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文物战”,绵延百余年
2024-08-03
作者:
来源:
大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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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卢昱
130年前爆发的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中外双方军事实力差距最小的一次战争,却又是失败最为惨重的一次战争,它不仅改变了直接参战的中日两国的命运,也改变了整个东亚的地缘政治格局以及此后的历史进程,其影响至今仍存。
而甲午战争遗留下的文物,是那段历史长河中沉淀的珍稀遗存,每一处刻痕、每一片碎片都诉说着悲怆与沧桑。中日“甲午文物战”,绵延百余年。
珍贵史料得到保护
战争十分残酷,以致战败国连纪念战争的文物都难以凑齐。
北洋海军战败后,刘公岛几经易主,陆续被英军、侵华日军占领。新中国成立后,刘公岛一度成为军事禁区。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百废待兴,甲午战争纪念馆首任馆长戚俊杰同三名同事,带着“威海市北洋海军提督署文物管理所”的标牌渡海入岛,开始了自筹资金、修复文物、创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艰辛历程。
刚刚由军事禁区开放的刘公岛,没有电灯电话,吃水都要到三里外的水井去挑。戚俊杰回忆说,办公的桌椅和简易木床是跟岛上驻军借来的,锅碗瓢盆则由职工从家里拿来。生活办公条件初具,戚俊杰就带领大家开始勘察岛上的文物遗迹,制订保护方案,进而面向海内外征集甲午战争文物。
当时,很多战争文物散落民间,尤其是许多将士后代有历史包袱。即便少数留存下来的文物,也被当做“传家宝”,用以寄托哀思、教育后代,谁也不愿主动献出“传家宝”。
戚俊杰带领同事年年给将士后代邮寄贺卡,还挤出经费,邀请他们参观刘公岛,参加各种研讨会。
1988年春天,戚俊杰带人两次奔赴黄浦江两岸,拜访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曾孙女丁亚华等三姐妹,终于有了重大收获。她们无偿捐出一个珍贵的“提督玉质印夹”;五代孙丁爱萍把当年的木盆连同盆架也捐了出来。
去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老家安徽巢湖取文物的一波三折,令戚俊杰至今难忘。丁汝昌第5代孙住在巢湖的一个小村,家境贫困。丁汝昌旧时用过的床、八仙桌、水缸,后代们一直在用。他们了解到博物馆要征用先祖的遗物,弘扬爱国主义精神,表示积极支持。可当地文物部门不同意。这场“谈判”从1992年延续到1996年。戚俊杰和5位馆员开着货车,来来回回跑了3次,夜里6人就蜷缩在货车里打盹。最后一次,终于说服了对方。
如今,刘公岛北洋海军提督署内的展台上,排列着几枚炮弹,其中一枚的弹头已被磨平。著名船政史和海军史学者、福建马尾船政文化研究会会长、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硕士生导师陈悦介绍说,这枚炮弹来自威海一家铁匠铺。当时,弹药尚未清除,弹壳却被用作了铁砧,得知这是历史文物,那名铁匠说,“搬走吧,再给我找个铁砧子,不耽误打铁就行。”
据戚俊杰统计,整个寻访行程6万多公里,寻觅到北洋海军后代240多人,寻回文物1758件,其中国家鉴定为一级文物的39件,珍贵的史料陆续得到收藏保护。
在戚俊杰忙着保护文物的同时,国内有些不法分子疯狂盗捞,让英烈战舰遭受劫难。据不完全统计,在黄海海战中战沉的致远、经远、超勇、扬威四艘战舰中,至少有三艘遭遇过盗捞。
它像是一个战俘
1894年秋,甲午战争期间,日本帝国博物馆总馆长九鬼隆一将他起草制订的《战时清国宝物搜集方法》呈给日本政府,该计划经日本天皇同意后,派发给日本各部队海陆军将领。该《方法》指出:“战乱是获得‘宝物’的绝好时机。战时搜集的优势在于可得到平时难以到手的名贵珍品(第三条),亦可以极低廉之价格获得极昂贵之珍品(第四条),提倡直接由军队进行搜集和搬运,这可以解决沉重物品的运输问题(第五条),战时搜集名品可随战争的胜利名垂史册,充分发扬国威(第八条)。”
此狼子野心,可谓蓄谋已久。从此,在之后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针对中国国宝文物的大规模掠夺持续不止。
如今威海湾内,甲午沉舰由于日本战后的持续拆解已被破坏殆尽,经抽沙清理,海底均未找到完整的舰体形态,遗迹、遗物呈现出拆解后的散落分布状态。陈悦说,甲午海战后,北洋水师战舰残骸多被日军打捞、拆分,当做战利品陈列在靖国神社、学校和公园。
在靖国神社内,设有“游就馆”,也是该国最古老的军事博物馆。“游就馆”一处展厅里,常年陈列着甲午战争中的遗物和史料。这些文物都是掳掠而来,以向国民展示“威武”,或供奉于神社寺庙,以作“追悼”和“镇魂”之用。
迄今,日本不少神社或军事设施内都保存着北洋水师的炮弹,百余件甲午战争遗物依旧散落日本各处。如“镇远”号的大铁锚保存在日本冈山市的“有木神社”;“镇远”舰则命途更为多舛,北洋海军覆灭后,其被掳走编入日本海军,还参加过日俄战争。直到1912年4月,苍老的“镇远”号在横滨被拆卸解体,包括铁锚在内的遗物还曾在东京上野公园等地公开展览出售。1947年,中国追回部分遗物,其中包括镇远舰的另一具锚,但仍有部分遗物流落日本。
陈悦说,甲午海战后日本曾在“致远”舰上掠走一门格林炮,现存放于横须贺市的三笠公园。此前探访三笠公园的“致远”遗物时,陈悦说了这样一段话:“别的军舰的遗物像是碎了的钢板,你可以说它是遗骸;像这样的炮,这样完整的一件东西,你就感觉它像是一个战俘,是被抓到这里的,再也走不了了。”
“北洋亡魂”一直在游荡
在甲午战争前,日本国内流行一种儿童游戏,叫做“打沉定远”。
定远舰是北洋水师的旗舰,也是当时东亚地区最强大的战舰,其305毫米主炮的口径在中国海军历史上空前且绝后。
1895年2月10日,定远舰在威海卫遭日军鱼雷艇偷袭重伤搁浅,北洋水师战败之日,定远舰管带刘步蟾下令炸毁已被日军鱼雷击中搁浅的定远号战舰,随即自尽,实现了“苟丧舰,必自裁”的誓言。
一年以后,日本富豪小野隆介出资,从日本海军手中购买了定远舰残骸,拆卸材料,运到其故乡福冈太宰府,建造了名为“定远馆”的别墅。定远馆落成之后,由于这座别墅的特殊,有不少日本军方人物到此访问过,包括日本海军大将岛田繁太郎等,都曾赠送纪念品。然而,这座别墅,小野居住的时间并不多,他死后其家人也没怎么在这里居住,而是作为客房使用,后来又交给太宰府天满宫(当地官方神社)进行管理。
据日本舰船模型学会理事秋山红叶,在1961年发表的《定远馆始末记》一文所述,定远馆落成以后,有人到那里住宿,半夜里却隐约看到走动的人影,都穿着中国水兵制服;有盗贼进到这里的时候,听到有声音威严地责问,这个责问,发音是“税”,恰是中国胶东话里“谁”的声音。秋山写道:“北洋水师的幽灵一直在这里游荡。”
2018年,陈悦有机会赴日探访定远馆。陈悦告诉记者,定远馆被一名玩具收藏者租下来当了仓库。那场景显得有些诡异,在摆满阿童木和机器猫的房间里,蓦然就可以发现从定远舰上拆下的立柱和横梁,上面密密麻麻的船钉孔历历在目。最令他唏嘘的,则是用船板做成的铁门,铁门上炮眼星罗棋布,上面依稀能看到被火烧过的痕迹。
文物是历史伤痛的注脚。此后,更疯狂的掠夺开始了。在《马关条约》中,无论是割取中国领土的广阔富饶与地理位置的“冲要”,还是所开赔款数额的巨大、苛刻,令欧美列强都瞠乎其后。至于在对华资本输出方面的种种规定,更是当时欧美列强中任何一国都未曾攫取的全新权利。
这场战争还刺激列强纷纷步日本之后尘,通过对华大借款,攫夺铁路、矿务利权,加紧对中国进行经济剥削和政治渗透;通过开办银行,投资办厂,不遗余力地打压和扼杀中国的民族资本。
紧随其后,还有以日本为首的外国在华租界的扩张及愈演愈烈的“瓜分”狂潮,将本已孱弱不堪的中国,进一步推向四分五裂的境地,正如梁启超所说:“敌无日不可以来,国无日不可以亡”。
在这种创痛巨深的惨重教训下,在这种山河破碎的严峻形势下,国人才真正意识到“救亡图存”的迫切性。而甲午,恰是这梦醒时分最深沉的警钟。
130年前爆发的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中外双方军事实力差距最小的一次战争,却又是失败最为惨重的一次战争,它不仅改变了直接参战的中日两国的命运,也改变了整个东亚的地缘政治格局以及此后的历史进程,其影响至今仍存。
而甲午战争遗留下的文物,是那段历史长河中沉淀的珍稀遗存,每一处刻痕、每一片碎片都诉说着悲怆与沧桑。中日“甲午文物战”,绵延百余年。
珍贵史料得到保护
战争十分残酷,以致战败国连纪念战争的文物都难以凑齐。
北洋海军战败后,刘公岛几经易主,陆续被英军、侵华日军占领。新中国成立后,刘公岛一度成为军事禁区。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百废待兴,甲午战争纪念馆首任馆长戚俊杰同三名同事,带着“威海市北洋海军提督署文物管理所”的标牌渡海入岛,开始了自筹资金、修复文物、创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艰辛历程。
刚刚由军事禁区开放的刘公岛,没有电灯电话,吃水都要到三里外的水井去挑。戚俊杰回忆说,办公的桌椅和简易木床是跟岛上驻军借来的,锅碗瓢盆则由职工从家里拿来。生活办公条件初具,戚俊杰就带领大家开始勘察岛上的文物遗迹,制订保护方案,进而面向海内外征集甲午战争文物。
当时,很多战争文物散落民间,尤其是许多将士后代有历史包袱。即便少数留存下来的文物,也被当做“传家宝”,用以寄托哀思、教育后代,谁也不愿主动献出“传家宝”。
戚俊杰带领同事年年给将士后代邮寄贺卡,还挤出经费,邀请他们参观刘公岛,参加各种研讨会。
1988年春天,戚俊杰带人两次奔赴黄浦江两岸,拜访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曾孙女丁亚华等三姐妹,终于有了重大收获。她们无偿捐出一个珍贵的“提督玉质印夹”;五代孙丁爱萍把当年的木盆连同盆架也捐了出来。
去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老家安徽巢湖取文物的一波三折,令戚俊杰至今难忘。丁汝昌第5代孙住在巢湖的一个小村,家境贫困。丁汝昌旧时用过的床、八仙桌、水缸,后代们一直在用。他们了解到博物馆要征用先祖的遗物,弘扬爱国主义精神,表示积极支持。可当地文物部门不同意。这场“谈判”从1992年延续到1996年。戚俊杰和5位馆员开着货车,来来回回跑了3次,夜里6人就蜷缩在货车里打盹。最后一次,终于说服了对方。
如今,刘公岛北洋海军提督署内的展台上,排列着几枚炮弹,其中一枚的弹头已被磨平。著名船政史和海军史学者、福建马尾船政文化研究会会长、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硕士生导师陈悦介绍说,这枚炮弹来自威海一家铁匠铺。当时,弹药尚未清除,弹壳却被用作了铁砧,得知这是历史文物,那名铁匠说,“搬走吧,再给我找个铁砧子,不耽误打铁就行。”
据戚俊杰统计,整个寻访行程6万多公里,寻觅到北洋海军后代240多人,寻回文物1758件,其中国家鉴定为一级文物的39件,珍贵的史料陆续得到收藏保护。
在戚俊杰忙着保护文物的同时,国内有些不法分子疯狂盗捞,让英烈战舰遭受劫难。据不完全统计,在黄海海战中战沉的致远、经远、超勇、扬威四艘战舰中,至少有三艘遭遇过盗捞。
它像是一个战俘
1894年秋,甲午战争期间,日本帝国博物馆总馆长九鬼隆一将他起草制订的《战时清国宝物搜集方法》呈给日本政府,该计划经日本天皇同意后,派发给日本各部队海陆军将领。该《方法》指出:“战乱是获得‘宝物’的绝好时机。战时搜集的优势在于可得到平时难以到手的名贵珍品(第三条),亦可以极低廉之价格获得极昂贵之珍品(第四条),提倡直接由军队进行搜集和搬运,这可以解决沉重物品的运输问题(第五条),战时搜集名品可随战争的胜利名垂史册,充分发扬国威(第八条)。”
此狼子野心,可谓蓄谋已久。从此,在之后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针对中国国宝文物的大规模掠夺持续不止。
如今威海湾内,甲午沉舰由于日本战后的持续拆解已被破坏殆尽,经抽沙清理,海底均未找到完整的舰体形态,遗迹、遗物呈现出拆解后的散落分布状态。陈悦说,甲午海战后,北洋水师战舰残骸多被日军打捞、拆分,当做战利品陈列在靖国神社、学校和公园。
在靖国神社内,设有“游就馆”,也是该国最古老的军事博物馆。“游就馆”一处展厅里,常年陈列着甲午战争中的遗物和史料。这些文物都是掳掠而来,以向国民展示“威武”,或供奉于神社寺庙,以作“追悼”和“镇魂”之用。
迄今,日本不少神社或军事设施内都保存着北洋水师的炮弹,百余件甲午战争遗物依旧散落日本各处。如“镇远”号的大铁锚保存在日本冈山市的“有木神社”;“镇远”舰则命途更为多舛,北洋海军覆灭后,其被掳走编入日本海军,还参加过日俄战争。直到1912年4月,苍老的“镇远”号在横滨被拆卸解体,包括铁锚在内的遗物还曾在东京上野公园等地公开展览出售。1947年,中国追回部分遗物,其中包括镇远舰的另一具锚,但仍有部分遗物流落日本。
陈悦说,甲午海战后日本曾在“致远”舰上掠走一门格林炮,现存放于横须贺市的三笠公园。此前探访三笠公园的“致远”遗物时,陈悦说了这样一段话:“别的军舰的遗物像是碎了的钢板,你可以说它是遗骸;像这样的炮,这样完整的一件东西,你就感觉它像是一个战俘,是被抓到这里的,再也走不了了。”
“北洋亡魂”一直在游荡
在甲午战争前,日本国内流行一种儿童游戏,叫做“打沉定远”。
定远舰是北洋水师的旗舰,也是当时东亚地区最强大的战舰,其305毫米主炮的口径在中国海军历史上空前且绝后。
1895年2月10日,定远舰在威海卫遭日军鱼雷艇偷袭重伤搁浅,北洋水师战败之日,定远舰管带刘步蟾下令炸毁已被日军鱼雷击中搁浅的定远号战舰,随即自尽,实现了“苟丧舰,必自裁”的誓言。
一年以后,日本富豪小野隆介出资,从日本海军手中购买了定远舰残骸,拆卸材料,运到其故乡福冈太宰府,建造了名为“定远馆”的别墅。定远馆落成之后,由于这座别墅的特殊,有不少日本军方人物到此访问过,包括日本海军大将岛田繁太郎等,都曾赠送纪念品。然而,这座别墅,小野居住的时间并不多,他死后其家人也没怎么在这里居住,而是作为客房使用,后来又交给太宰府天满宫(当地官方神社)进行管理。
据日本舰船模型学会理事秋山红叶,在1961年发表的《定远馆始末记》一文所述,定远馆落成以后,有人到那里住宿,半夜里却隐约看到走动的人影,都穿着中国水兵制服;有盗贼进到这里的时候,听到有声音威严地责问,这个责问,发音是“税”,恰是中国胶东话里“谁”的声音。秋山写道:“北洋水师的幽灵一直在这里游荡。”
2018年,陈悦有机会赴日探访定远馆。陈悦告诉记者,定远馆被一名玩具收藏者租下来当了仓库。那场景显得有些诡异,在摆满阿童木和机器猫的房间里,蓦然就可以发现从定远舰上拆下的立柱和横梁,上面密密麻麻的船钉孔历历在目。最令他唏嘘的,则是用船板做成的铁门,铁门上炮眼星罗棋布,上面依稀能看到被火烧过的痕迹。
文物是历史伤痛的注脚。此后,更疯狂的掠夺开始了。在《马关条约》中,无论是割取中国领土的广阔富饶与地理位置的“冲要”,还是所开赔款数额的巨大、苛刻,令欧美列强都瞠乎其后。至于在对华资本输出方面的种种规定,更是当时欧美列强中任何一国都未曾攫取的全新权利。
这场战争还刺激列强纷纷步日本之后尘,通过对华大借款,攫夺铁路、矿务利权,加紧对中国进行经济剥削和政治渗透;通过开办银行,投资办厂,不遗余力地打压和扼杀中国的民族资本。
紧随其后,还有以日本为首的外国在华租界的扩张及愈演愈烈的“瓜分”狂潮,将本已孱弱不堪的中国,进一步推向四分五裂的境地,正如梁启超所说:“敌无日不可以来,国无日不可以亡”。
在这种创痛巨深的惨重教训下,在这种山河破碎的严峻形势下,国人才真正意识到“救亡图存”的迫切性。而甲午,恰是这梦醒时分最深沉的警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