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案剧：关注中国现实展现中式审美

　　□ 王源

　　近期涌现出《我是刑警》《白夜破晓》等一批“叫好又卖座”的优秀罪案题材剧，错综复杂的明暗对立、刺激震撼的奇观场景、扣人心弦的悬疑情节以及繁复幽深的人性叩问等元素，在当下的影视文艺创作生态格局中已经成为一种别具一格的审美景观。事实上，罪案剧流行的根本原因在于其叙事与审美层面上带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真实感与时代感并重
　　就罪案剧而言，能否塑造鲜活的人物形象、建构真实的故事背景，从而在根本上奠定整个影视文本牢固的现实基础，是其能否获得观众接受与认可的关键。
　　首先，罪案剧在创作理念和手法上与世纪之交的刑侦题材电视剧呈现出明显不同的特质，这一点在人物塑造上表现得尤为突出。综合来看，近年来罪案剧中的反面人物是一些其貌不扬的普通人，他们最终走向犯罪的道路从本质上看当然不能排除人性中个人贪欲不断膨胀放大的根本动因，但同时这些剧作也在不同程度上对他们进行了深层次的人性透视。在《黑土无言》中，杨四为了筹集给儿子看病的钱，才收了别人的钱将自己的师父打成植物人；《狂飙》里高启强要供弟弟妹妹读书才会为了菜市场的摊位和人打架并一步步走上犯罪道路；《漫长的季节》里弟弟傅卫军为了姐姐甘愿被捕。优秀的罪案剧对反面人物的立体性塑造不是美化反面人物，而是站在更高层次的创作立意点上，带给观众在艺术哲学层面对于人性的进一步思考，这也正是这些剧作能够“叫好又卖座”的重要原因之一。
　　与此同时，罪案剧对正面人物的塑造也同样体现了具有鲜明本土色彩的真实性。剧作中警察依然秉持着正邪不两立的价值立场，已不再是以往清一色的唯有严肃认真的刻板形象，而是更加鲜活化、立体化，带有浓厚的生活气息。《黑土无言》中警察一口自带喜感的东北普通话缓解了剧情的紧张感；《沉默的真相》中警察严良玩世不恭的形象，对照既有的警察群像颇具新鲜感，具有一种“先抑后扬”的艺术效果。这类活泼灵动、不拘一格的处理手法，并没有贬低、抹黑打击罪恶、身负严肃使命的警察的英雄形象，而是将英雄还原为现实生活中就在你我身边的不完美的普通人，贴近他们工作和生活的日常情态，反而更容易引发观众的情感共鸣和由衷敬佩。　　
　　其次，真实的人物形象塑造离不开真实的环境呈现。罪案剧的时间跨度选定多集中在世纪之交，这一段特定时期，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发生着快速且深刻的变化。《漫长的季节》中的钢铁厂区，《黑土无言》中的东北街道、舞厅等，都将观众瞬间拉回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生活感受之中。对过去场景的复原并不只是对现实客体原封不动的复制或反映，而是一定带有创作者的主体性立场和视角。新与旧激烈地碰撞，新旧更迭却又错综交织，其间各种社会矛盾的凸显、人性起伏的剧烈，都值得通过艺术创作的透镜去一探究竟。罪案剧以凌厉肃杀的审美风格，让观众直面此类社会问题的暗黑幽深，同时更能在善恶、正邪的尖锐对峙中感受到法治与正义的强大力量。
建构中国式现代美学
　　从审美层面来看，罪案剧以其富有现实质感、故事强度、形象魅力和精神力量的现实主义风格，为建构中国式现代美学贡献了不容忽视的力量。　　　　罪案剧展现了中国迈向现代化的独特历史进程，在审美上已经将“现代性”与“中国性”融汇在一起，同时紧扣并凸显出进入新时代以来不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性时代任务和命题。罪案剧在审美层面的一大突破在于揭示复杂人性、反思残酷现实的同时，更以浓淡相宜的艺术手法展现人性中的温暖和光辉，深刻映射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仁”“义”“善”之伦理观、道德观，指向具有崇高意味的“美”，由此呈现出一幅明暗交织、冷暖并置的审美画卷。《我是刑警》里秦川与师傅、战友以及后辈对警察精神的坚守和传承，《白夜破晓》中关宏峰、关宏宇两兄弟之间的手足情深，《漫长的季节》里火车司机王响将捡到的弃婴抚养长大，《三大队》里程兵与七叔之间父子般的师徒情……这些都超越了西方的契约关系，这些具有情感温度、精神高度的关系构成让观众在冷峻肃杀的氛围中仍然能够感受到直达心底的温暖和被崇高感召的深切共鸣。这种伦理之美是其区别于西方罪案剧的重要审美特质，也正是其内蕴的中国式现代美学中关于“中国性”的要义所在。
　　另外，这些剧作往往会设置温情的结局。在悬疑丛生、矛盾尖锐的罪案剧中设置温情结局，可以说彰显了中国式审美特质。《三大队》的结尾是队员家属们聚在一起包饺子，《尘封十三载》则是卫峥嵘深情拥抱妻子，《扫黑风暴》李成阳重回警队并收获了与相知多年的馄饨店老板京京的爱情……当这些温馨的场景为贯穿全剧的紧张、恐惧叙事画上一个明亮温暖的句号，不仅能够舒缓观众情绪，更体现了中国人从不把美与生活相隔绝的生活美学。
　　从审美的角度来看，这些优秀罪案剧的流行并非仅仅是因为视觉奇观满足了观众的猎奇心理，与以往类似题材的剧作不同，这些罪案剧展现出更具现实底色的美学特质，进而对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观众产生奇妙的审美“化学效应”，发挥升华性的美学价值。作为一种风格鲜明的艺术形式，罪案剧创新并丰富了以往同类剧作的美学内涵，在省思黑暗冷峻的现实问题时，还融入了人性的深刻真实、伦理的温暖大爱以及道德的崇高无私，以巧妙的艺术理念和手法有效兼顾了伦理与法理二者间的平衡，更彰显了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法治与正义终将必胜的精神内涵与审美价值。
　　　　　　（作者系山东社会科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