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城市的理论架构与中国经验

　　□ 刘士林

　　■未来是过去和现在的延展，也是迈向更加遥远的未来世界的踏板。由此亦可得出未来城市的历史逻辑，一方面，未来城市不是无根之木，而是深深植根于过去和现在，另一方面，又不同于过去和现在的城市，拥有属于自己的“新形态和新功能”
　　■出于治理政治型城市、经济型城市的后遗症，补齐城市发展观念的“短板”的考虑，需要把重建城市生活的价值和意义置于城镇化建设的首要位置，大力推进人文城市的研究和推广
　　未来城市是未来人类集聚、生产生活、安身立命的主要空间，其理念、模式、形态、功能、本质特征和发展规律，既与城市的历史演化和文化积淀密切相关，也深受当今城市在地理、政治、经济、技术、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建成形态和发展趋势”制约和影响，呈现出很大的不确定性和多向的可能性。但有一点可以明确，即未来人类的生存需要和理想追求，必定是决定未来城市发展的核心机制和主导力量。也可以说，有什么样的未来人类，就有什么样的未来城市。可以想见，未来世界的城市化水平将远高于今日，人与城市的相互依存关系也将更加密切，因此，在今天讨论未来城市，就是讨论人类未来的命运。
　　基本原理：“生物—文化—科技”三个阶段与“真—善—美”三元结构
　　城市是人类最伟大的创造之一，任何关于未来城市的想象、描绘和设计，都必须基于“未来生命是什么”的大前提。也就是说，未来人类如何演化发展，决定了未来城市“长什么样”。关于人类的进化，古今有不少探索。在当代有代表性的是未来生命研究所创始人泰格马克提出的“三个阶段”，即“靠进化获得硬件和软件”的生命1.0（生物阶段）、“靠进化获得硬件，但大部分软件是由自己设计”的生命2.0（文化阶段）和“自己设计硬件和软件”的生命3.0（科技阶段）。按照他的研究，未来生命是由人工智能定义和塑造的，而基本上不再受生物进化和文化传承的影响和制约。对此加以引申，未来城市即人工智能体的集聚和活动空间。
　　这一在当下广为流传的“三个阶段”论，尽管表面上观念先进、贴近生活，却存在着一个不易被觉察的“逻辑硬伤”，即用早已被抛弃的“机械进化论”阐述生物阶段、文化阶段与科技阶段的关系，并由此得出“生命3.0与生命2.0和1.0毫无关系”的结论。实际上，即使“三个阶段”论成立，在三者之间也不可能是“一个取代一个”的机械进化关系，而是一种既相互排斥又相互缠绕、既相互取代又相互融合的系统生成关系，不仅在“生物阶段”中包含了“文化”和“科技”的萌芽，在“文化阶段”中混杂着“生物”和“科技”的因素，即使在所谓生活在“科技阶段”的未来生命，同样也不可能完全割断与“生物本能”和“文化基因”的内在联系。由此可知，未来人类绝不可能是纯粹的人工智能体，未来城市也必然要为人的生物和文化需要预留充足的空间和舞台。
　　其实，哲学家早就参透了这一点。康德以“三大批判”建构的“真善美三元结构”，源于主体的知识、道德和情感三大生命机能，对应于人类的物质、社会和精神三大活动领域，与以人工智能定义未来生命相比，兼容了人的道德和情感需要，包容了生命的生物本能和文化基因，不仅是认识人类自身的科学和系统思维，也为研究和探索未来城市提供了基本理论和方法。进一步说，无论未来人类在思想意识、科学技术、文化道德上如何变化，但在一定要符合真善美的原则以及一定要满足人类物质生活、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上，则是永恒不变的。人工智能只是生命知识机能的新版本，就当下而言，最重要的是建构未来生命的基本原理，避免把未来生命等同于科技、人工智能或其他单向度的定义和设计。
　　历史逻辑：从古代的政治主导、现代的经济主导到当代的文化引领
　　未来是过去和现在的延展，也是迈向更加遥远的未来世界的踏板。由此亦可得出未来城市的历史逻辑，一方面，未来城市不是无根之木，而是深深植根于过去和现在，另一方面，又不同于过去和现在的城市，拥有属于自己的“新形态和新功能”。只有深入了解过去和现在的城市，才能更好地认知和把握未来城市。
　　在宏观层面上看，人类城市的历史演化，主要形成了“古代城市”和“现代城市”两大形态。古代城市可以称为“政治主导型城市”，即城市的设置、规模、功能、兴废等，主要是依据政治需要而决定的。如美国城市学家芒福德认为，中世纪“建立城镇的政治需要早于其经济需要。”如考古学家张光直认为，“中国初期的城市，不是经济起飞的产物，而是政治领域中的工具。”在这种城市类型中，和政治、军事有关的城市功能被置于规划的首位，而作为城市重要功能的工商业等则被排挤到边缘。与之相对，现代城市的主体形态是“经济主导型城市”，即城市的选址建设和资源的配置安排等，主要遵从城市的经济功能和市场需要。如近代上海的崛起，主要是因其具有发展工商业和国际贸易的良好条件，而不是因为其行政级别或政治军事考虑。古代城市和现代城市，不是“一个取代一个”的机械进化关系，而是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传统和现代交织”的有机更新过程。其中具有标志性的事件，被城市史家称为“城墙的拆除”。城墙的建立起源于军事和防卫需要，是古代政治主导型城市的基本象征。那些从古代城市发展而来的现代城市，尽管必须拆除城墙，以容纳更多的人口，拓展经济发展的空间，但一般都会保留“老城”作为历史记忆。这也适用于研究未来城市和当代城市的关系。
　　古代城市和现代城市，各有各自的问题。前者是政治功能过于发达，制约了城市的发展活力，把城市变成了“军营”甚至是“巴士底狱”。后者尽管破除了陈旧的生产关系，极大解放了生产力，但也造成了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危机以及传统和现代的文化断裂，如文学家笔下写过的“雾都”“废都”等。如果说，古代城市的价值理念是“善”，现代城市的价值理念是“真”，其历史的合理性在于分别满足了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需要，那么也可以说，其共同问题则是忽略了“美”的价值理念，偏离了“有价值、有意义、有梦想”的城市本质。实际上，当今世界出现的一批文化城市、艺术之城，包括我国新型城镇化确定的人文城市，都是着眼于弥补古代城市和现代城市的“基因缺陷”而提出和推进的。我们把这种具有过渡性质的当代城市称为文化引领型城市，它以“美”为城市发展的价值理念，一方面，把古代城市的“准军事管理”升华为当代城市的“现代化治理”，另一方面，着力解决现代城市中积重难返的“物质建设的最高水准与社会人文发展的最坏状况”等后遗症，构建了涵盖物质、社会和文化需求的系统设计，同时也为未来城市的孕育诞生打造了思想产床。
　　中国经验：未来城市的理论建构与实践探索
　　“未来已来”，这是当代的一个热词。但未来究竟怎样来？则与当代人的态度和行为紧密相关。在当今理论界，关于城市的未来，主要可分为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两派，前者把城市治理改造称为“一场注定要失败的战争”，等于说城市没有未来；后者认为现代城市的问题和危机，根源在于丢失了“文化的灵魂”，也可以说，城市有没有未来，关键在于人类能否实现城市文化重建，甚至是来一场城市的文艺复兴。实际上，如果说悲观主义主要是情绪和心理问题，那么就可以宣称，不管今天的人们是否意识到，人类早已参与到未来城市的建构和设计之中。这既包括理论上的探索，也包括实践中的开拓。
　　在理论方面，构建了以美—善—真为价值理念、引领文化—政治—经济三大功能协调发展的城市科学理论框架，即把康德的“真善美”三元结构拓展为“真—城市经济功能—经济型城市化”“善—城市政治功能—政治型城市化”“美—城市文化功能—文化型城市化”三大城市发展模式，包容了人类从感性到理性、从生产到生活、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全部需求和发展理想，涵盖了城市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三大主体功能，既是对城市本质的回归，也是其更高的发展形态，为未来城市规划建设提供了基本原理。就现阶段而言，出于治理政治型城市、经济型城市的后遗症，补齐城市发展观念的“短板”的考虑，需要把重建城市生活的价值和意义置于城镇化建设的首要位置，大力推进人文城市的研究和推广。
　　在实践方面，由于起点低、速度快、人口规模大、目标要求高等原因，与其他国家和城市相比，中国的城镇化既走过了艰苦的历程，也取得了巨大的收获。如把传统城市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扩展为包括“空间、规模、产业三大结构”“规划、建设、管理三大环节”“改革、科技、文化三大动力”“生产、生活、生态三大布局”“政府、社会、市民三大主体”的复杂系统。如探索并形成了包括人文城市、智慧城市、绿色城市、创新城市、韧性城市、紧凑城市、健康城市、高品质生活城市等新型城镇化目标体系，不仅为世界城市治理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鲜活经验，也可以说初步揭开了未来城市的面纱。一是未来城市是宜居城市，能够提供宜居宜业宜游的生活空间。二是未来城市是韧性城市，具有抵御各种自然灾害和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安全保障。三是未来城市是创新城市，是对资源要素的高效利用和高质量发展的载体。四是未来城市是智慧城市，具备以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等为支撑、极大节省人的体力脑力的治理现代化体系。五是未来城市是绿色城市，是“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绿色低碳生活家园。六是未来城市是高品质生活城市，是人人享有出彩机会、享有高水平服务和丰富文化供给的人文空间……一言以蔽之，未来城市是一种以真-善-美为内在生产观念、以文化—政治—经济为主要实践载体、以提供“有价值、有意义、有梦想”的生活方式和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的城市理念、形态与模式。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