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文明”话语的两副面孔

　　□ 王锐

　　辛亥革命前十年，大批中国知识分子与政治人物东渡日本。他们目睹琳琅满目的由日本学者翻译或撰写的西学论著，感到很有必要把这些新学说介绍到中国来，以此促进国内的变革。而不少赴日本学习被视为治国要道的法政之学、在政治立场上与清廷保持合作关系的留学生，确实也得到了清政府的重用。与之相似但又变本加厉的是，少数赴欧洲的青年知识分子，受到彼处无政府主义的影响，认为当务之急是破除一切国家形式与文化遗产。或许是他们心系故国之心未泯，遂将批判的矛头从欧洲转移到中国，以追求文明、进步、科学的名义对中国传统与中国社会大加抨击，认为这些是实现无政府主义理想的重要障碍。一时间，讲求新学、以新为尚，成为当时知识阶层的一个显著特征。
　　鲁迅描绘出这样一幅当时的文化场景：社会上讲求西学之人越来越多，声音也越来越响亮，这让那些来华的外国人不禁感叹中国的维新事业开展得这般如火如荼，而中国的知识阶层也频频效仿西人之言行，主动与西人谈笑风生。而那些掌握了些许西学的人士，频繁利用各种媒介向国人进行“启蒙”活动，唇焦舌敝地宣称如果大多数民众不追随他们的步伐，中国将难以走出困境。
　　在鲁迅看来，这样熙熙攘攘的场面恰恰体现出中国知识阶层的某种病症。因为一个人的主张应该是其心声的自觉流露，是通过独立思考而来的，面对各种流行于世的学说，一个人应该基于深入思考与独立判断来择别，而不应将实际流行的东西不假思索地奉为值得追慕之物，因为这样做只是在随波逐流，缺少独立思考与自我反思的能力。
　　这正如在帝制时代，由于儒学长期处于官学的位置，并且科举考试有机会让读书人出仕为官，因此绝大多数读书人都会在表面上成为程朱理学的信徒，俨然以希贤希圣自任，极力表现出一副卫道士的模样。而到了讲求西学蔚然成风的时代，以西方文明的标准来打扮自己，使自己的言行符合流行的西学主张自然也会让人趋之若鹜。虽然近代西学与程朱理学在内容上差异极大，但其众多追慕者的动机与诉求并无二致。这也正像鲁迅的老师章太炎指出的，“中国士民流转之性为多，而执著之性恒少”，“彼新党者，犹初习新程墨者也，是非之不分，美恶之不辩，惟以新为荣名所归。故新党之对于旧党，犹新进士之对于旧进士，未有以相过也”。
　　那种缺乏自主意识的效仿、迎合西方文明之举，极易导致对西学的认知长期停留在一个比较低端的层次，即时常将各种新名词与新概念挂在嘴边，但对其内涵与外延知之甚浅。更为严重的是，这些服膺者主动认同近代西方列强的价值观，在以西方文明在华代言人自任的过程中把自己也想象成西方文明的一分子，觉得西方列强的殖民扩张活动让自己也与有荣焉。鲁迅指出，当时欣羡西方文明之士有两个明显特征，一为“崇强国”，一为“侮胜民”。前者的表现形式就是认为西方列强支配全世界实乃天经地义，西方列强国力之强盛让自己欢欣鼓舞，甚至感到自豪。后者的表现形式就是对那些遭西方列强侵略的国家极尽嘲讽，认为那些国家因为弱小而被侵略实乃自作自受，更不会去同情当地民众惨遭殖民之苦。在鲁迅看来，秉持这样心态的中国知识阶层恰恰忘记了中国其实也正在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中国大多数国民的处境与那些已经被殖民的国家之国民其实并没有太大差别。
　　因此，鲁迅希望有志之士树立主体性与自觉性，与各类“伪士”划清界限，传心声于四海，使中国文明重新焕发活力：故今之所贵所望，在有不和众嚣，独具我见之士，洞瞩幽隐，评骘文明，弗与妄惑者同其是非，惟向所信是诣，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毁之而不加沮，有从者则任其来，假其投以笑，使之孤立于世，亦无慑也。则庶几烛幽暗以天光，发国人之内曜，人各有己，不随风波，而中国亦以立。
　　（本文为《文明等级论的表与里》一书序言，刊发时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