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永与城子崖——

用科学与果敢，照亮中国考古路

　　□ 本报记者 张九龙

　　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的《梁思永夏鼐往还书札》由中华书局出版。该书收录1941年至1953年间，梁思永与夏鼐往还的88通书札。书后编有《梁思永先生学术年表》，并附夏鼐《追悼考古学家梁思永先生》一文。
　　梁思永（1904—1954），出生于澳门，祖籍广东新会，梁启超次子。1923年，他毕业于北京清华学校留美预备班，次年赴美留学，后就读于哈佛大学研究院，专攻考古学和人类学，因成绩优异获得“金钥匙”奖励。1930年，他回国后不久就加入了刚刚成立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科学院（1977年后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
　　梁思永只活了不足50周岁，但他的一生，无比精彩。他是“中国第一位考古专门学者”：第一位到海外学习考古学的中国人；第一位完成了“系统的东北考古调查”的中国人；第一位发现了“后冈三叠层”的中国人，从而在考古学上初步澄清了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与商文化的关系；第一位提出仰韶文化向东发展，龙山文化向西发展的中国人，建构了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东西二元对立”学说，相当程度上动摇了当时已流行多年的“中国文化西来说”。
　　其中，梁思永对山东考古事业的贡献很大。
　　1928年春，齐鲁大学助教吴金鼎路过章丘东平陵古城，不经意间的弯腰，发现断崖剖面上的灰土堆层，竟“捡”起了城子崖龙山文化。1930年秋，城子崖遗址第一次发掘，由李济主持；1931年秋，城子崖遗址第二次发掘，正是由梁思永主持。
　　通过在挖掘现场仔细观察和对照分析，梁思永提出一些具有可操作性的改进意见。比如，逐次增加民工人数，提高挖掘工作效率；将麻纸包裹出土文物改为用更结实的布袋装出土文物，以最大限度减少破损；细化标记方式，除了出土地点外，特殊情况才进行编号。他还提出在发掘工地附近另租工作室，中国田野考古的工作站制度由此实行。这些建议，无疑对“摸着石头过河”的田野考古工作大有裨益。正如夏鼐所评价的那样：“梁思永改进了田野考古技术，组织室内整理、训练年轻人员，使一切都渐入正轨。”
　　考古工作需要胆大心细，还要时时刻刻应对各种急难险重，对梁思永是个不小的考验。1931年初冬，当城子崖进入发掘后期时，双重考验来了：一边是突如其来的持续暴雨，一边是日本军队咄咄逼人的战事，经费捉襟见肘，人员极为有限。容不得过多的犹豫和徘徊，经过与吴金鼎商量，梁思永决定借用老乡家的水桶人工排水，争分夺秒与时间赛跑，使发掘工作有序开展。挽起裤腿，拎起水桶，梁思永第一个跳入冰凉刺骨的大水坑，把雨水一桶桶往外淘。他脚踩湿滑的泥浆，弯腰屈膝带头挖掘，大大鼓舞了大家的干劲儿。这一干就是连续20多天，发掘出土的文物共装了60余箱，由城子崖运至济南保存。
　　1934年，中国第一部大型考古报告集《城子崖》出版。李济在序言中说，报告的体例大部分是梁思永创制的。这一体例的基本框架与精髓一直传承沿用至今，成为我国考古发掘报告编写的一个标准范式。
　　《城子崖》的编写体例，是建立在科学的田野发掘和资料整理基础之上的，不仅包括规范的考古基本概念和术语，更重要的是一套完整的文字和图片表述系统。比如，分区域观察整个遗址的地层堆积，详细划分文化层的土质和土色；对出土陶器按照色、质、制、文、功用及结构等进行了详细分类并统计，结合出土地层，对器物年代作了推断，尤其还注意到了陶文，并与甲骨文金文作了比较；对石骨角蚌及金属器作了相应的分类和统计，另对出土人骨及动物骨骸等也作了鉴定。在图版编排方面，遗址状态有实测总平面图和地层剖面图，器物反映包括线图和照片，其中陶器线图包括静物素描和侧视剖线图，还有陶片纹饰拓片等。城子崖的资料整理及报告编写，与以后冈三叠层发现为代表的田野考古操作技术一起，共同奠定了中国考古学发展的第一层基础。
　　五年后，梁思永再次捧出心血之作，撰写完成了《龙山文化——中国文明的史前期之一》，他将龙山文化划分成三个区域，即山东沿海区、豫北区、杭州湾区，认为这三个区域在文化谱系上属于不同的考古学文化。他对出土的精美陶器、蚌壳器具等高度称赞：“拥有这个文化的人民是极精巧的陶工。他们所制的陶器可与中国制陶技术所造出的最好的产品相颉颃，而形式的轻巧、精雅、清纯之处，也只有宋代最优良的瓷器可以与它媲美。这种陶器最占优势的颜色是黑色，所以其文化就有了‘黑陶文化’的称号。”梁思永所说的正是“蛋壳陶”，在今天，这样的评价依然不过时。
　　此后，梁思永主持并系统发掘了安阳侯家庄西北冈殷王陵，发现1232座殷商墓葬，包括10座大墓，揭示了商文明的发展高度。在抗战期间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他初步整理了西北冈殷商王陵的发掘资料，完成了241页的发掘报告初稿，后来出版了九巨册以《侯家庄》为名的系列考古发掘报告。
　　抗日战争胜利后，梁思永因病从李庄回到故都北平，效力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北平图书史料整理处。1949年初，北平解放，图书史料整理处只剩下梁思永一个研究员。
　　1950年5月，郑振铎兼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任命梁思永、夏鼐担任副所长。时年，梁思永46岁，夏鼐40岁。
　　1950年10月8日，从浙江来到北京任职才一个星期的夏鼐，便带领考古研究所除梁思永之外的全体考古人员，奔赴河南辉县琉璃阁和固围村，开始了考古研究所建所以来的第一次科学发掘。此后，梁思永坐镇北京，夏鼐冲锋在前，一直持续到1953年秋天梁思永病倒为止。
　　因此，考古研究所建所前后的困难和复杂过程，包括他们为考古研究所延揽人才、培养人才、筹措经费、制定规划、协调关系、调查发掘、创办刊物、撰写报告的种种，都可以在《梁思永夏鼐往还书札》的信件中得到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