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看《红牡丹》：银簪之惑

　　□ 周学泽

　　最近，在手机上刷屏看到小时候熟悉的电影《红牡丹》，忍不住重新看了一遍。这部1980年上映的影片，讲述了旧社会马戏明星红牡丹及其师妹的坎坷经历和悲惨命运的故事，曾经火遍大江南北。
　　小时看热闹，长大看门道。《红牡丹》剧情的创作，通过一根银簪展开剧情，这根银簪是丈夫皇甫义出门闯荡江湖前留给妻子王氏的，但王氏在饥寒交迫中去世，临死前把孩子托付给好心的老赵——后来马戏班的马夫，并将银簪留给女儿王莲——后来取艺名红牡丹，希望她能凭此信物找到父亲。很遗憾，直到电影结尾皇甫义准备强娶红牡丹为妾时，才发现并认出这根银簪是自己送给前妻的礼物，从而也知道了红牡丹是自己的女儿，皇甫义如五雷轰顶，从而将全剧推向高潮，深刻反映出旧社会“覆巢之下，岂有完卵”的家国之痛。
　　阎丰乐创作《红牡丹》有深厚的生活基础。阎丰乐是河北吴桥人，吴桥是著名的杂技之乡，他从小是看杂技马戏长大的，《红牡丹》的灵感就来自家乡一名马戏大王孙福有的经历。吴桥和山东渊源颇深，明清时期隶属山东德州，直到1952年10月，吴桥县划归河北省沧县（今沧州）。电影《红牡丹》和山东关联也很大，剧中红牡丹的母亲王氏死在德州；马戏班故事开始于德州，皇甫义和后娶的老班主女儿千里香在运河上坐船时经过德州，并手指家乡所在，后在日本侵略背景下，马戏班辗转到济南、杭州直至香港，最后又回到德州。
　　《红牡丹》中小小的银簪，深植于传统文化艺术的厚壤之中。银簪，让人想到明代冯梦龙编纂的《喻世明言·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的珍珠衫，清初孔尚任的名剧《桃花扇》中的桃花扇，它们串联故事的功能是相同的，因此，银簪是一件十分巧妙的艺术“道具”。
　　不过，银簪的“巧”，也有一些“憾”。红牡丹寻父心切，一直带着这根银簪。作为孤儿的红牡丹，从幼童时期即卖身于已经是马戏班班主的皇甫义——即红牡丹的生父，然后在皇甫义身边长大成人，10多年间，父女二人生活在一起，皇甫义怎么就发现不了这根银簪？这一点经不起推敲。
　　阎丰乐应该也注意到银簪叙事的重要性，剧中曾三次出现有关“银簪”的故事，时间点皆是红牡丹初到马戏班之际：一次是红牡丹拿着银簪，和同伴九月菊、五龄童、腊月梅等坐在一起，说起找父亲的事；一次是大家在草地上练功，银簪不小心掉落，路过的千里香从草地上捡起银簪还给了红牡丹，然后走回皇甫义身边，皇甫义问什么事，千里香说“一根破簪子”，这时皇甫义和红牡丹相距也就五六步之遥，应该能看到银簪，但剧情没有“进一步”；再一次是红牡丹拿着簪子和伙伴到街上叫卖——这个细节需要追问，卖银簪或是借机寻父，但银簪既然是寻父的信物，真卖了何以寻父？
　　上述三次“银簪”叙事，当然是为了剧情合理性而展开的铺陈，但没有排除“皇甫义有很大机会较早接触到银簪”的可能。马戏班在香港期间，为讨好银行家张德仁而劝红牡丹回返，皇甫义给红牡丹假情假意许了两个“诺”：一是努力为红牡丹找到父亲，一是促成红牡丹和五龄童的婚事，这说明皇甫义也知道红牡丹寻父之事，但银簪近在咫尺，他和银簪之间就是不能“遇见”。问题是，无论马夫老赵还是红牡丹的伙伴，皆知王氏临死前给红牡丹留下了银簪，难道马夫老赵等人平时不会和皇甫义谈及此事？
　　电影《红牡丹》中的银簪虽小，对剧情的展开却是决定性的，也可以说，《红牡丹》故事合理性是建立在银簪叙事合理性的基础之上，银簪叙事让人困惑，《红牡丹》剧情的展开就缺乏足够的逻辑自洽。皇甫义在剧中的性格复杂，圆滑老辣，但“虎毒不食子”，如果皇甫义早知道红牡丹是自己的女儿，就不可能让红牡丹舍命到银行家张德仁公馆，更不可能娶自己的女儿为妾。阎丰乐先生长期在济南工作，于2017年仙逝，已无机会就疑惑进行讨教，尤其不能接触最初的剧本，这不能不让人感到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