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刻石之辨

　　□ 卢昱 胡后彬

　　2012年出版的《沂南县志》中，有一篇标题为“三山沟西汉元凤凤凰石刻”的文章，其中称“该石刻刻于西汉元凤年间，是中国现存的纪年最早的汉画像石刻。此石刻在汉画及书法界影响甚大，鲁迅、梁启超、郭沫若等都曾收藏过此拓片。”
　　“三山沟西汉元凤凤凰石刻”在近代还有一个更为响亮的名字——鲍宅山凤凰画像，其自被发现伊始，便引发诸多争议。作为最早一批鉴定、传播该拓片的金石学家，清末日照籍国学大师许瀚在研究过程中的严谨、审慎，值得今人借鉴。
发现
　　凤凰画像原石静卧在沂南县铜井镇三山沟村东南的小山坡上。在一处房屋里，凤凰石刻得以妥善保护。推开房屋门，便可看到一组向阳面仰倾的粗粝裸岩，只见其中两块石头上，以线条阴刻方式分别刻有一大一小两只凤凰。
　　较大一石，高约150厘米，宽约140厘米，刻一鸟形图像，图像仅宽12厘米，左侧分别刻“三月七日凤”“东安王钦元”及“元□”等字样。
　　较小一石高约55厘米，宽约50厘米，亦刻画一鸟形图像，图像宽24厘米，高30厘米，高冠、大尾、长腿，两翅呈展开状，图像左上角刻“凤皇”二字。雕刻技法是在原生粗糙石面上施阴线刻，构图简单疏朗。
　　这块沉睡在蒙山沂水之间的碑刻，是如何被发现的？近代碑帖研究专家张彦生在所著《善本碑帖录》中，曾如是交代相关线索：“汉东安王钦元刻石题字（又名凤凰刻石），隶书，分三纸拓。一粗刻凤凰画，左上刻‘凤皇’两字，一刻二小凤凰，左上刻三月七日成，又大字东安王钦元，另附近有一元字，下似康字之上首。道光廿四年袁冶池于沂水南七十里鲍宅山访得，按元康年号汉、晋均有。由题字看，应为晋元康。”
　　袁炼，字冶池，清代沂水县袁家城子（今沂水县许家湖镇袁家城子）人。东安古城遗址在许家湖镇袁家城子一带，袁家是沂水县“高刘袁黄”四大望族之一，袁炼与其长子袁振瀛分别考取嘉庆辛未（1811年）和道光己丑（1829年）进士。袁家庄与鲍宅山凤凰刻石处直线距离不足18公里。查阅当地县志等历史资料，并未记载“鲍宅山”这一地名，或与碑刻发现地有邻村名曰“薄家宅子”有关，以讹传讹，便有了“鲍宅”之地名。
　　许瀚于道光十五年（1835年）九月中顺天举人第五十六名，当时袁炼为典试官，许瀚称之为师。在袁炼访得鲍宅山凤凰画像同年，在琅琊书院担任山长的许瀚也得到该石刻的拓片。他在六月十四的日记中写道：“颜先生自沂来，捎刘宋凤凰及东安王钦元题字，乃沂水山上拓下者，上有‘三日壬申’，以上断去，不可知其年号，为可惜也。”
　　此处颜先生，即颜怀燮，以经营、研究古物为生。他为许瀚觅到集柳旧拓，更为许氏寻访并拓过许多碑，如《宋张孝女碑》、费县八埠顶汉阙等。两人亦师亦友，在兰山周边寻访旧碑。
　　颜怀燮“捎”回凤凰画像拓片，是否遵袁炼所嘱，暂难考证。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七月初四，许瀚收到袁炼来信并及时回信。十月二十五，许瀚给袁炼写信并寄去六种拓本。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二月二十四，许瀚寄《集古录》《金石录》及《山左金石志》给袁炼。三月十五，许瀚收到袁练来信并获赠古拓鼎、鬲、矛拓本。关于二人的记载极为少见，考《攀古小庐杂著》中有《哭冶池师联》，即许瀚为袁炼所作吊唁之联，“犹父恩深，缅善诱传经，频闻传礼过庭训；哲人望断，恨迟来负疚，不及消摇曳杖歌”，表达出对袁炼深厚恩情、谆谆教诲的追思。
考证
　　围绕拓片中出现的“元”字之后如何识读，有“元凤”“元康”两种说法。“元凤”是汉昭帝刘弗陵的第二个年号；“元康”则有两种，一是汉宣帝刘询的第三个年号，再就是西晋惠帝的年号。
　　许瀚拿到鲍宅山凤凰画像拓片后，没有妄下定论，而是对其进行仔细辨析、研究。从现存资料看，他主要从两个维度出发，指向同一个目标——断定凤凰画像刻勒之年代。
　　一是收录《攀古小庐杂著》中“晋元康凤皇画象题字东安备考”一文，在文中许瀚引《地理韵编》《郡国图志》《方舆纪要》等资料之记载，厘清“东安”的行政区划变迁。东安县自西汉初年设立，其故城遗址在今沂水县城南15公里，沂河西岸2公里，许家湖镇前城子、后城子和黄崖头三村之间，建于汉文帝元年（公元前179年），残址尚存，城址南北长约1000米，东西宽约700米，文化层1～2米，城墙大都坍平成耕地。
　　“东安”一词作为地名，在朝代更迭中偶有迁移，其中与盖县（在今沂源县境内）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许瀚引用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盖城，县西北七十里，齐邑也。汉置盖县，属泰山郡，景帝封后兄王信为侯邑。后汉亦曰‘盖县’。晋改属东莞郡，惠帝时析置东安郡治此，刘宋及后魏因之。后齐改东莞郡曰‘东安’，而故东安郡及盖县俱废。隋开皇十六年复置东安县于此，仍属莒州，大业末废。”
　　其中，“惠帝时析置东安郡治此”作为关键信息，对应的是晋元康七年（公元297年），分东莞郡部分区域析置东安郡，郡治便在盖城。对此，许瀚的按语如是写道：“是县西北七十里自晋置东安，宋同。后隋之东安又在东莞，亦县西，比至开皇十六年又是县西北七十里为东安。”即隋开皇十六年（596年），改东安县为沂水县，别置东安县于古盖县。隋末，废东安县并入沂水县，沂水县名沿用至今。此后，“东安”一词在县级及以上地名册中不复出现。
　　为何要抓住“东安”一词不放，这与凤凰刻石的断代息息相关。许瀚通过分析鲍宅山所处的地理位置——东安县境内，并结合“元康”年号及“东安”一词的历史变迁，在按语中分析：“今所出凤皇画象题‘东安王钦元’，在县西南六十余里鲍家宅山，此两汉晋初之东安。”为何能厘清年代呢，因为“元康以下东安已移县西北七十里之盖城，此不为东安矣！”
　　当然，许瀚依照“东安”之名的推理结论，存在逻辑上的漏洞。即晋元康以下，来自东安郡盖城的王钦元在沂水流域游山玩水时，在这块儿石头旁驻足，并一时兴起留下“东安王钦元”之名，亦存在此种可能。
进阶
　　许瀚通过第二种学术辨别渠道，对该结论加以进阶印证。即在《攀古小庐金石跋》一文中，他有“凤凰刻石并凤凰二字”“东安王钦元题名”“晋元康摩崖画像题字三段”的分析。
　　其中“凤凰刻石并凤凰二字”“东安王钦元题名”两段录自傅斯年图书馆藏《攀古小庐遗集》英册《沂水碑》。《沂水碑》为咸丰六年时任临沂县令吴筱亭所辑，许瀚钞录并作跋十余篇。此碑原跋：“石在袁家城，‘凤凰’二字似汉隶。又有‘元康’字，距此石刻甚远，字体不类。‘康’字已泐，疑后人所加。”对此，许瀚批注道：“此二段说说未见闻，在袁城西三十里山中，地名鲍家宅。”
　　在“东安王钦元题名”处，有原跋：与前石刻同在一石，摩崖刻，字体与“凤凰”二字迥异，又不似隋唐人书，疑六朝时人题名也。旁有“日月”等五字漫漶，不可识。许瀚批注道：“‘日月’等字又似与王钦元题名非出一手。”
　　在苏贻正收藏许瀚寄赠吴式芬册页中，还有一篇篇幅更长的分析：“在沂水鲍家宅山中，一画凤皇，题云‘白雀’，或云‘凤雏’，疑‘凤雏’是也……又五字曰‘东安王钦元’。又一段题‘元□’二字，下字或云嘉。以《宋书·符瑞志》元嘉中有白雀见于东安事，故疑其为嘉字耳。细审拓本殊不似，而似康字，因定为元康时刻。翟文泉先生亦云是‘康’字，字杂篆隶。而‘钦元’二字又近于正书，恐西汉元康时尚无此体，故定为晋元康。惟博雅君子辨之。”
　　“字杂篆隶”这一关键结论，让凤凰石刻的断代，有了更为清晰的方向。许瀚不仅从纪年款、书体规律推断，还与道光二年莱州籍进士、古文字学家、书法家崔云升（号文泉）探讨，排除了凤凰画像为西汉元康年间所刻的推断，得出其为晋元康时所刻的结论。
　　许瀚在沂州，对凤凰画像的传播有天时、地利之便。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八月初四，他写京信给陈介祺、张穆、丁守存、何绍基、王筠等好友，并分送石刻拓片。其中对王筠、张穆等赠送了凤凰刻石的拓片。
　　许瀚将“东安王钦元”的书刻年代推断为西晋时，尚未对凤凰画像进行深一步分析。以当下考古研究成果考量，在自然岩石上的所谓凤凰画像，既不是任何墓葬或祭祀建筑物的画像雕刻，也不含有任何一种汉代石刻的文化背景和意义，它不属于汉画像石的范畴。
　　从石刻中凤凰鸟的雕刻技法和造型来看，不具备汉代石刻画像的风格。山东早期的汉画像石是阴线刻，线条较直而匀称规整，刻画的形象也较准确。而凤凰鸟画像雕刻的线条极粗，显得和画像不成比例，造型更与汉代石刻画像相差甚远。汉画像石中那些大鸟或凤鸟的画像不可胜数，都是高冠翘尾、振翅欲飞的形象。此凤凰鸟与之相比，有很大差别。
　　从凤凰画像和“东安王钦元”等保存状况来看，石头虽在野外风吹日晒，刻画线条、字迹仍都清楚，没有古老石刻剥蚀的迹象，也有专家推测凤凰画像的时代在宋、元以后，有可能是明、清时期。结合这幅画像拓片的传出时间，晚清至民国年间，是碑帖商作伪最泛滥的时期，石刻上诸多字迹为好事者凿刻，也未可知。
　　当然，石刻上的文字和图像是否为同时所刻？“元”字之后为何没有更多信息，是否是时人嫌雕刻费力而放弃？这些未解之谜，有待更多考古学材料的问世，以及科学技术的运用来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