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把道义枷锁转嫁给病人

　　□ 朱子钰 李梦馨

　　近日，深圳立法尊重病人临终决定权。即：如果病人立了预嘱“不要作无谓抢救”，医院会尊重其意愿让病人走完最后时光。
　　这一规定，得到了普遍欢迎。理由有三：在ICU中，患者接受极为痛苦的救治，最终仍无力回天，白白遭罪；治疗费昂贵，很多家庭可能由此背负高额的医疗债务；往往在送ICU之前，医生会征求患者家属意见，家人亲属明知救不过来，但迫于亲情和害怕担上“不孝之子”等罪名而咬牙说“进”，否则会产生巨大的心理压力和负罪感，而如果患者有生前预嘱，对家属就是个很大的解脱。
　　听起来很有道理，但我们必须看到，这项立法看上去受到欢迎的背后，有把负担转嫁给临终者的可能。
　　在日本电影《楢山节考》中，有这样一个陋习：因为生存条件艰苦和物资极度短缺，家中的老人会成为沉重的负担，所以70岁后就必须要被子女背到山顶任其冻饿而死，且美其名曰供奉山神。阿玲婆身体很健康，但这反而被人耻笑，所以会因为牙齿齐全而丢脸，到河边用石头生生砸掉。过了69岁，她就逼迫儿子背自己上山。她是真的急于去死吗？当然不是，只是在那种习俗下，老人没有别的选择。
　　这个例子也许离我们很遥远，却有一定的类比性。当下，对社会的绝大多数群体来说，得病后最怕什么？其实遭受痛苦倒在其次，在“看病难看病贵”的大背景下，他们最怕的是花钱。在这种情况下，很多病人即使有一线希望，也不愿给生者带来负担。所以在治不治的选择上，把临终决定权给病人，就等于把球踢给了病人，把道义的枷锁转嫁给病人。虽然克服了亲人家属的难题，但却很容易扭曲病人的本意，变成了让病人把所有负担都自己扛。
　　我们要提防新法规实施后可能会出现的这种情况：大家互相比较，很可能形成得了某病就放弃治疗的默契标准，哪位病人不愿意就是太过自私。倘真如此，就与阿玲婆的困境相去不远了。在医疗救助制度还没有达到足够力度之前，这种让病人自处的做法需要慎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