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门学校在未成年人检察中的功能探析

　　近年来，随着低龄未成年人恶性案件频发，罪错行为分级干预体系成为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和治理的重要抓手。在未成年人罪错行为分级干预体系中，专门学校作为关键一环，承载着教育、矫治罪错未成年人的重要使命。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4)》发布的数据，2024年有2万余名未成年人通过附条件不起诉、相对不起诉得以转出刑事司法程序。在此背景下，加强专门学校建设，提升其在未成年人检察工作中的效能，成为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必然要求。
　　一、专门学校在未成年人检察工作中的功能分析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规定，专门学校的功能定位是“对罪错未成年人的教育矫治”，兼具教育属性和司法属性。从专门学校的有关规定看，专门学校在未成年人检察工作中具有如下功能：
　　(一)临界预防枢纽。《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实施后，对因不满十六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触刑未成年人，在符合法定条件的情况下，确立了由专门学校承担专门矫治教育职能的法律依据。此类未成年人在过往司法实践中，因未达刑事责任年龄而免于刑事处罚后，往往缺乏系统、有效且强制的教育矫治与行为干预措施，长期处于监管真空状态，容易再次接触不良社会环境，形成“违法犯罪—免罚—再犯”的恶性循环。专门学校的闭环管理机制，能够有效阻断其与原有不良社会联系的接触机会，并且综合运用法治教育、心理干预、认知行为矫正与社会能力培养等多种手段，构建起多维立体的矫治教育体系。
　　(二)司法转处支持。对于附条件不起诉、相对不起诉的涉罪未成年人，若缺乏有效的后续监管与教育措施，容易出现“不诉了之”的情况，无法实现对其行为矫治与预防再犯的目的。对于附条件不起诉的涉罪未成年人，在考验期内进入专门学校，由专门学校对其制定个性化帮教方案，检察机关可依据专门学校提供的信息，对其进行全面评估，从而更加科学地决定是否最终作出不起诉决定。对于相对不起诉的涉罪未成年人，专门学校能够帮助他们深刻认识自身错误，弥补知识技能短板，更好地融入社会，降低再犯罪风险。
　　(三)提供社会化支持平台。专门学校能够为缺乏家庭监护条件的涉罪未成年人提供合适的环境。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部分涉罪未成年人存在缺乏家庭监护条件的情况，严重影响对其教育矫治的效果与后续回归社会的进程和追踪。而专门学校作为中立的场所，拥有专业的师资队伍、完善的教育设施以及科学的管理制度，能够弥补因家庭监护缺失带来的不利影响。从专业化程度来看，专门学校的工作人员技能更加成熟，能够为未成年人提供更高质量的教育服务。
　　二、检校司法转处衔接的现实障碍
　　(一)法律程序冲突。《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所规定的专门教育指导委员会评估机制，主要针对的是存在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旨在判断其是否适宜进入专门学校接受专门教育或专门矫治教育。然而，对于附条件不起诉的涉罪未成年人，其进入专门学校的依据主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三条，该条规定由检察机关独立决定对其采取观护措施。这就导致在实践中，两类程序并行，评估权限出现交叉冲突，往往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程序衔接与沟通协调上。
　　(二)矫治模式错位。在专门学校的教育矫治实践中，16-18岁涉罪未成年人的需求与专门学校现有供给之间存在严重失衡。这些未成年人大多已完成义务教育，不再追求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对于未来职业发展有着更为迫切的需求，或是在犯罪前已参加劳动。然而，目前专门学校的全日制文化课程设置仍然侧重于基础知识的传授，与16-18周岁未成年人的职业发展需求严重脱节。
　　(三)监督机制缺位。目前，检察机关在对专门学校矫治过程的监督中，缺乏有效的动态跟踪手段。涉罪未成年人进入专门学校接受教育矫治期间，检察机关难以实时、全面地了解其在学校的学习、生活、心理等方面的真实情况，如果专门学校不客观地评价学生的矫治效果，可能导致检察机关参考表现情况报告作出错误的司法决策。
　　三、检察视野下专门学校的功能实现路径
　　(一)完善分级分类矫治体系。专门学校应该考量不同年龄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与发展需要，根据学生行为风险等级、年龄、问题类型等实施分区管理、分类教学，避免高危与低危学生混合编班，对具有较强负面影响力的学生，采取“小班化”“一对一”管理；对于14-16周岁的未成年人，应当充分保障未成年人的受教育权，兼顾文化教育与行为干预，可以适当开展职业技术教育与劳动教育；而对于16-18周岁的未成年人，应当重点关注职业技术教育和劳动教育。
　　(二)创新检校衔接程序。一是健全入口分流机制。对于附条件不起诉、相对不起诉的涉罪未成年人，应由检察机关直接决定送入专门学校，无需经专门教育指导委员会评估。这是因为司法转处是检察机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作出的司法决策，已经经过了严格的审查和评估，具有法律效力。二是动态转处设计。检察机关与专门学校及时沟通，对接未成年人在专门学校内表现情况，并据此对其矫治模式和阶段进行灵活调整，开展矫治措施的动态转处和转出程序。
　　(三)完善监督评估机制。一是嵌入日常监督。通过检察官兼任“法治副校长”、建立动态反馈平台的方式，将检察监督嵌入专门学校的日常管理中，确保教育矫治工作规范、有效进行。二是检察机关主导评估机制。基于“谁启动、谁负责”的一般逻辑，同样需要检察机关主导专门学校对司法转处群体的离校评估机制。结业评估由检察机关牵头，联合专门学校、司法社工等多方力量共同出具综合报告，将评估结果作为附条件不起诉是否撤销的核心依据。
　　
　　本文系2025年度日照市社会科学立项课题(ZX2025111)阶段性研究成果。课题负责人：单强，日照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检察院分党组成员、副检察长。课题组成员：姜倩、吴媚、郑慧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