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惠民三中的日子

坊间
　　 □ 李宗刚

　　人过了60岁，常会不自觉地整理过去的照片，回味过去。当我翻到高中毕业集体合影时，不禁想起那些曾经陪我走过青涩时代的老师，甚至还回忆起了我高中毕业后担任小学代课教师的经历。这些经历如果没有偶然机缘的触发，也许会像沉淀在池塘淤泥深处的瓦片，尽管在水上滑行时曾经激起过丝丝涟漪，但这些涟漪随着岁月的流逝已经了无痕迹了，瓦片自然也不知道沉淀到何处了。
　　我的村庄齐家口村紧贴着黄河大堤，黄河便是流经我们村的土地奔向大海的。我家乡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位于李庄，1970年前后，惠民县在李庄建立了惠民三中，李庄的中心地位便得到了进一步的确立。正是在这一“文化圈”中，不同村庄的青少年开始了相似的人生跋涉之路。
　　改革开放之初，家乡还比较贫瘠，教育也相对落后，大家生活得比较艰辛，但在今天看来显得有些“落后”的中学，在当时，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我们来说，却是极为神圣的。我们这批年龄相仿的青少年告别了走读，开始了离家住校的生活，这也许是我们挣脱家长划定的人生疆域而走向独立的开始。这里的宿舍一般是三间的瓦房，住的学生有三十多人，大家都高度重视学习，挑灯夜战是家常便饭，甚至形成了晚上不关灯的习惯，在此情况下，夜读自然唾手可得。我清楚地记得，当年我从同学那里借阅到的《红旗谱》，便是借助这并不明亮的灯光读完的。
　　作为从附近村庄走出来的学生，我们与山东其他地区的学生相比差距甚大，这种差距是我从后来的高考成绩中获知的。惠民三中的一个年级一般是四个班，一个班的人数在50来人，如此说来，每年能够考取这所中学的初中生不过200来人，相对而言，大部分初中学生都与高中教育无缘。从我所在的初中来看，那一年初中有两个班，共计100来人，而考入这所中学的学生只有10来个人。由此便可以了解，我们能够先后考入惠民三中，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在惠民三中期间，我所在年级参加高考的学生有200来人，但能够真正地跳过“龙门”的只有一位同学，这位成绩最好的同学考取的是惠民师范学校。这就是说，大部分同学在匆匆地接受了两年的“高级中学”的教育之后，便告别了学生生活，在十七八岁这段含苞待放的青春岁月回到了广阔的农村，走上了我们的父辈和祖辈都曾经走过的道路。
　　值得庆幸的是，有一批“十里挑一”的高中生尽管高考并没有蟾宫折桂，但回到农村却成了“知识青年”，这恰如路遥在小说《人生》中塑造的高加林。已经接受了现代教育的农村学生，有些人可以无缝衔接传统生活方式，有些人则在衔接传统生活方式上遇到了初步确立起来的现代意识的抵制。毕竟，不管怎样，那些与自己曾经两年同窗共读的同学已经考取了师范学校，而自己则回到了原有的生活轨道上，这在许多人看来是极为不甘心的。这些心有不甘，并带有反抗精神的人便走上了代课教师或者民办教师岗位，尽管这类教师的收入仅有公办教师的六分之一左右，但这是许多农村知识青年接续他们所接受的现代教育的一种极为重要的方式。从这种坚守自我的角度来审视民办教师，便会对他们生出无限的敬佩之情。
　　实际上，只要热爱着自己的职业，就会在平凡的岗位上干出一番事业——尽管事业有大有小。
　　翻阅我在惠民三中的集体合影，仿佛找到了一个重温“昨日之我”的入口，翻阅的过程是一个让情感和思绪回归故乡的过程，更是重新反思和审视自我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切实地感到，不管是生活在相对贫瘠的鲁西北平原上，还是生活在相对优渥的泰山余脉下，只要不曾放弃已经高擎起来的理想主义旗帜，都会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书写出属于自己的美好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