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数学、计算机、逻辑和人工智能方面的卓越贡献为这位山东人赢得了世界性声誉，他内心一直把自己当作哲学家——

从数学到哲学，王浩的“爱智”之旅

　　□ 本报记者 卢昱

　　在数学、计算机、逻辑和人工智能方面，有一位山东人曾作出卓越贡献，这些贡献为他赢得了世界性声誉。他还被称为从事人工智能研究的第一位华人，这位科学巨匠便是王浩。他内心一直把自己当作哲学家。近日，他1974年用英文写就的《从数学到哲学》一书，经高坤、邢滔滔翻译，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从数学到哲学》是王浩的代表作，是其正面集中阐释自己哲学思想的作品。循着从柏拉图到哥德尔的“数学—哲学家”传统，王浩在书中首次对实质事实主义一般立场进行了长篇阐发；广泛、深入地讨论了数学哲学的诸议题；探索了心灵与机器、数学与计算机、知识与生活等话题；还重点考察了逻辑和数学领域的一些基本概念。循着王浩的治学、研究轨迹，可以清晰地看到他探寻世界的“爱智”之旅。
多血质，形于色，内外一致
　　1921年5月，王浩生于齐河。其父王祝晨是著名教育家，清末科考的举人，曾去日本访学，支持进步运动，新中国成立后做过山东省政协副主席。大姐王非曼是山东第一位留美女学生，回国任职各大师范学院，是中国最早的家政学教授。
　　王浩在比较宽松的家庭中成长。“总带点调皮的眼神，多血质，形于色，内外一致。”2015年，王浩四弟王恒先生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王恒曾回忆，暑期到了，父亲担心孩子变成书呆子，就让他们参加社会实践——每日清晨去卖报。结果，王浩每天卖得很少，还不如王恒卖得多。原因何在？王浩每天起很早就跑出去叫卖，当时人们还没起床；再就是他骑着自行车，边骑边叫卖，等到要买报纸的人们从家里出来，他已骑自行车跑得很远。
　　“我哥哥整天鞋邋遢、袜邋遢，从来不修边幅。”王恒回忆，哥哥对衣服好坏，长短肥瘦，从不过问，有啥穿啥，连合体与不合体都不管。吃也是不管好吃与否，见饭吃饱就走。可他从不吃鱼，不是不爱吃，而是嫌刺多耽误时间。这是他的“急性子”使然。
　　1936年，王浩以全省第二名的成绩考入南京中央大学实验高中。第二年，日本全面侵华，王浩被迫辗转到西安读完高中，之后考到西南联大，第一次被录取的是经济系，不喜欢，没去。第二次又考，以第一名成绩考进联大数学系。
　　在西南联大数学系，王浩跟物理系的一个同学同屋，这个人便是杨振宁。王浩在西南联大的朋友中，除了杨振宁，还有汪曾祺。王浩还有个同学，是诗人穆旦，王浩也喜欢诗歌，晚年多有读诗笔记，可惜尚未公开。二十多年前，王恒曾为王浩文集的出版而奔走。2018年，王恒谢世，出版之事也遭搁浅。
　　在西南联大，王浩最亲近的同学是何兆武。据王浩回忆，当时的几个好友之间，相互称呼有个习惯，就是常把不是单名的加以简化，不过不是照惯例把姓去掉，比如把何兆武称作“何兆”，将“武”字略去。
　　王浩在西南联大的老师有金岳霖、沈有鼎、王宪钧等大学者。据与何兆武同宿舍的同学汪曾祺回忆，那时金岳霖开了一门叫“符号逻辑”的选修课。这门课对文学院的学生汪曾祺来说，简直是天书。选这门课的人很少，教室里只有几个人。金岳霖讲着讲着，有时会停下来，问：“王浩，你以为如何？”这堂课就成了他们师生之间的对话。“王浩的相貌颇‘土’，脑袋很大，剪了一个光头，联大同学剪光头的很少，他说话带山东口音。”1987年2月，汪曾祺撰文回忆。
　　王浩虽身在数学系，但并不妨碍他选修各种哲学系课程，以及进行广泛的哲学阅读。比如，在《从数学到哲学》一书中，王浩回忆，1940年他还是大一新生时，就已开始对着罗素《数学原理》中的哲学段落苦思冥想。

一辈子都想解决人生问题
　　在何兆武的记忆里，王浩喜欢谈哲学，想法往往和平常人不一样。“平常人的想法总是非常实用主义的，比如说某人是坏人，这是结论，然后再去找理由，把这个人骂得一钱不值。可王浩考虑事情从来不先下结论，这是最启发我的地方。他从不先在头脑里预设结论，而是通过思考、辩论。如果别人能说出道理来，他也同意。我觉得这是一个真正的哲学家的态度。”所以，多年以后，何兆武在纪念王浩的题词中有“全无先入成见，永远从善如流”一句。
　　何兆武记得毕业答辩时，金岳霖问王浩为什么要学哲学。王浩答：“我想解决人生问题。”金岳霖又问：“你解决了没有？”他说：“还没有。”“王浩一辈子都想解决人生问题，可是一辈子都没解决。大概这是一个永恒的问题，永远也解决不了，但这并不妨碍人们永远想要去解决它。”何兆武在晚年回望时曾如是评述。
　　1946年春，王浩被清华大学推荐进入哈佛大学，师从国际名家奎因（又作蒯因），他用八个月时间，学完全部课程。此后，又用一年时间完成论文，总计用20个月就攻下博士学位。
　　对此，何兆武很奇怪，问王浩为什么念得这么快。王浩说：“到哈佛念的那些东西在国内都念过了，很容易。”王浩曾回忆，在西南联大时，王宪钧提醒王浩学逻辑需要看德文著作。1940年暑假，王宪钧将自己仅有的一本《理论逻辑基础》借给王浩，用它来边学德文边学逻辑。王宪钧等老师讲课不图广博深奥，务求把基本知识和技巧讲得透彻。正因为那些年基础打得扎扎实实，日后王浩在哈佛大学才能只用一年时间就完成了博士论文。“也许正因为太容易得到，他才不在意，反而是人生问题困扰了他一生。虽然后来成为世界级的学者，可是并没给他带来他所期待的幸福。”作为好友，何兆武的评价很中肯。
　　20世纪50年代，王浩觉得自己所学的东西回国无用，因而在数理逻辑及英美哲学之外，开始研究一点与这类工作性质相近的计算机理论。此后一发不可收，他在纯粹逻辑、数理哲学和数理逻辑与计算机科学的应用结合方面作出诸多创造性贡献，得到国际学术界的公认。
　　“人工智能方面，具体技术上，王浩当年的数学机械化证明工作在今天没有太大价值，但他关于人工智能的一些一般想法还是有借鉴意义的，比如他强调，讨论人工智能的限度固然在哲学上有意义，但实践上更有建设性的是具体去进行人工智能的技术研究，发掘人工智能的技术潜力，看看它在逼近或超越人类心智上能走多远。当时人工智能正处于低潮时期，但王浩却表现出了比较乐观的态度和预期。”高坤评价。
　　凭借对数理逻辑领域的卓越贡献，1952年，王浩当选为美国文理学院院士，1970年当选为英国科学院通讯院士。1983年，王浩因对数学定理计算机证明作出开创性贡献，荣获人工智能领域的大奖——“数学定理自动化证明里程碑”奖。
　　王浩虽身居海外，却心系祖国。新中国成立后，王浩欣喜异常，在剑桥大学发表即席演讲，表示热烈祝贺。1956年，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邀请在牛津大学教书的王浩回国任教。父亲王祝晨也多次写信要他回国。然而，随着政治风向发生变化，王浩回国事宜也中断了。

内心从来就是中国的
　　王浩于20世纪60年代末辞去哈佛教职，去了洛克菲勒大学。当时洛克菲勒大学雄心勃勃，想在数学和物理方面也有建树，网罗当时最重要的逻辑学家加盟。但20世纪80年代，洛克菲勒大学迫于经费压力，缩减除医学领域外的开支，王浩的工作室只剩下他一位光杆司令了。
　　王浩去洛克菲勒大学后，开始同哥德尔对话，成为哥德尔晚年唯一的知己。他每隔一周到普林斯顿见一次哥德尔。外界对哥德尔晚年思想知之甚少，王浩在《从数学到哲学》中首次讲述哥德尔哲学，但没受到足够重视。“我在哥德尔晚年有幸同他频繁往来，广泛交谈，听他从多方面详细讲述过他的哲学见解。他许多与众不同的观点引起我的共鸣。只可惜我那时一心惦记中国，又迷恋实践性更强的哲学，未能趁他健在多想一些，多问一些。直到他死后数年，才开始深入反思他的事迹和思想，参考他一生的精神历程来探索我自己在哲学上继续前进的道路。”王浩曾回忆。
　　如果仅就个人品位和偏好而言，对王浩来说，好的生活无疑就是沉思的生活，或追求知识、追求对世界的理解的生活。何兆武也说，有一次他和王浩讨论幸福问题，王浩最终同意了如下说法：幸福是日高日远的觉悟，是不断的拷问与扬弃，是通过苦恼的欢欣，而不是简单的信仰。
　　当然，王浩不可能仅关心个人的幸福问题。他也由此常常陷于一种矛盾和痛苦之中：是专事象牙塔中的知识哲学研究，还是投身于更具实践关怀的思考和工作中。例如，在《从数学到哲学》一书中他写道：“我们很快就能达到这样一种哲学观，它把哲学理解为关于如何缔造更好的社会的研究。有鉴于这一哲学观和当前的世界局势，我们不难理解如下的断言：当代知识分子的中心问题是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
　　事实上，大约在写完《从数学到哲学》之后的数年里，即20世纪70年代，王浩曾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研究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问题。这些研究没有为他带来满足，经过一段精神上的挣扎和苦闷期后，他很快就又回到了逻辑与数学哲学研究的轨道上去，并著述颇丰。“对我影响大的哲学家是康德、马克思。从师承关系来说，则是金岳霖—沈有鼎—王宪钧，他们三人都是我的老师。”王浩晚年曾如是总结。
　　“有人说我‘拍马’，那是没有的事。我为何去‘拍’？何必去‘拍’？不过是爱之心切而已。我父亲说过：‘谁能把中国弄得强盛，我个人做灰孙子都行。’中国知识分子就是希望中国强大起来。”1991年，中国数学史研究专家张奠宙教授专程到纽约的洛克菲勒大学访问王浩时，王浩如是解释。
　　1994年，他查出患有淋巴癌。一开始他对化疗很乐观，但1995年初，癌细胞扩散，1995年5月13日王浩逝世，离74岁生日还有一周。哈佛哲学家查尔斯·帕森斯在纪念文章中说：“王浩和哥德尔的对话是两位思想家野心的共鸣，一个从西方传统中找根；另一个尽管披着西方的外衣，但内心从来就是中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