要补助、要救济”。徐俊雅坚守和践行着丈夫的遗训，告诫孩子们：“焦裕禄的家人这个名号，我们全家要当得起，你们每一个人都要当得起。”焦家6个子女始终为人低调务实，严于律己，二女儿焦守云曾说：“父亲教育我们不能搞特殊，但做焦裕禄的孩子，又的确很‘特殊’——我们必须耐得住寂寞，耐得住清贫。”
　　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庭和睦、家教良好、家风端正，子女才能健康成长，社会才能健康发展。这也是400多年前徐氏《寄子诗》给我们的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