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沂蒙山腹地的东安古城被确认为商代古城，专家认为——

有望揭开商代盖都之谜

　　□ 本报记者 周学泽

　　10月20日至22日，山东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山东社科院的专家教授，对位于沂蒙山腹地的东安古城及周边遗迹进行了现场考察、讨论、分析，专家组形成一致意见，确认位于沂源县东里镇的东安古城是一座具有5000年文明史、3000多年城建史的重要遗址。
　　这是一次石破天惊的“确认”，记者在考察现场和专家进行了深入交流。在专家确认的四条意见中，有一条“初步确定东安古城是春秋时期纪国的浮来邑，战国时期齐国的盖邑，秦汉时期盖城和盖县治所，魏晋至隋代东安郡治所在地。”这个认定，有望揭开“商盖（奄）都”在哪儿的历史之谜。
　　从战国到秦汉一直被称作“盖”
　　确定东安古城是“战国时期齐国的盖邑，秦汉时期盖城和盖县治所”，有出土实物为证。1983年，在东安古城出土一枚刻着“盖侯马久”的西汉烙印。专家认为，烙印中的“马久”可读作“马灸”，应是西汉盖侯王信的烙马印。在本次论证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徐龙国表示：“东安古城出土西汉盖侯的印，基本确认这个地方就是齐国的盖邑，秦汉时期盖城和盖县治所。”
　　确定东安古城是“战国时期齐国的盖邑，秦汉时期盖城和盖县治所”，也有附近的村名为证。东安古城往西7公里左右，有一个叫盖冶的村庄。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任相宏考证认为，盖冶村是一处西汉冶铁遗址，现存2万平方米的烧结物残渣、烧土、铁块等遗物。“盖冶”二字，是西汉侯国盖国冶铁之所的意思，“盖冶”之“盖”是过去此地曾为盖国的明证。
　　确定东安古城是“战国时期齐国的盖邑，秦汉时期盖城和盖县治所”，也有不少历史文献为证。关于盖，《孟子·公孙丑下》记载：“孟子为卿于齐，出吊于滕，王使盖大夫王驩（欢）为辅行。”这是说孟子奉命从齐国到滕国吊丧，齐国国君派盖大夫王驩随行。为什么让王驩随行？一大原因是盖邑正好处在齐国到滕国的路途中，从今天的地图看，顺着沂河河道走，东安古城基本处在古代齐国和滕国之间最近的连线位置。
　　清朝历史地理学家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卷35山东青州府沂水县，盖城条下：“县西北七十里。齐邑也。陈仲子兄戴，盖禄万锺，又王驩为盖大夫，即此。汉置盖县，属泰山郡。”《路史·国名纪七》：盍，古杂国。并云：“盍，盍公先国王驩（欢）为大夫，齐地，在沂水西八十（里）。王信为盍侯即此（景帝封后兄）。”以上记载都符合今天东安古城所处方位。
　　魏晋南北朝时期，北魏著名地理学家郦道元在《水经注·卷二十五》记载此处曾为“盖县故城”或“盖城”：“沂水又东南，螳蜋水入焉，水出鲁山，东南流，右注沂水。沂水又东径盖县故城南，东会连绵之水。水发连绵山，南流，径盖城东而南入沂。沂水又东径浮来之山，《春秋经》书，公及莒人盟于浮来者也，即公来山也。在邳乡西，故号曰邳来之间也。浮来之水注之。”
　　郦道元的这个叙述，说明今天的东安古城所在地和魏晋至隋代东安郡治所、春秋时期纪国的浮来邑、战国时期齐国的盖邑、秦汉时期盖城和盖县治所，都是一个地方，只是因为历朝历代的变迁而有了不同的名称。这样算下来，从孟子（公元前372年-公元前289年）到郦道元（约470年-527年），也就是从战国到秦汉再到南北朝的北魏时期，东安古城在文献中明确为“盖”地的历史达800多年。
　　综上所述，专家组确定东安古城“是春秋时期纪国的浮来邑，战国时期齐国的盖邑，秦汉时期盖城和盖县治所，魏晋至隋代东安郡治所在地”无疑。
极有可能是“商盖（奄）”
　　确定东安古城是“战国时期齐国的盖邑，秦汉时期盖城和盖县治所”的意义不止于上述。正像今天东安古城所在地“东安村”的村名来自魏晋至隋代时期的东安郡，从战国到秦汉再到南北朝北魏时期800多年的“盖”地史，也不是横空出世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徐龙国表示：“东安古城出土‘盖侯马久’的烙马印，虽然是汉代的，但基本可以确定这个地方就是商代‘盖都’所在地，因为地名往往有沿袭的特点。”
　　“商盖”就是“商奄”，这在学术界已经没有争议。“商盖（奄）”做过商之国都，根据晋国、魏国史官所著编年体通史《竹书纪年》记载，“南庚名更，元年丙辰，王即位，居庇。三年，迁于奄；六年，涉。阳甲名和，元年壬戌，王即位，居奄。三年，西征丹山戎；四年，陟。盘庚名旬，元年丙寅，王即位，居奄。七年，应侯来朝。十四年，自奄迁于北蒙，曰殷。”南庚、阳甲、盘庚分别是汤立商朝后的第十八、第十九和第二十代王，商盖（奄）是商王盘庚迁到殷都（今河南安阳殷墟）之前的“前一站”，作为国都历经三代商王。
　　同时，“商盖（奄）”又是一个与周公辅佐成王东征、秦人祖先西迁等重大历史事件紧密联系的地方。因此“商盖（奄）在哪儿”，是史学界的一件大事。
　　传说“商奄”在曲阜附近，但一直没有发现可以证明的实物。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邹衡和济南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高广仁、邵望平，都曾在曲阜从事田野考古多年，“一直没发现足以作为奄都的大型商代遗址”。
　　“盖侯马久”烙马印的出土，使东安古城即“商奄”有了相对明确的证据——这也有很多史料证明。2019年2月，济南市嬴秦文化研究院副院长徐祥法在《天水师范学报》发表文章《商奄都邑考》，认为东安古城就是商盖（奄）。
　　首先，《左传·昭公九年》：周王使詹桓伯辞于晋曰“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称“商奄”为其东土，可以肯定商盖（奄）在周初鲁国辖区之东。
　　其次，《诗经·鲁颂·閟宫》：“奄有龟蒙，遂荒大东。至于海邦，淮夷来同。……保有凫绎，遂荒徐宅”，越过鲁东境的龟山、蒙山（今山东平邑境内）是淮夷控制的区域；越过南境的凫山、绎山（今邹城市境内）是徐戎居地。又东汉郑玄曰：奄“在淮夷之北”。由此推断，奄地当在曲阜东北部，而东安古城的方位正好符合。
　　再次，周初“三监之乱”，淮夷、徐戎及奄反叛，周成王东伐淮夷并践奄，而指令鲁国国君伯禽去攻打徐戎。若商奄在曲阜，淮夷、徐戎及奄反叛后，伯禽却离开鲁境去攻打徐戎，这无论如何都是不可能的事情。由此可见，盖（奄）绝不会在鲁都曲阜。
　　《尚书·盘庚下》：“古我先王将多于前功，适于山”。东安古城所在地符合“适于山”。
　　东安古城位置与甲骨文所载商盖（奄）位置相吻合。史学研究员彭邦炯著《甲骨文合集补编》载：“癸未王卜，贞，旬无咎，在十月又二，唯征人方。在旧。”“癸巳王卜，贞，旬无咎，在十月又二，唯征人方。在盖。”“癸亥王卜，贞，旬无咎，在正月，王来唯征人方。在攸。”“人方旧邑”，在今新泰、莱芜一带；关于“攸”地，史学家李学勤认为卜辞“攸”地在今莱芜东北附近地带。那么，卜辞中的“盖（奄）”地，与“攸”“旧”也相去不远。沂源东安古城正和莱芜、新泰相邻。
　　另外，商奄之地，最终也为鲁国所辖。“周公之封于鲁，为方百里也”，周灭九夷践奄之后，鲁国成了“方百里者五”的大国，商奄也自然在鲁国领地上了，因此《说文解字》记载“奄国在鲁”的说法也不错，但“奄国在鲁”不是说“奄国”在曲阜。
或是践奄之地
和秦人祖先直接来源
　　东安古城如果确定为商奄之地，就带来一个周公辅佐成王践奄和秦之祖源的问题。
　　2011年，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清华简《系年》在李学勤的主持下完成解读，其第三章记述：“飞(廉)东逃于商盍(葢)氏。成王伐商盍(葢)，杀飞(廉)，西迁商盍(葢)之民于邾，以御奴之戎，是秦先人。”“盍(葢)”就是古代的“盖”字，李学勤认为，上述简文直言“秦先人”就是“西迁”于“邾”的“商盖（奄）之民”，而且和周成王“伐商盍(葢)”联系起来，使“嬴秦起源于商盍(葢)”大白于天下。
　　清华简记述的“成王伐商盍(葢)”，为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禽簋铭文所证明：“王伐奄侯，周公谋禽祝，禽有脤祝，王赐金百寽。禽用作宝彝。”也和《史记·卷四·周本纪第四》中的记载相互印证，“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东伐淮夷，残奄，迁其君薄姑。成王自奄归，在宗周，作《多方》”，这也说明，“伐商盍(葢)”就是伐奄，盖就是奄，奄就是盖。
　　任相宏认为，只要清华简是真的，考虑到东安古城发现的西汉“盖侯马久”烙马印、商代兽面纹铜铙等青铜器等因素，再加上史料中明确的800多年“盖”地史，那么东安古城是商盖（奄）就基本没什么问题。起码到目前为止，这里是山东区域内最早被称作“盖”的地方，既有高规格商代青铜器铙、弓形器出土，又有商代城址遗址的地方，只此一处，东安古城极有可能就是商盖（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