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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为什么偏爱小人物

2023-11-12 作者: 来源: 大众日报
谈薮
  □ 潘采夫

  作为一个立志发起“躺平不合作运动”的中年人,刷今日头条成了我抵抗的武器,头条也不失时机地推给我两个过气之后又翻红的节目,悄无声息地割去了我大片的深夜睡眠时间。另外,一个慢悠悠的《我在岛屿读书》第二季我也看,余华、苏童、程永新、阿来这些老男人,时而严肃时而插科打诨,陪着我昏沉睡去,他们成了我的“文学德云社”。
  余华、苏童他们谈及一个话题:文学为什么钟情小人物,小人物为什么是文学的主角。
  作为一个菜鸟作家,我也试着思考,为什么文学中的小人物格外打动我们的心?
  晚清之后的中国作家们,张爱玲出身李鸿章的大家族,白先勇出生在白崇禧的将军府第,他们的文字的确有曹雪芹之风,透着破落贵族范儿,写作内容也有相似之处。而像莫言、刘震云、贾平凹、陈忠实、阿来、李佩甫、毕飞宇这些,成名之前莫不经历过艰苦的生活,许多人没上过大学,莫言更是为了能吃上饺子才走上写作的道路。
  他们钟爱小人物,理解小人物,与其说是文学的使命,不如说是生活的必然。王朔常带着骄傲说自己是“大院里的”,也不过是一位中下层军官的儿子,他自己当兵是普通战士,干工作是药店店员,而《血色浪漫》中披着将校呢的大院风云人物,并不把文学作为自己谋生的道路,人家的炎炎目光投向的是改变人类命运的方向。
  国外的古代文学中,曾经有以帝王将相为主要刻画对象的内容,我想那是读者的群体所限,能读书的基本是贵族和僧侣,平头百姓大字不识,教会还有意让他们不识字,这样才能虔诚地听牧师的布道,那时候的骑士小说风行一时。
  等到市民社会兴起,塞万提斯终结了骑士小说,莎士比亚的话剧站在大众的立场,把帝王当成可怜的普通人来描摹(他的《李尔王》和我们豫剧《墙头记》一个调调,俩老头儿一个在墙头上一个在旷野中,哭诉着儿女不孝顺),简·奥斯汀老师在大众市场成为畅销书作家,勃朗特姐妹靠卖书养活了整个家庭。
  这个世界告别了帝王,平民成为世界的主角,一将功成万骨枯的豪情被抛弃,小人物的痛苦和快乐更值得被歌咏成为共识。文学是为了读者,而读者中的绝大部分乃是平民,存在决定了文学的“上层建筑”,这是确定无疑的。
  在以小人物为主角的文学作品中,最打动读者的是两种故事模型,一种是小人物的奋斗,尤其是失败的奋斗,如《水浒》中的武松林冲宋江们,如《红与黑》中“宁肯死上一千次也要飞黄腾达”的于连,如《了不起的盖茨比》中为爱人奋斗成功,又在爱人的背叛中自杀的盖茨比,都让人伤心不已。
  另一种是小人物受欺负,又分为知道自己受欺负和不知道自己受欺负,这两者悲惨程度打个平手。有次我录制一条视频,讲述小说中三个可怜的小人物,他们是傻瓜吉姆佩尔、阿Q、福贵,这三位最底层根本没有希望改变命运,毫无反抗能力,只能被命运的巨手翻卷着走向毁灭,他们都属于受欺负不自知,或受欺负但选择原谅的那种,是行家里手们的热爱。
  我正讲在兴头上时,无意中瞥向旁听的工作人员,看到年轻人的泪光闪烁。那个瞬间,让我对文学的力量迷信不已,小人物对抗命运或者屈服于命运,都是最具悲剧力量的。看来探讨小人物的命运,仿佛是文学的终极归宿,像程永新说的,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小人物,整个世界都是由小人物组成的。
  也许,掌握了这一点,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五分钟的作家吧。朋友们喜欢听我讲村里的事,尤其是讨薪故事,以前的包工头老欠农民工的钱,偏偏我们村民风剽悍,他们曾在廊坊策划绑架一个欠薪的包工头,将其带到我们村,再让包工头家人带钱赎人,结果被警察拿获,由我假冒记者出手相救。人是放出来了,但工钱还欠着,而且包工头又跑了。老乡们不接受命运的安排,打工间隙四处缉拿,终于在朝阳区把包工头给堵上了。老乡们掀开马路上的井盖(毕竟掀井盖也是专业特长),捉住包工头的脚踝,将其大头朝下冲着下水道滚滚东去的污水,吆喝道:“俺喊一二三,你把银行卡密码报出来,要不然俺们手可没劲儿了,准备撒手!”包工头只好“愉快”地付清了农民工的欠薪。
  每听我讲到此处,朋友们都拍手大笑,连声催我,“你赶快把这些写出来啊,这是多好的故事!”看,我也当了五分钟作家。
  我在飞驰的高铁上写完了这篇小文,时速两百多公里,人们彬彬有礼,听不到“啤酒饮料矿泉水,火腿香肠方便面”的叫卖声。
  二十年前,我乘绿皮火车从华山回郑州,我这个大学生脖子上挂着几百块的海鸥相机,为了那个相机我在过道目光炯炯站了一夜。疲惫的旅客们鼾声起伏,几个人窜上火车,伸出手指从乘客兜里夹钱,被惊醒的赶紧攥紧口袋,迷迷糊糊的已经人去兜空,有个比我还年轻的小偷路过,手指竖在嘴上对我微笑了一下。绿皮火车靠站,他们像黑山老妖翩然而去,车厢里突然响起哭声。
  三十多年前,我跟着父亲进城上小学,我俩从市里坐长途汽车回乡,父亲买了一堆菜,把青菜装进编织袋,他的几百块钱工资被塞进菜里,布袋随意地扔在脚下。长途汽车在坑洼的路上颠簸,路过一个村庄,汽车被逼停,几个年轻后生上来,从最后一排往前掏兜。父亲上衣口袋别的一支钢笔震慑着他们,我看到年轻后生的眼神畏缩了一下,他像望见了自己的老师,没敢对我父亲造次。我因穿着一件红黑色AC米兰球衣也幸免于难,球衣上连个兜儿都没有!一位老人拒不屈服,他被拽下车,后生捡起路边的砖头,老人的血顺着脸上的沟沟坎坎流下,上衣口袋也被撕成了布片。长途汽车继续开动,开车的司机破口大骂,第一声骂真是孬孙,第二声骂走南闯北一辈子不知道藏钱活该倒霉。长途汽车上的乡下人点头称是,用剩下的时间交流如何藏钱。小小的我偷偷看到了父亲眼里的忧郁。为了证明故事的虚构,我发誓我写的都是真事。
  瞧,只要心里有小人物,谁都能写一篇小说。
谈薮
  □ 潘采夫

  作为一个立志发起“躺平不合作运动”的中年人,刷今日头条成了我抵抗的武器,头条也不失时机地推给我两个过气之后又翻红的节目,悄无声息地割去了我大片的深夜睡眠时间。另外,一个慢悠悠的《我在岛屿读书》第二季我也看,余华、苏童、程永新、阿来这些老男人,时而严肃时而插科打诨,陪着我昏沉睡去,他们成了我的“文学德云社”。
  余华、苏童他们谈及一个话题:文学为什么钟情小人物,小人物为什么是文学的主角。
  作为一个菜鸟作家,我也试着思考,为什么文学中的小人物格外打动我们的心?
  晚清之后的中国作家们,张爱玲出身李鸿章的大家族,白先勇出生在白崇禧的将军府第,他们的文字的确有曹雪芹之风,透着破落贵族范儿,写作内容也有相似之处。而像莫言、刘震云、贾平凹、陈忠实、阿来、李佩甫、毕飞宇这些,成名之前莫不经历过艰苦的生活,许多人没上过大学,莫言更是为了能吃上饺子才走上写作的道路。
  他们钟爱小人物,理解小人物,与其说是文学的使命,不如说是生活的必然。王朔常带着骄傲说自己是“大院里的”,也不过是一位中下层军官的儿子,他自己当兵是普通战士,干工作是药店店员,而《血色浪漫》中披着将校呢的大院风云人物,并不把文学作为自己谋生的道路,人家的炎炎目光投向的是改变人类命运的方向。
  国外的古代文学中,曾经有以帝王将相为主要刻画对象的内容,我想那是读者的群体所限,能读书的基本是贵族和僧侣,平头百姓大字不识,教会还有意让他们不识字,这样才能虔诚地听牧师的布道,那时候的骑士小说风行一时。
  等到市民社会兴起,塞万提斯终结了骑士小说,莎士比亚的话剧站在大众的立场,把帝王当成可怜的普通人来描摹(他的《李尔王》和我们豫剧《墙头记》一个调调,俩老头儿一个在墙头上一个在旷野中,哭诉着儿女不孝顺),简·奥斯汀老师在大众市场成为畅销书作家,勃朗特姐妹靠卖书养活了整个家庭。
  这个世界告别了帝王,平民成为世界的主角,一将功成万骨枯的豪情被抛弃,小人物的痛苦和快乐更值得被歌咏成为共识。文学是为了读者,而读者中的绝大部分乃是平民,存在决定了文学的“上层建筑”,这是确定无疑的。
  在以小人物为主角的文学作品中,最打动读者的是两种故事模型,一种是小人物的奋斗,尤其是失败的奋斗,如《水浒》中的武松林冲宋江们,如《红与黑》中“宁肯死上一千次也要飞黄腾达”的于连,如《了不起的盖茨比》中为爱人奋斗成功,又在爱人的背叛中自杀的盖茨比,都让人伤心不已。
  另一种是小人物受欺负,又分为知道自己受欺负和不知道自己受欺负,这两者悲惨程度打个平手。有次我录制一条视频,讲述小说中三个可怜的小人物,他们是傻瓜吉姆佩尔、阿Q、福贵,这三位最底层根本没有希望改变命运,毫无反抗能力,只能被命运的巨手翻卷着走向毁灭,他们都属于受欺负不自知,或受欺负但选择原谅的那种,是行家里手们的热爱。
  我正讲在兴头上时,无意中瞥向旁听的工作人员,看到年轻人的泪光闪烁。那个瞬间,让我对文学的力量迷信不已,小人物对抗命运或者屈服于命运,都是最具悲剧力量的。看来探讨小人物的命运,仿佛是文学的终极归宿,像程永新说的,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小人物,整个世界都是由小人物组成的。
  也许,掌握了这一点,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五分钟的作家吧。朋友们喜欢听我讲村里的事,尤其是讨薪故事,以前的包工头老欠农民工的钱,偏偏我们村民风剽悍,他们曾在廊坊策划绑架一个欠薪的包工头,将其带到我们村,再让包工头家人带钱赎人,结果被警察拿获,由我假冒记者出手相救。人是放出来了,但工钱还欠着,而且包工头又跑了。老乡们不接受命运的安排,打工间隙四处缉拿,终于在朝阳区把包工头给堵上了。老乡们掀开马路上的井盖(毕竟掀井盖也是专业特长),捉住包工头的脚踝,将其大头朝下冲着下水道滚滚东去的污水,吆喝道:“俺喊一二三,你把银行卡密码报出来,要不然俺们手可没劲儿了,准备撒手!”包工头只好“愉快”地付清了农民工的欠薪。
  每听我讲到此处,朋友们都拍手大笑,连声催我,“你赶快把这些写出来啊,这是多好的故事!”看,我也当了五分钟作家。
  我在飞驰的高铁上写完了这篇小文,时速两百多公里,人们彬彬有礼,听不到“啤酒饮料矿泉水,火腿香肠方便面”的叫卖声。
  二十年前,我乘绿皮火车从华山回郑州,我这个大学生脖子上挂着几百块的海鸥相机,为了那个相机我在过道目光炯炯站了一夜。疲惫的旅客们鼾声起伏,几个人窜上火车,伸出手指从乘客兜里夹钱,被惊醒的赶紧攥紧口袋,迷迷糊糊的已经人去兜空,有个比我还年轻的小偷路过,手指竖在嘴上对我微笑了一下。绿皮火车靠站,他们像黑山老妖翩然而去,车厢里突然响起哭声。
  三十多年前,我跟着父亲进城上小学,我俩从市里坐长途汽车回乡,父亲买了一堆菜,把青菜装进编织袋,他的几百块钱工资被塞进菜里,布袋随意地扔在脚下。长途汽车在坑洼的路上颠簸,路过一个村庄,汽车被逼停,几个年轻后生上来,从最后一排往前掏兜。父亲上衣口袋别的一支钢笔震慑着他们,我看到年轻后生的眼神畏缩了一下,他像望见了自己的老师,没敢对我父亲造次。我因穿着一件红黑色AC米兰球衣也幸免于难,球衣上连个兜儿都没有!一位老人拒不屈服,他被拽下车,后生捡起路边的砖头,老人的血顺着脸上的沟沟坎坎流下,上衣口袋也被撕成了布片。长途汽车继续开动,开车的司机破口大骂,第一声骂真是孬孙,第二声骂走南闯北一辈子不知道藏钱活该倒霉。长途汽车上的乡下人点头称是,用剩下的时间交流如何藏钱。小小的我偷偷看到了父亲眼里的忧郁。为了证明故事的虚构,我发誓我写的都是真事。
  瞧,只要心里有小人物,谁都能写一篇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