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来的遇见

——观陈我鸿中国画展有感

　　□ 逄春阶
　　9月20日下午，秋雨淅沥，浙江宁波鼓楼的二楼展厅，陈我鸿中国画展暨学术研讨会悄然启幕。这是陈我鸿先生去世33年后，他的家乡人为他搞的唯一一次展览。我想，要是他活着，他86岁，站在鼓楼上他会说些什么呢？除了微笑和感谢，我想不出他能说什么。他是个拙于言辞的人。在陈先生的画作前，我在想：真正的艺术家绝对不会唬人、骗人、蒙人，作品，是唯一证明。
　　我看到88岁的宁波文化学者贺圣思为画展写了序言，结尾是：“纵观先生平生所作所为，或可概括为为绘画而生，为绘画而活。先生曾对学生说，画画是做人做出来的，不是胡乱涂出来的；画画的人要有志气，死而不亡者才算有出息。在先生谢世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有机会幸遇先生之个展，岂非‘死而不亡者’耶？”
　　我有幸成为陈我鸿先生的编外学生。三十多年前，我在曲阜师大中文系学习，一个偶然机会结识了在美术系任教的陈我鸿老师，周末我爱到他家里看他画画，他的画案上总有一个酒杯，一碟花生米，常常一边喝，一边画。我也喜欢酒，就陪他喝，我的求学日记上记录着许多与陈老师交往的点滴。
　　最集中的是1989年4月30日，那天从早9点一直到深夜，在我鸿先生家，我们各自端着酒杯，他讲我记，记了30多页。晚上画家杨象宪先生造访，杨先生说：“听听满好，这是陈老师第一次向你公开身世。他轻易不开口。”那天，陈老师专门找来《中国地图册》，我对江浙一带的地理不熟，他讲到一个地方，就在地图上点一下，给我一个直观印象。讲到悲伤处，他的泪光在眼眶里旋动。
　　陈老师毕业于浙江美院中国画系山水科，师从潘天寿、陆俨少、陆维钊、顾坤伯等大家。在特殊年代遭遇了失业、流浪、自杀等经历，一度曾露宿街头、在地摊给人画像、卖血维生。可以说，陈老师对艺术是以命相搏，但对生活却是手足无措。1985年，落实政策，他到曲阜师大任教。在曲阜师大7年半，是他艺术创作的最好时期。他培养了王林海、一白、李广平、孔祥民、郑晓峰等画家。就我本人来说，他唤醒了我的审美意识，让我知道了怎么欣赏中国画，更让我知道了真正艺术家的风骨。
　　陈我鸿老师不是中国美协会员，他死后才被学校追认为副教授。53年的人生旅程中，或许未曾获得应有的认可与荣耀。然而，艺术的价值从不因艺术家的生前际遇而减损分毫。陈老师去世33年了，但时间未能掩盖其作品的光芒，反而赋予这些画作更深沉的历史重量。陈老师用笔墨构建的世界，尽管宣纸有了沧桑之色，但依然能够触动观者的心弦，这本身就是对艺术永恒性的最好注解。在展览现场，一个老者说：“生前没办画展不要紧，死后有人给你办画展才牛！”
　　这场“迟来”的展览令人深思。在我们的文化语境中，太多艺术家经历了类似的命运——生前寂寞，死后哀荣。这种时间的错位不仅是个体的悲剧，更是整个艺术评价体系的缺失。我们习惯于追逐当下热点，却常常忽略那些默默耕耘的真正创作者。我的身边就有几位这样的，他们不屑炒作，不屑钻营，真正尊重传统，真正热爱自然，清空杂念，关注内心，走着陈我鸿老师走的艺术路。我打心眼里敬重他们。我的师兄、画家一白一直记得陈老师的叮咛：“画，是心里的天，不断让这片天宽广、清澈、朗润，放出光来，这是我们画画的意义所在。”
　　迟来的认可依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家乡宁波为游子举办的这个展览，是爱与爱的碰撞。33年的时间跨度，让这场展览超越了普通的纪念意义，成为一场跨越代际的艺术对话。年轻观众通过画作认识一位被遗忘的画家，艺术史通过这次展览补上一页缺失的章节，文化记忆通过这次活动完成了一次自我修复。宁波的艺术评论家王鹏说：“我们今天举办的这个展览目的在于，告诉大家，宁波有这么一个真正的画家，画了许多画家看了就想回家拿起笔赶紧作画的画。让民众了解，中国画应该是这样！可以是这样！哪怕这个展览只改变了一个人对中国画的审美，我想，这个展览就是成功的，因为，世界因此而改变了。”
　　陈我鸿画展的特殊性还在于它打破了艺术界的常规节奏。在这个追求新潮、追逐热点的时代，能够静下心来重新发现一位33年前逝去的艺术家，体现了一种可贵的文化自觉。艺术的价值不在于表面的热闹，而在于它是否具有穿越时间的力量。陈我鸿的画作经历了33年的检验，依然能够让人“心潮起伏”，这本身就是对其艺术价值的最有力肯定。
　　“得之天籁”的主题恰如其分——真正的艺术如同天籁之音，不会因时光流逝而失其美妙。展览规模很小，展出的作品不过43幅，但我觉得气象和气韵一点不小、格局一点不小。因为南来北往的人来了不少，他们评头论足说了不少。
　　山东的泰山、石门山、尼山、蒙山、泗水河畔、三孔之地……都留下过陈我鸿先生的足迹，他对山东充满深情。如果您看到过他的画，不妨驻足多看两眼，您不会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