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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朋友圈”, 发现与众不同的王懿荣

2026-05-12 作者: 石念军 来源: 大众日报
  □ 本报记者 石念军

  提起王懿荣,很多人会想起两个标签:甲骨文发现“第一人”、以身殉国的“爱国志士”。若仅以此概括其一生,未免单薄。现实中的王懿荣究竟是怎样的?
  4月28日,烟台福山——王懿荣的故乡,一场别开生面的金石文献展“王懿荣和他的朋友圈”拉开帷幕。这场持续一个月的展览,以王懿荣和亲朋好友的往来信札为主体,尝试将他重新置于晚清金石学的学术环境和其“朋友圈”中,以期突破标签化的既定形象,还原其更完整、更丰富的身份与面貌。
  求解“甲骨文第一人”
  王懿荣(1845-1900),祖籍山东福山,当地多称“古现王氏”。
  王懿荣生前情系故土,故乡则以游子为荣。如今,王懿荣大街日日承载着故乡的生机,王懿荣纪念馆更成为当地最具标志性的文化场馆。
  “王懿荣和他的朋友圈”金石文献展是王懿荣精神的荣归,也是其历史生活场景的生动再现。展览以芸廷文化所藏王懿荣信札为核心,辅以王懿荣纪念馆部分藏品,展品涵盖稿本信札、书法墨迹、金石拓本,以及王懿荣生前所用的官帽、龟注砚等实物,力图呈现他与潘祖荫、张之洞、吴大澂、端方等人的交往,勾勒出横跨官场、学界、宗教与市井的文化网络。
  王懿荣不仅是中国近代重要的金石学家、鉴藏家和书法家,更以甲骨文发现第一人的身份为世人熟知。1900年,王懿荣发现甲骨文,这一年被学界称为“甲骨元年”。次年,八国联军侵入京城,此时身为京师团练大臣的他深感失望,留下“主忧臣辱,主辱臣死。于止知其所止,此为近之”的绝命词,投井殉国。
  如今,甲骨学已从“冷门绝学”转变为“热门显学”,有关王懿荣的研究也愈发深入。“王懿荣和他的朋友圈”金石文献展策展人之一、浙江大学艺术史系博士研究生温安俊说,此次展览的初衷意在回答如下一些思考:王懿荣“甲骨文第一人”的身份,是如何在晚清特殊的社会文化语境中萌芽的?经过百年演变,如何最终获得学界广泛认同?这中间的历史叙述发生了怎样的层累与演变?
  “朋友圈”里的王懿荣
  “王懿荣不应被简单贴上‘甲骨文之父’或‘爱国先驱’等概念化标签,而应被视为一位鲜活而多元的历史人物。”温安俊直言,回溯既往相关展览,视角多聚焦王懿荣的个人生平或金石、书法成就。本次展览则尝试将重心从“个人”转向“网络”,以“朋友圈”为展示对象,力求呈现他们的关系结构、互动方式、物质媒介,以及知识在晚清士人日常生活、交游网络中如何产生与传播。
  这一理念在展览中得以清晰呈现。王懿荣的“朋友圈”与科举、金石密切相关,并深植家族门第与姻亲网络。现场展出的晚清信札、对联及金石题跋,成为我们窥探王懿荣社交生活与人际关系的实证。
  展览分为“科名举业”“亲缘姻盟”“同道合响”“翰墨寄情”四个单元。“科名举业”部分致力呈现其深受科举制度与金石艺术影响的人生轨迹。前者承载着书香世家与世俗价值的标尺,后者则寄托了他个人对金石艺术的热爱与追求。事实上,王懿荣曾经7次科考失利。在其姻亲、著名金石学家陈介祺看来,以王懿荣的才能理应早早及第,屡屡失利,主要是因他看不上时文。而通过王、陈二人的往来信札可见,王懿荣一生始终在“名”与“实”之间游移,既难以完全摆脱传统框架的约束,又无法割舍内心对金石的赤诚之情。双重身份的张力深深影响了其人生轨迹。
  “亲缘姻盟”通过细致梳理王懿荣家族姻亲关系,力求挖掘其个体努力背后的家族力量。王懿荣受益于家学,陈介祺评价:“凡学非家传即师传,闻祖训与庭训,知有所自矣,敬甚愧甚,尤企贤者兴寐勉之。”王懿荣在金石学上的成就,既得益于家学渊源、门风涵养与师承举业,也深受地域学风滋养。此地学风日益兴盛,逐渐形成人以地名、地以人重的互惠格局。
  “同道合响”部分堪称历史学术互动场景的再现。咸丰、同治以降,翁同龢、潘祖荫倡导朴学考据传统,张之洞、吴大澂等人承续发扬,共同推动金石之学与经世实学相融并进的学术风气。王懿荣活跃于这一脉络之中,既依托师友、姻亲等关系网络实现知识的交流与互补,又借由学术共同体的切磋砥砺与他人相互成就,逐步建立起自身的社会地位与文化声望。
  “翰墨寄情”单元聚焦王懿荣的书画应酬与金石传拓,通过对联、题跋等交流行为,呈现具体的人际关系和志同道合的价值认同,乃至学术与政治共同体的集体意识。
  “他既是京师与地方的桥梁,也是官场与民间厂肆之间的纽带。我们希望通过这批藏品彰显他的学术旨趣与家国情怀,揭示他在晚清文化史中的重要位置。”温安俊说。
  与众不同的王懿荣
  “以前以为考上进士就能‘脱贫’,现在发现还是穷。此番出山,又扎下穷根,不知道要熬多少年。”
  “我们只能靠着放差来吃饭、过日子。”
  “穷归穷,但是天下事,只有古董一门有味,余皆土苴刍狗耳。”
  展览现场,模拟社交软件对话框的视觉呈现,以现代语言呈现出王懿荣与吴大澂的书信往来。在保证学术性的同时创新视觉形式,极大增强了展览的可观性与趣味性。观众在“一页一事”的阅读式观展过程中,不仅能体察信札背后的故事,亦能身临其境地感受古人的生活情致与社交图景。
  与众不同的场景设计,呈现了一个与众不同的王懿荣。
  展览着力求解王懿荣的复杂性。温安俊在研究芸廷文化所藏王懿荣相关信札时就发现,这些兼具史料与艺术价值的藏品,其中可挖掘的议题极为丰富。例如,王懿荣身处“官日崇而贫日甚”的矛盾境遇,这与传统认知中“升官发财”的逻辑相悖。“穷—病—好古”的三角关系,从他个体经验到私人话语,再到传记书写,最终成为集体记忆和常识,这一路径清晰地勾勒出他如何借助文化修辞和学术实践建构自我身份的过程。对此,展出的芸廷文化所藏信札均提供了关键的文献支撑。展览开幕之际,温安俊借策展而完成的学术著作《金石巨眼王懿荣》同步发布。
  展览聚焦王懿荣作为生命个体的主体性。福山文化学者王崇和与王懿荣同宗同族,1999年曾经撰文《王懿荣的1899年》——“1899年,王懿荣发现了甲骨文,由此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这是他学术生涯的顶峰,也是他一生中最为高光的时刻,但转过年来,他就因抗击八国联军入侵失败而投井殉国,人生从绚烂到幻灭,仿佛只在转瞬之间,让人不可抗拒,也让人猝不及防。站在百年之后回望这段历史,自然会让人无限感慨:个体的生命在时代的洪流面前是那么脆弱,个人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兴衰是如此密不可分。”
  转眼20多年过去,王崇和说,再回过头来看王懿荣,感觉依然不同。“他不再是一个书本中干巴巴的好古之人,也不再是一个脸谱化硬生生的仁人志士,而首先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虽然这样的人在历史的洪流面前同样微不足道,但他有痛苦,有挣扎,有抗争,有坚守,而这才使泯然众生的王懿荣成为与众不同的王懿荣。”
  更重要的是精神传承的一致性。光绪年间,王懿荣怀桑梓之情,编撰《海岱人文》以守护故土文脉;百余年后,同为福山人的芸廷文化创始人、阿里巴巴荣誉合伙人王帅以系统收藏其遗墨为己任,并着力促成这一展览。在福山当地人看来,这无疑是一种跨时空的文化对话。
  “王懿荣是我们烟台引以为傲的乡贤,又是学术史上绕不开的人物。陆陆续续收集他的藏品十五六年,经手过眼之余,得益于师友们对这批藏品的学术价值进行研究、拓展,最终形成我们目前的学术认知和探索。”此番在家乡举办展览,王帅倍感欣慰。“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处境,都有不同的想法,但大家有时间也无妨去看看,因为看完了,或许我们都会有新的想法和感触。”
  □ 本报记者 石念军

  提起王懿荣,很多人会想起两个标签:甲骨文发现“第一人”、以身殉国的“爱国志士”。若仅以此概括其一生,未免单薄。现实中的王懿荣究竟是怎样的?
  4月28日,烟台福山——王懿荣的故乡,一场别开生面的金石文献展“王懿荣和他的朋友圈”拉开帷幕。这场持续一个月的展览,以王懿荣和亲朋好友的往来信札为主体,尝试将他重新置于晚清金石学的学术环境和其“朋友圈”中,以期突破标签化的既定形象,还原其更完整、更丰富的身份与面貌。
  求解“甲骨文第一人”
  王懿荣(1845-1900),祖籍山东福山,当地多称“古现王氏”。
  王懿荣生前情系故土,故乡则以游子为荣。如今,王懿荣大街日日承载着故乡的生机,王懿荣纪念馆更成为当地最具标志性的文化场馆。
  “王懿荣和他的朋友圈”金石文献展是王懿荣精神的荣归,也是其历史生活场景的生动再现。展览以芸廷文化所藏王懿荣信札为核心,辅以王懿荣纪念馆部分藏品,展品涵盖稿本信札、书法墨迹、金石拓本,以及王懿荣生前所用的官帽、龟注砚等实物,力图呈现他与潘祖荫、张之洞、吴大澂、端方等人的交往,勾勒出横跨官场、学界、宗教与市井的文化网络。
  王懿荣不仅是中国近代重要的金石学家、鉴藏家和书法家,更以甲骨文发现第一人的身份为世人熟知。1900年,王懿荣发现甲骨文,这一年被学界称为“甲骨元年”。次年,八国联军侵入京城,此时身为京师团练大臣的他深感失望,留下“主忧臣辱,主辱臣死。于止知其所止,此为近之”的绝命词,投井殉国。
  如今,甲骨学已从“冷门绝学”转变为“热门显学”,有关王懿荣的研究也愈发深入。“王懿荣和他的朋友圈”金石文献展策展人之一、浙江大学艺术史系博士研究生温安俊说,此次展览的初衷意在回答如下一些思考:王懿荣“甲骨文第一人”的身份,是如何在晚清特殊的社会文化语境中萌芽的?经过百年演变,如何最终获得学界广泛认同?这中间的历史叙述发生了怎样的层累与演变?
  “朋友圈”里的王懿荣
  “王懿荣不应被简单贴上‘甲骨文之父’或‘爱国先驱’等概念化标签,而应被视为一位鲜活而多元的历史人物。”温安俊直言,回溯既往相关展览,视角多聚焦王懿荣的个人生平或金石、书法成就。本次展览则尝试将重心从“个人”转向“网络”,以“朋友圈”为展示对象,力求呈现他们的关系结构、互动方式、物质媒介,以及知识在晚清士人日常生活、交游网络中如何产生与传播。
  这一理念在展览中得以清晰呈现。王懿荣的“朋友圈”与科举、金石密切相关,并深植家族门第与姻亲网络。现场展出的晚清信札、对联及金石题跋,成为我们窥探王懿荣社交生活与人际关系的实证。
  展览分为“科名举业”“亲缘姻盟”“同道合响”“翰墨寄情”四个单元。“科名举业”部分致力呈现其深受科举制度与金石艺术影响的人生轨迹。前者承载着书香世家与世俗价值的标尺,后者则寄托了他个人对金石艺术的热爱与追求。事实上,王懿荣曾经7次科考失利。在其姻亲、著名金石学家陈介祺看来,以王懿荣的才能理应早早及第,屡屡失利,主要是因他看不上时文。而通过王、陈二人的往来信札可见,王懿荣一生始终在“名”与“实”之间游移,既难以完全摆脱传统框架的约束,又无法割舍内心对金石的赤诚之情。双重身份的张力深深影响了其人生轨迹。
  “亲缘姻盟”通过细致梳理王懿荣家族姻亲关系,力求挖掘其个体努力背后的家族力量。王懿荣受益于家学,陈介祺评价:“凡学非家传即师传,闻祖训与庭训,知有所自矣,敬甚愧甚,尤企贤者兴寐勉之。”王懿荣在金石学上的成就,既得益于家学渊源、门风涵养与师承举业,也深受地域学风滋养。此地学风日益兴盛,逐渐形成人以地名、地以人重的互惠格局。
  “同道合响”部分堪称历史学术互动场景的再现。咸丰、同治以降,翁同龢、潘祖荫倡导朴学考据传统,张之洞、吴大澂等人承续发扬,共同推动金石之学与经世实学相融并进的学术风气。王懿荣活跃于这一脉络之中,既依托师友、姻亲等关系网络实现知识的交流与互补,又借由学术共同体的切磋砥砺与他人相互成就,逐步建立起自身的社会地位与文化声望。
  “翰墨寄情”单元聚焦王懿荣的书画应酬与金石传拓,通过对联、题跋等交流行为,呈现具体的人际关系和志同道合的价值认同,乃至学术与政治共同体的集体意识。
  “他既是京师与地方的桥梁,也是官场与民间厂肆之间的纽带。我们希望通过这批藏品彰显他的学术旨趣与家国情怀,揭示他在晚清文化史中的重要位置。”温安俊说。
  与众不同的王懿荣
  “以前以为考上进士就能‘脱贫’,现在发现还是穷。此番出山,又扎下穷根,不知道要熬多少年。”
  “我们只能靠着放差来吃饭、过日子。”
  “穷归穷,但是天下事,只有古董一门有味,余皆土苴刍狗耳。”
  展览现场,模拟社交软件对话框的视觉呈现,以现代语言呈现出王懿荣与吴大澂的书信往来。在保证学术性的同时创新视觉形式,极大增强了展览的可观性与趣味性。观众在“一页一事”的阅读式观展过程中,不仅能体察信札背后的故事,亦能身临其境地感受古人的生活情致与社交图景。
  与众不同的场景设计,呈现了一个与众不同的王懿荣。
  展览着力求解王懿荣的复杂性。温安俊在研究芸廷文化所藏王懿荣相关信札时就发现,这些兼具史料与艺术价值的藏品,其中可挖掘的议题极为丰富。例如,王懿荣身处“官日崇而贫日甚”的矛盾境遇,这与传统认知中“升官发财”的逻辑相悖。“穷—病—好古”的三角关系,从他个体经验到私人话语,再到传记书写,最终成为集体记忆和常识,这一路径清晰地勾勒出他如何借助文化修辞和学术实践建构自我身份的过程。对此,展出的芸廷文化所藏信札均提供了关键的文献支撑。展览开幕之际,温安俊借策展而完成的学术著作《金石巨眼王懿荣》同步发布。
  展览聚焦王懿荣作为生命个体的主体性。福山文化学者王崇和与王懿荣同宗同族,1999年曾经撰文《王懿荣的1899年》——“1899年,王懿荣发现了甲骨文,由此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这是他学术生涯的顶峰,也是他一生中最为高光的时刻,但转过年来,他就因抗击八国联军入侵失败而投井殉国,人生从绚烂到幻灭,仿佛只在转瞬之间,让人不可抗拒,也让人猝不及防。站在百年之后回望这段历史,自然会让人无限感慨:个体的生命在时代的洪流面前是那么脆弱,个人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兴衰是如此密不可分。”
  转眼20多年过去,王崇和说,再回过头来看王懿荣,感觉依然不同。“他不再是一个书本中干巴巴的好古之人,也不再是一个脸谱化硬生生的仁人志士,而首先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虽然这样的人在历史的洪流面前同样微不足道,但他有痛苦,有挣扎,有抗争,有坚守,而这才使泯然众生的王懿荣成为与众不同的王懿荣。”
  更重要的是精神传承的一致性。光绪年间,王懿荣怀桑梓之情,编撰《海岱人文》以守护故土文脉;百余年后,同为福山人的芸廷文化创始人、阿里巴巴荣誉合伙人王帅以系统收藏其遗墨为己任,并着力促成这一展览。在福山当地人看来,这无疑是一种跨时空的文化对话。
  “王懿荣是我们烟台引以为傲的乡贤,又是学术史上绕不开的人物。陆陆续续收集他的藏品十五六年,经手过眼之余,得益于师友们对这批藏品的学术价值进行研究、拓展,最终形成我们目前的学术认知和探索。”此番在家乡举办展览,王帅倍感欣慰。“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处境,都有不同的想法,但大家有时间也无妨去看看,因为看完了,或许我们都会有新的想法和感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