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视点

《中国奇谭》怎样以“奇”触动人心
　　据光明日报，近日，由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联合B站出品的动画短篇集《中国奇谭》收官。该动画在B站站内播放达2.4亿次。《中国奇谭》凭借精美的画风、有趣的故事情节和其中的中式哲学，实现热度与口碑双丰收，成为2023年开年名副其实的爆款国漫。究其原因，《中国奇谭》不仅铺陈了一个极具中式想象力和审美魅力的“奇谭”故事集，更在述往思来中开拓了国产动画片创作和传播的新路径。
　　《中国奇谭》的内核承载着中国民族文化与哲学，将不同主旨的动画融通古今，呈现了中华文化跨越时空、历久弥新的隽永魅力。《小妖怪的夏天》聚焦“善与恶”，《鹅鹅鹅》关注“虚与实”，《林林》则讲述“人与自然”……体现了中国人对生命的深刻反思，对生活的深层探索。同时，《中国奇谭》融合剪纸、素描、水墨等多种美术风格，缔造“名画真能动，潜翔栩如生”的沉浸式体验，是对中国美学的一次多视角、多维度的诠释。
　　《中国奇谭》是奇谭也是现实，其核心在于“找到传统文化和现代语境之间的结合”。正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意识的交融与碰撞，让观众在会心一笑中，与作品产生深度的情感共振和思想共鸣。
东野圭吾小说改编
为何遇冷
　　据文汇报，改编自东野圭吾小说，由任素汐、刘敏涛、胡可等实力派演员出演的电影《回廊亭》上映六天，票房约一亿元，这样的成绩对于3月的影市淡季还算不错。但不可否认，影片口碑拖了后腿，该片豆瓣评分已从5.8分下滑至5.6分。随着“逻辑漏洞多”“故弄玄虚”等网友评价发酵，即便东野圭吾的强大市场号召力也很难成功变现。这并非东野圭吾IP第一次在中国影视市场反响平平。
　　上海社科院新闻研究所研究员吕鹏指出，文化与社会背景的差异是东野圭吾乃至日本IP落地中国时面临的最大改编难题。“东野圭吾热衷于塑造极端的人性、呈现极端的伦理困境、表现极端的爱恨情仇，与这种极端相伴的，可能是对伦理的突破、对人性恶的张扬、对献祭式情感的暧昧。这些特点植根于日本社会的土壤中，常常揭露人性的恶与社会的不公。而这些，与中国的主流价值观相冲突，改编的本土化落地不易。”
　　成功的影视改编，是在恰当的文化土壤中，用视听滋养故事、以影像的特征裁剪叙事，由此扬长避短成就佳作。随着国内悬疑创作水平和观众审美的不断提升，唯IP论的热度渐渐消退。也许依然会有观众仅仅因为“东野圭吾”四个字就买单进场，但更多人认证的好剧、好电影，应该能提供：闭合的逻辑链、有血有肉有故事的人、可以抵达芸芸众生内心深处的情，进而在人心的层层递进里、在悬念的辗转腾挪中拍出人性正道的光。
虚拟偶像
能否成为“完美的他”
　　据文汇报，虚拟偶像是指通过虚拟现实、增强现实、人工智能、运动捕捉、实时渲染等技术手段制作的高度拟人化数字形象。当前，虚拟偶像不仅霸屏了多个文艺晚会，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企业投身其中重金布局，然而我国虚拟偶像虽层出不穷但真正形成持续影响力的寥寥无几。
　　虚拟偶像实际上是贩卖“爱与崇拜”的产业，但用爱发电没那么容易。要想维护虚拟偶像的持续性运营，须有源源不断的内容生产给消费者新鲜感和代入感，否则消费者很容易失去消费热情，即使粉丝也会因厌倦而脱粉。当下我国虚拟偶像产业貌似红火，但大多只是复刻初音未来和洛天依，资本更急于拉新引流，在内容生产上普遍乏善可陈，真正能有效商业变现的寥寥无几。
　　上海政法学院上海纪录片学院副教授陈钢提出，随着越来越多虚拟偶像出现，相应伦理问题不断涌现，对我国现行的法律规章提出不少挑战。虚拟偶像背后有设计制作者、日常运营者、版权所有者、幕后扮演者等多重利益方，虚拟偶像成功时利益如何分配，“塌房”时责任如何认定，越来越多的同质化倾向可能引发的侵权现象又该如何规避，都是亟待提上议事日程的紧迫问题。
直播间“苦情戏”
为何变骗局
　　据北京青年报，今年央视3·15晚会上，直播间“苦情戏”骗局被曝光：不少解决家庭纠纷、调解家庭矛盾的直播，从情节到产品，从演员到场景，多是为了兜售产品。
　　网络直播属于网络传播，应该遵循直播内容的真实性原则和客观性原则；直播带货也是商业营销，也应遵循童叟无欺的原则。直播间的“苦情戏”变成骗局，在于平台对直播管理缺少“道德的血液”。一个有道德的平台，必然会给直播活动规定相应的道德准则。
　　平台需要给网络直播间规定三个道德原则：直播间演戏可以，但不能把戏剧表演搞成变相的直播带货；直播间的剧本实行伦理审查制度；对直播团队（机构）实行舆论评分累积制度。有什么样的平台，就会有什么样的平台活动。一家平台道德了，自然不会放纵直播间设置网络骗局。只要平台严格遵守道德原则，直播间及其“苦情戏”也就会纯洁许多。
　　　　　　　　（□记者 李梦馨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