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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芜嬴秦:从“东西问”到“古今问”

2024-05-30 作者: 周学泽 卢昱 来源: 大众日报
□ 本报记者 周学泽 卢昱
  “祖龙魂死业犹在”“百代都行秦政法”,秦始皇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的开创者,对中国历史进程影响深远,“秦之祖源在何处”也备受学术界关注。
  对秦之祖源有两种说法,一种是“东来说”,一种是“西来说”:学者徐中舒、傅斯年、钱穆、顾颉刚等执“东来说”,学者蒙文通、王国维等执“西来说”。对同一个问题,著名历史学家各执一端。
  从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的二三十年间,随着史料的丰富和地下考古发掘新发现的增多,嬴秦起源“东来说”渐渐成为主流观点。2011年、2017年、2019年,山东莱芜连续举办三届嬴秦文化研讨会,一些专家在研讨中认为,莱芜和“嬴秦始源地”草蛇灰线,伏脉千里。同时,“文化两创”东风下,嬴秦文化的资源性保护利用也进入议事日程。
  4月中旬,记者来到相传是嬴秦起源的故地——莱芜“嬴城遗址”,以“东西问”探寻嬴秦先人的迁徙史,以“古今问”探讨嬴秦文化的古为今用。
嬴汶河畔寻“嬴”
  秦始皇姓嬴名政,考证秦之祖源,离不开对“嬴地嬴人嬴事”的溯源。
  从历史和现实来看,全国叫“嬴”的地方只在莱芜。我国文字学和历史学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宋镇豪认为,“这对嬴秦起源地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历史地理沿革方面的信息。”
  记者从莱芜城区坐车出发,向西北方向行驶20多公里,就到了“嬴城遗址”所在地——羊里街道的城子县村,这与历史文献记载完全吻合。《山东通志》卷九《泰安府·莱芜县》载:“嬴城在县西北四十里,即嬴邑。”
  据《中国政区大典》,嬴在夏、商时期为“诸侯国”,到了春秋时期嬴国降为齐国嬴邑。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在全国实行郡县制,在济北郡首置嬴县。1982年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秦》出版,在济北郡辖区内标有“嬴县”,方位就在“嬴城遗址”所在的今济南莱芜区羊里镇城子县村。
  全国以“嬴”命名的河流也只有一条:嬴汶河。记者到达“嬴城遗址”前,汽车先过一座桥,同行的中国先秦史学会济南嬴秦文化研究基地副主任毕玉惠介绍:桥下就是嬴汶河。嬴汶河古称嬴水,乃山东汶河上游的三大支流(嬴、牟、柴)之一,发源于章丘池凉泉,中途流经莱芜区城子县村“嬴城遗址”,这在我国第一部记述水系的专著《水经》里有载:“汶水出莱芜县原山西南,过嬴县南是也。”
  蒙蒙细雨中,站在城子县村的高地上观察周围山川地形,北面稍远处是山,东面南面都是嬴汶河。“嬴”是一个比较独特的字,唐代学者陆德明释文曰:嬴,本或作赢。清人郝懿行亦同此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曹淑琴据此研究认为:“嬴”字有时从贝为“赢”,而贝本义为螺贝一类水生动物,由此可以推断,嬴姓氏的起源地当是水产资源丰富的地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曹定云考证认为:“‘嬴秦’是一支古老的氏族,其始祖为柏翳(伯益)。自柏翳始,调训鸟兽特别是善养马成为嬴人祖传秘技,后来嬴人崛起都跟善养马有关。古地名是历史的印迹,莱芜一带古代叫‘嬴’,说明这一带是古代‘秦赢’的聚居之地,这为‘秦出东方’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嬴城遗址”发现于1973年,2012-2013年山东大学对其进行补充勘探,确定嬴城遗址保护范围周长6673米,面积2580亩,加之周边相关遗存共近3000亩,涵盖城址、村落、军营、粮仓、墓葬、冶铸等遗址类别。
  山东博物馆特聘首席专家孙敬明认为:“嬴城遗址出土了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的石器、陶器,商周青铜器、秦砖汉瓦等历史文物,有时间的延续性,说明先秦时期此地长期是一个区域中心,应是当时所谓的‘都’”。
“秦出东方”
来自甘肃和陕西的“他证”

  秦之祖源在东方,为今天甘肃学界所公认。2019年,中国先秦史学会济南嬴秦文化研究基地主任刘宗元一行到甘肃参观走访,有“秦皇故里”之称的甘肃礼县接待人员第一句话就是:“老家来人了”。
  甘肃礼县大堡子山古墓群埋葬着秦开国最早的两位国君——秦仲、庄公或襄公,被专家认定为秦始皇祖先的第一陵园——西垂陵园,礼县也因此被确认为《史记》所记载的秦人发祥地“西犬丘”所在地。
  公元前770年,被封为诸侯的嬴开(秦襄公),在西犬丘建立了秦国,在西垂“作西畤,祠白帝”,礼祀嬴秦族远祖“上帝”少昊,即开国大典。甘肃省礼县文物局副局长独小川表示:“畤祭为秦国独有的诸侯国祭祀,秦国畤祭的源头,与海岱地区齐地礼祭‘八主祠’的‘天主’和‘地主’有关,二者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陕西学界也认为“秦出东方”。2019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秦汉研究室主任田亚岐参加第三届嬴秦文化研讨会时表示:“经过对半个世纪以来各家研究观点的梳理,并且结合已有的考古发现,我们对秦人是从东方迁徙到西方的观点笃信不疑。”
  宋镇豪等专家,对比甘肃礼县西山遗址之西周时期秦人大墓、陕西雍城秦公大墓和山东商代大墓,认为两地墓葬存在鲜明的共性,至少在三个方面,验证了秦之祖先和海岱东夷密不可分的血源关系:
  一是秦人墓葬有鸟形图样,揭示秦人来自东方。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出土了距今2700多年前的鸷(zhì)鸟形金饰片,这些金饰片,是用金箔片裁剪成鸷鸟侧面站立的形状,钉在秦公棺椁上,从一个侧面揭开了秦人来历之谜。
  远古时期华夏民族各部落都有代表本部落的图腾:黄帝部落的图腾是熊,炎帝部落的图腾是牛,以鸟为图腾的部落是少昊。鸟是秦人的图腾,秦人保留着鸷鸟崇拜,是纪念其遥远的先祖少昊,如今被称为“东方金字塔”的少昊陵依然坐落于曲阜市郊。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著名学者孟世凯在《嬴秦与商之东土》文章中指出:“嬴、商两族出自东夷以鸟为图腾之少昊氏,今山东莱芜是嬴氏族的发祥地。嬴秦历史进程中与商的关系密切,嬴秦后裔多在商王朝做高官,助商统治近六百年。”(《管子学刊》2012年第4期)
  二是秦贵族墓以“直肢葬”为主,和海岱东夷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直肢葬”为主的习俗相似。
  考古学家、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原所长韩伟,分析东周时期关中地区八旗屯等墓地材料,认为“屈肢葬”是春秋以来奴隶葬仪,秦的贵族则实行“直肢葬”。后来,这一观点被验证。近些年,在礼县西山、大堡子山、圆顶山秦贵族墓发现大量“直肢葬”。
  巧的是,在海岱东夷地区的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时期,“直肢葬”也是主流。龙山时期大多是单人仰身直肢葬,大汶口时期也是如此。1959年,在泰安宁阳发现的大汶口墓葬,133座墓中,有人架的128座,其中116座是仰身直肢葬,屈肢葬只有一例。秦贵族墓的“直肢葬”晚于海岱东夷,这就显示出传承关系。
  三是秦人墓的墓向、人殉、腰坑、器物等墓葬风俗,和海岱东夷相似。
  宋镇豪指出:“陕西秦国贵族墓葬,工程可观,亚字型棺椁,墓底设腰坑、殉狗、随葬海贝和以磬为主的礼乐器等,与山东商代大墓,有很多鲜明的共性,显示出和海岱东夷割不断的亲缘联系。”
  秦公陵园32座大墓的主墓道都在墓坑东端、全部朝向东方。著名的秦始皇陵,根据墓道和兵马俑的位置判断,也朝向东方。秦人墓葬中,死者的头颅一律朝向东方,专家认为这是秦人对故土的眷恋,不忘本来。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侯红伟对比研究发现,秦人墓人殉现象和周人相异,而和东部殷商风格相似。考古队在秦公一号大墓发现了整整166个棺木,全是蜷缩下肢的“殉人”,其中有72具“箱殉”和94具“匣殉”。相比之下,周人墓葬却没有人殉现象。已发现的中国最早的人殉遗迹,出现在距今约6500年海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时期,距今约4000年龙山文化时期也同样有用活人祭祀的尸骨。
  侯红伟还发现,秦人墓中的车马坑也具有殷商风格,而和洛阳周人墓不同。甘肃天水朱圉山甘谷毛家坪秦人贵族墓车马坑,马分置于车辕两侧呈驾乘状,与山东莒国故地的贵族墓车马坑极为相似,与洛阳东周王城里的马在下层、车子散乱于上层的埋葬方式明显不同。
  早期秦人的墓底设置腰坑,这也和海岱东夷墓葬形式相似。礼县西山遗址2005年发掘的4座仰身直肢葬的墓葬墓底全有腰坑,而在商代中期至西周早期偏晚阶段,山东地区的腰坑葬俗都为长方形腰坑。
《史记》载秦人西迁
被青铜器铭文和清华简所复证

  根据司马迁《史记》等记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李健民概括了秦人五次西迁:一是夏代末年,嬴秦助殷灭夏,进入岐山周原;二是嬴秦西迁为商戍边;三是武王伐纣,嬴秦挺商受到牵连;四是因嬴秦参与武庚之乱,引发周公东征。嬴秦兵败,被贬罚西迁移民;五是嬴秦后裔大骆及其子非子率族人迁至西犬丘。
  其中第四次西迁,被“清华简”复证。清华简,为战国中晚期文物。2011年,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清华简《系年》完成解读,其第三章记述:“飞(廉)东逃于商盍(葢)氏。成王伐商盍(葢),杀飞(廉),西迁商盍(葢)之民于邾,以御奴之戎,是秦先人。”
  《说文解字注》:奄,盍(葢)也,商盍即商奄。清华大学终身教授、著名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李学勤先生认为,上述简文直言“秦先人”就是“西迁”于“邾”的“商盍(葢)之民”,而且和周成王“伐商盍(葢)”联系起来,使“嬴秦起源于商盍”大白于天下。
  李学勤同时认为,周成王“西迁商盍(葢)之民于邾”中的“邾”即“邾圉(yu)”,“圉”,在战国楚文字中通常为“圄”,“邾圄”即甘谷的朱圉山,在今天的甘肃毛家坪遗址附近,而且当地恰恰有西周时期的秦文化遗存。
  清华简《系年》完成解读,也让李学勤得以纠正过去的一个错解。20世纪70年代,李学勤研究马王堆汉墓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的苏秦谓燕王章云:自复而足,楚将又出沮漳,秦将不出商阉(奄),齐不出吕隧,燕将不出屋注。其中,沮漳、商阉、吕隧、屋注,是指各国的始出居地,即祖源地。当时,李学勤将“商阉”解释为“商於”,而商於县在陕西省。如今,清华简解读完成,豁然开朗,商阉(奄)就是东方的商阉(奄),不是陕西“商於”。现代著名学者李白凤认为:“商奄并非鲁奄,它不在曲阜而在益都莱芜一带,或今之莱芜谷。”
  清华简中的记述,也和“周公东征鼎”的铭文相互印证。1924年出土于陕西凤翔县西四十里之灵山的冉方鼎,因有周公东征的内容,又称作“周公东征鼎”,其铭文曰:“隹周公邘征伐东夷,丰白,薄古,咸,公归荐邘周庙,戊辰酓秦酓(饮),公赏,贝百朋,用乍尊彝。”这段铭文记载了周公旦东征讨伐东夷凯旋,在周原周庙举行祭祀仪式,喝“秦地之酒—秦酓(饮)”庆贺。
  冉方鼎铭文意义多元:首先,周公辅佐的就是周成王,周公“征伐东夷”和成王(时期)伐商盍(葢),其实是一件事,说明讨伐东夷即伐商盍(葢)。其次,周公东征到过彼时的秦地,否则哪来的“秦酓(饮)”?“秦酓(饮)”是东征过程中缴获的战利品。这是“秦地”在西周时代就已存在的历史证据。古代文献中,东方本有“秦地”。《盐铁论·结和》引桑弘羊的话说:“伯翳(益)之始封秦,地为七十里。”第三,周公旦东征铭文,和清华简《系年》的第三章相互联系,印证了“西迁商盍(葢)之民于邾,以御奴之戎,是秦先人”这段史实。
  彼此对照,李学勤认为西迁的“商奄之民”即秦人的祖先证据充分,确定无疑。2011年9月,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先秦史学会常务副会长宫长为在北京拜会李学勤时,李学勤断言:“秦人出自嬴姓,秦人就是商奄之民,最初就生活在曲阜、莱芜一带,其中‘嬴’这个地名在莱芜从古到今流传,所以莱芜一定是嬴姓部族的一个中心地区。”
  2019年8月,中国先秦史学会济南嬴秦文化研究基地主任刘宗元一行到甘肃,途中考察了天水市甘谷县的毛家坪遗址,甘谷县博物馆馆长刘克生向他们讲述了秦人因周初三监之乱被周成王由山东西迁甘肃朱圉山的过程,这让刘宗元一行颇感意外和惊喜。
  专家们认为,王国维和蒙文通执“西来说”,是根据《史记·秦本纪》中申侯对周孝王所语“昔我先,郦山之女,为戎胥轩妻,生中潏,以亲故归周,保西垂”等记载得出的。但这些记载,只说明秦国王族与西戎的贵族联姻,娶了西戎的女子骊山之女,生下中潏。秦人祖先中潏在商代中期“在西戎,保西垂”,但并没有说中潏是西戎人。
  王国维和蒙文通都是杰出学者,但遗憾的是,他们没有看到今天的清华简,也没有看到始于1976年并延续至今的几次秦公墓发掘——《史记》作者司马迁更没有看到。
  秦本东方嬴氏部族,也被古今嬴姓分布所证明。《史记·秦本纪》所记述徐氏、郯氏、蜚廉氏等嬴秦十四族国中,除少数几个在今甘肃、山西及河南地区外,其余均分布在山东一带。济南市嬴秦文化研究院院长柳明瑞考证嬴族国多达54个,这些古国多在山东及其相邻地域,那正是东夷部落的活动范围。家在临沂的嬴姓宗亲会副会长嬴洪宪介绍:目前全国嬴姓人共一万多,山东仍有很多地方有姓嬴的,临沂铜佛官庄村有三四百人,还有江苏连云港有三四百人,徐州三四百人,这些地方和古代嬴姓古国分布区域依然保持高度一致。
以“统一”为宗旨的嬴秦文化
有待“活化”

  秦人源自东方,兴起、发展、壮大于西域,是一代代学者不断攻坚取得的宝贵学术成果,是鲁甘陕三地文物发掘、青铜器铭文和清华简等相互印证得出的结论。其中,李学勤关于“莱芜一定是嬴姓部族的一个中心地区”的论断,也为今天济南市莱芜区进行嬴秦文化资源开发利用提供了依据。
  秦为西垂弱国,远离中原,自然环境恶劣,但秦国历代国君重视改革创新,不拘一格重用商鞅、李斯等外来人才,以法制为纲要,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增强军事实力,由弱变强;统一六国之后,“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华夷之别淡化,奠定了维持中国统一的文化与制度基础,为中华民族持续繁荣发展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统一”至今仍是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核心价值和根本保障。以“统一”为宗旨的嬴秦文化,既有历史性,又有时代性。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传承以“统一”为主题的嬴秦文化,是历史使命,也是崭新课题。鉴于嬴秦祖源和莱芜的缘分,刘宗元等提出了建设“中华嬴秦文化园”的规划设想,这也是嬴秦文化的“古今问”。
  第一,通过追溯嬴秦文化“统一”的根由,展现中华民族的勃勃生机其来有自。河海不辞细流故成其大,善借他山之石才能攻玉。秦国制度上的开创性,与“秦赢”西迁的历史密不可分:东方的“商奄之民”西迁,带去了殷商文化,又吸收了西域的戎文化和周文化,在东夷文化基础上形成开放强大的秦文化,才最终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一统”,这对今天中华民族最终完成统一大业具有重要启迪。
  第二,嬴秦文化具有“统一”的特质,莱芜地处古人类遗址丰富的鲁中,具有串起中华古文明的有利方位和历史优势。
  鲁中山区是中华远古文明的重要源头和摇篮之一。秦之先祖出于海岱东夷中强大的一支“商奄之民”,而东夷人又来自何方?考古发掘的种种迹象表明,东夷人是海岱原著民。
  莱芜本地和周边,古人类遗址丰富。莱芜汶阳遗址发现大量属于旧石器时代的打制石器,也有大汶口文化中晚期至龙山文化时期的新石器遗存;嬴城遗址出土了新石器时代的石器、陶器和商周时期的青铜器、秦砖汉瓦,连续演化特征明显。
  从莱芜向东半小时车程即到沂源,1981年发现的“沂源猿人”不仅是山东,也是黄河中下游地区最早的古人类。今年3月,山东沂水跋山遗址群成功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以跋山和水泉峪两遗址为中心的跋山遗址群的发掘与调查,清楚地再现了古人类距今10万年以来连续发展的历史进程,弥补了山东旧石器时代的“缺环”,构建起完整的山东旧石器古人类活动地图,对现代人起源,即我们直系祖先来源问题提供了更重要的证据。
  此前,山东的新石器谱系已经很清晰:距今约9000年至1万年前的沂源扁扁洞人洞穴遗址开启山东新石器时代序幕,此后,后李文化(距今8500年-7500年)、北辛文化(距今8000年-7000年)、大汶口文化(距今约6500年-4500年)、龙山文化(距今4000年前)等众多中晚期新石器文化,在齐鲁大地依次展开,山东步入文明时代。
  嬴秦是中华远古文明的重要开创者、中华文化大融合的主要推动者、中华古代文明的集大成者,规划中的“中华嬴秦文化园”,意在以嬴秦文化展示为核心,上下左右串起山东旧石器、新石器时代,传说中的黄帝、尧舜禹和夏商周等朝代,加深对中国“大一统”必然性的认识,加深对中华文明自古至今一脉相承的认识。
  据了解,中华嬴秦文化园大型文旅项目由中国先秦史学会济南嬴秦文化研究基地主持,山东泰山学院领衔规划,山东九羊集团主体投资实施。项目规划了嬴秦文化展示、体验区;嬴秦养生度假、休闲娱乐区;矿坑研学体验区;嬴秦综合服务中心等几大板块,涵盖70多个子项。文化园集康养和文旅于一体,建设时间大约为10年,目前还在规划当中,一期工程建设完成之后就可以接待游客。
  “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深入推进文化“两创”,关键是“活化”。由嬴秦的“东西问”,到嬴秦文化园的“古今问”,是从“纸面”到“地面”,也是从“精神”到“物质”转化的过程。疏源浚流、与古为新;辩证取舍、推陈出新,贯彻落实“文化两创”,重在“转”。持续20多年的嬴秦文化研究,到了一个开花结果的时期。
□ 本报记者 周学泽 卢昱
  “祖龙魂死业犹在”“百代都行秦政法”,秦始皇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的开创者,对中国历史进程影响深远,“秦之祖源在何处”也备受学术界关注。
  对秦之祖源有两种说法,一种是“东来说”,一种是“西来说”:学者徐中舒、傅斯年、钱穆、顾颉刚等执“东来说”,学者蒙文通、王国维等执“西来说”。对同一个问题,著名历史学家各执一端。
  从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的二三十年间,随着史料的丰富和地下考古发掘新发现的增多,嬴秦起源“东来说”渐渐成为主流观点。2011年、2017年、2019年,山东莱芜连续举办三届嬴秦文化研讨会,一些专家在研讨中认为,莱芜和“嬴秦始源地”草蛇灰线,伏脉千里。同时,“文化两创”东风下,嬴秦文化的资源性保护利用也进入议事日程。
  4月中旬,记者来到相传是嬴秦起源的故地——莱芜“嬴城遗址”,以“东西问”探寻嬴秦先人的迁徙史,以“古今问”探讨嬴秦文化的古为今用。
嬴汶河畔寻“嬴”
  秦始皇姓嬴名政,考证秦之祖源,离不开对“嬴地嬴人嬴事”的溯源。
  从历史和现实来看,全国叫“嬴”的地方只在莱芜。我国文字学和历史学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宋镇豪认为,“这对嬴秦起源地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历史地理沿革方面的信息。”
  记者从莱芜城区坐车出发,向西北方向行驶20多公里,就到了“嬴城遗址”所在地——羊里街道的城子县村,这与历史文献记载完全吻合。《山东通志》卷九《泰安府·莱芜县》载:“嬴城在县西北四十里,即嬴邑。”
  据《中国政区大典》,嬴在夏、商时期为“诸侯国”,到了春秋时期嬴国降为齐国嬴邑。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在全国实行郡县制,在济北郡首置嬴县。1982年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秦》出版,在济北郡辖区内标有“嬴县”,方位就在“嬴城遗址”所在的今济南莱芜区羊里镇城子县村。
  全国以“嬴”命名的河流也只有一条:嬴汶河。记者到达“嬴城遗址”前,汽车先过一座桥,同行的中国先秦史学会济南嬴秦文化研究基地副主任毕玉惠介绍:桥下就是嬴汶河。嬴汶河古称嬴水,乃山东汶河上游的三大支流(嬴、牟、柴)之一,发源于章丘池凉泉,中途流经莱芜区城子县村“嬴城遗址”,这在我国第一部记述水系的专著《水经》里有载:“汶水出莱芜县原山西南,过嬴县南是也。”
  蒙蒙细雨中,站在城子县村的高地上观察周围山川地形,北面稍远处是山,东面南面都是嬴汶河。“嬴”是一个比较独特的字,唐代学者陆德明释文曰:嬴,本或作赢。清人郝懿行亦同此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曹淑琴据此研究认为:“嬴”字有时从贝为“赢”,而贝本义为螺贝一类水生动物,由此可以推断,嬴姓氏的起源地当是水产资源丰富的地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曹定云考证认为:“‘嬴秦’是一支古老的氏族,其始祖为柏翳(伯益)。自柏翳始,调训鸟兽特别是善养马成为嬴人祖传秘技,后来嬴人崛起都跟善养马有关。古地名是历史的印迹,莱芜一带古代叫‘嬴’,说明这一带是古代‘秦赢’的聚居之地,这为‘秦出东方’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嬴城遗址”发现于1973年,2012-2013年山东大学对其进行补充勘探,确定嬴城遗址保护范围周长6673米,面积2580亩,加之周边相关遗存共近3000亩,涵盖城址、村落、军营、粮仓、墓葬、冶铸等遗址类别。
  山东博物馆特聘首席专家孙敬明认为:“嬴城遗址出土了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的石器、陶器,商周青铜器、秦砖汉瓦等历史文物,有时间的延续性,说明先秦时期此地长期是一个区域中心,应是当时所谓的‘都’”。
“秦出东方”
来自甘肃和陕西的“他证”

  秦之祖源在东方,为今天甘肃学界所公认。2019年,中国先秦史学会济南嬴秦文化研究基地主任刘宗元一行到甘肃参观走访,有“秦皇故里”之称的甘肃礼县接待人员第一句话就是:“老家来人了”。
  甘肃礼县大堡子山古墓群埋葬着秦开国最早的两位国君——秦仲、庄公或襄公,被专家认定为秦始皇祖先的第一陵园——西垂陵园,礼县也因此被确认为《史记》所记载的秦人发祥地“西犬丘”所在地。
  公元前770年,被封为诸侯的嬴开(秦襄公),在西犬丘建立了秦国,在西垂“作西畤,祠白帝”,礼祀嬴秦族远祖“上帝”少昊,即开国大典。甘肃省礼县文物局副局长独小川表示:“畤祭为秦国独有的诸侯国祭祀,秦国畤祭的源头,与海岱地区齐地礼祭‘八主祠’的‘天主’和‘地主’有关,二者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陕西学界也认为“秦出东方”。2019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秦汉研究室主任田亚岐参加第三届嬴秦文化研讨会时表示:“经过对半个世纪以来各家研究观点的梳理,并且结合已有的考古发现,我们对秦人是从东方迁徙到西方的观点笃信不疑。”
  宋镇豪等专家,对比甘肃礼县西山遗址之西周时期秦人大墓、陕西雍城秦公大墓和山东商代大墓,认为两地墓葬存在鲜明的共性,至少在三个方面,验证了秦之祖先和海岱东夷密不可分的血源关系:
  一是秦人墓葬有鸟形图样,揭示秦人来自东方。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出土了距今2700多年前的鸷(zhì)鸟形金饰片,这些金饰片,是用金箔片裁剪成鸷鸟侧面站立的形状,钉在秦公棺椁上,从一个侧面揭开了秦人来历之谜。
  远古时期华夏民族各部落都有代表本部落的图腾:黄帝部落的图腾是熊,炎帝部落的图腾是牛,以鸟为图腾的部落是少昊。鸟是秦人的图腾,秦人保留着鸷鸟崇拜,是纪念其遥远的先祖少昊,如今被称为“东方金字塔”的少昊陵依然坐落于曲阜市郊。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著名学者孟世凯在《嬴秦与商之东土》文章中指出:“嬴、商两族出自东夷以鸟为图腾之少昊氏,今山东莱芜是嬴氏族的发祥地。嬴秦历史进程中与商的关系密切,嬴秦后裔多在商王朝做高官,助商统治近六百年。”(《管子学刊》2012年第4期)
  二是秦贵族墓以“直肢葬”为主,和海岱东夷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直肢葬”为主的习俗相似。
  考古学家、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原所长韩伟,分析东周时期关中地区八旗屯等墓地材料,认为“屈肢葬”是春秋以来奴隶葬仪,秦的贵族则实行“直肢葬”。后来,这一观点被验证。近些年,在礼县西山、大堡子山、圆顶山秦贵族墓发现大量“直肢葬”。
  巧的是,在海岱东夷地区的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时期,“直肢葬”也是主流。龙山时期大多是单人仰身直肢葬,大汶口时期也是如此。1959年,在泰安宁阳发现的大汶口墓葬,133座墓中,有人架的128座,其中116座是仰身直肢葬,屈肢葬只有一例。秦贵族墓的“直肢葬”晚于海岱东夷,这就显示出传承关系。
  三是秦人墓的墓向、人殉、腰坑、器物等墓葬风俗,和海岱东夷相似。
  宋镇豪指出:“陕西秦国贵族墓葬,工程可观,亚字型棺椁,墓底设腰坑、殉狗、随葬海贝和以磬为主的礼乐器等,与山东商代大墓,有很多鲜明的共性,显示出和海岱东夷割不断的亲缘联系。”
  秦公陵园32座大墓的主墓道都在墓坑东端、全部朝向东方。著名的秦始皇陵,根据墓道和兵马俑的位置判断,也朝向东方。秦人墓葬中,死者的头颅一律朝向东方,专家认为这是秦人对故土的眷恋,不忘本来。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侯红伟对比研究发现,秦人墓人殉现象和周人相异,而和东部殷商风格相似。考古队在秦公一号大墓发现了整整166个棺木,全是蜷缩下肢的“殉人”,其中有72具“箱殉”和94具“匣殉”。相比之下,周人墓葬却没有人殉现象。已发现的中国最早的人殉遗迹,出现在距今约6500年海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时期,距今约4000年龙山文化时期也同样有用活人祭祀的尸骨。
  侯红伟还发现,秦人墓中的车马坑也具有殷商风格,而和洛阳周人墓不同。甘肃天水朱圉山甘谷毛家坪秦人贵族墓车马坑,马分置于车辕两侧呈驾乘状,与山东莒国故地的贵族墓车马坑极为相似,与洛阳东周王城里的马在下层、车子散乱于上层的埋葬方式明显不同。
  早期秦人的墓底设置腰坑,这也和海岱东夷墓葬形式相似。礼县西山遗址2005年发掘的4座仰身直肢葬的墓葬墓底全有腰坑,而在商代中期至西周早期偏晚阶段,山东地区的腰坑葬俗都为长方形腰坑。
《史记》载秦人西迁
被青铜器铭文和清华简所复证

  根据司马迁《史记》等记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李健民概括了秦人五次西迁:一是夏代末年,嬴秦助殷灭夏,进入岐山周原;二是嬴秦西迁为商戍边;三是武王伐纣,嬴秦挺商受到牵连;四是因嬴秦参与武庚之乱,引发周公东征。嬴秦兵败,被贬罚西迁移民;五是嬴秦后裔大骆及其子非子率族人迁至西犬丘。
  其中第四次西迁,被“清华简”复证。清华简,为战国中晚期文物。2011年,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清华简《系年》完成解读,其第三章记述:“飞(廉)东逃于商盍(葢)氏。成王伐商盍(葢),杀飞(廉),西迁商盍(葢)之民于邾,以御奴之戎,是秦先人。”
  《说文解字注》:奄,盍(葢)也,商盍即商奄。清华大学终身教授、著名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李学勤先生认为,上述简文直言“秦先人”就是“西迁”于“邾”的“商盍(葢)之民”,而且和周成王“伐商盍(葢)”联系起来,使“嬴秦起源于商盍”大白于天下。
  李学勤同时认为,周成王“西迁商盍(葢)之民于邾”中的“邾”即“邾圉(yu)”,“圉”,在战国楚文字中通常为“圄”,“邾圄”即甘谷的朱圉山,在今天的甘肃毛家坪遗址附近,而且当地恰恰有西周时期的秦文化遗存。
  清华简《系年》完成解读,也让李学勤得以纠正过去的一个错解。20世纪70年代,李学勤研究马王堆汉墓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的苏秦谓燕王章云:自复而足,楚将又出沮漳,秦将不出商阉(奄),齐不出吕隧,燕将不出屋注。其中,沮漳、商阉、吕隧、屋注,是指各国的始出居地,即祖源地。当时,李学勤将“商阉”解释为“商於”,而商於县在陕西省。如今,清华简解读完成,豁然开朗,商阉(奄)就是东方的商阉(奄),不是陕西“商於”。现代著名学者李白凤认为:“商奄并非鲁奄,它不在曲阜而在益都莱芜一带,或今之莱芜谷。”
  清华简中的记述,也和“周公东征鼎”的铭文相互印证。1924年出土于陕西凤翔县西四十里之灵山的冉方鼎,因有周公东征的内容,又称作“周公东征鼎”,其铭文曰:“隹周公邘征伐东夷,丰白,薄古,咸,公归荐邘周庙,戊辰酓秦酓(饮),公赏,贝百朋,用乍尊彝。”这段铭文记载了周公旦东征讨伐东夷凯旋,在周原周庙举行祭祀仪式,喝“秦地之酒—秦酓(饮)”庆贺。
  冉方鼎铭文意义多元:首先,周公辅佐的就是周成王,周公“征伐东夷”和成王(时期)伐商盍(葢),其实是一件事,说明讨伐东夷即伐商盍(葢)。其次,周公东征到过彼时的秦地,否则哪来的“秦酓(饮)”?“秦酓(饮)”是东征过程中缴获的战利品。这是“秦地”在西周时代就已存在的历史证据。古代文献中,东方本有“秦地”。《盐铁论·结和》引桑弘羊的话说:“伯翳(益)之始封秦,地为七十里。”第三,周公旦东征铭文,和清华简《系年》的第三章相互联系,印证了“西迁商盍(葢)之民于邾,以御奴之戎,是秦先人”这段史实。
  彼此对照,李学勤认为西迁的“商奄之民”即秦人的祖先证据充分,确定无疑。2011年9月,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先秦史学会常务副会长宫长为在北京拜会李学勤时,李学勤断言:“秦人出自嬴姓,秦人就是商奄之民,最初就生活在曲阜、莱芜一带,其中‘嬴’这个地名在莱芜从古到今流传,所以莱芜一定是嬴姓部族的一个中心地区。”
  2019年8月,中国先秦史学会济南嬴秦文化研究基地主任刘宗元一行到甘肃,途中考察了天水市甘谷县的毛家坪遗址,甘谷县博物馆馆长刘克生向他们讲述了秦人因周初三监之乱被周成王由山东西迁甘肃朱圉山的过程,这让刘宗元一行颇感意外和惊喜。
  专家们认为,王国维和蒙文通执“西来说”,是根据《史记·秦本纪》中申侯对周孝王所语“昔我先,郦山之女,为戎胥轩妻,生中潏,以亲故归周,保西垂”等记载得出的。但这些记载,只说明秦国王族与西戎的贵族联姻,娶了西戎的女子骊山之女,生下中潏。秦人祖先中潏在商代中期“在西戎,保西垂”,但并没有说中潏是西戎人。
  王国维和蒙文通都是杰出学者,但遗憾的是,他们没有看到今天的清华简,也没有看到始于1976年并延续至今的几次秦公墓发掘——《史记》作者司马迁更没有看到。
  秦本东方嬴氏部族,也被古今嬴姓分布所证明。《史记·秦本纪》所记述徐氏、郯氏、蜚廉氏等嬴秦十四族国中,除少数几个在今甘肃、山西及河南地区外,其余均分布在山东一带。济南市嬴秦文化研究院院长柳明瑞考证嬴族国多达54个,这些古国多在山东及其相邻地域,那正是东夷部落的活动范围。家在临沂的嬴姓宗亲会副会长嬴洪宪介绍:目前全国嬴姓人共一万多,山东仍有很多地方有姓嬴的,临沂铜佛官庄村有三四百人,还有江苏连云港有三四百人,徐州三四百人,这些地方和古代嬴姓古国分布区域依然保持高度一致。
以“统一”为宗旨的嬴秦文化
有待“活化”

  秦人源自东方,兴起、发展、壮大于西域,是一代代学者不断攻坚取得的宝贵学术成果,是鲁甘陕三地文物发掘、青铜器铭文和清华简等相互印证得出的结论。其中,李学勤关于“莱芜一定是嬴姓部族的一个中心地区”的论断,也为今天济南市莱芜区进行嬴秦文化资源开发利用提供了依据。
  秦为西垂弱国,远离中原,自然环境恶劣,但秦国历代国君重视改革创新,不拘一格重用商鞅、李斯等外来人才,以法制为纲要,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增强军事实力,由弱变强;统一六国之后,“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华夷之别淡化,奠定了维持中国统一的文化与制度基础,为中华民族持续繁荣发展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统一”至今仍是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核心价值和根本保障。以“统一”为宗旨的嬴秦文化,既有历史性,又有时代性。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传承以“统一”为主题的嬴秦文化,是历史使命,也是崭新课题。鉴于嬴秦祖源和莱芜的缘分,刘宗元等提出了建设“中华嬴秦文化园”的规划设想,这也是嬴秦文化的“古今问”。
  第一,通过追溯嬴秦文化“统一”的根由,展现中华民族的勃勃生机其来有自。河海不辞细流故成其大,善借他山之石才能攻玉。秦国制度上的开创性,与“秦赢”西迁的历史密不可分:东方的“商奄之民”西迁,带去了殷商文化,又吸收了西域的戎文化和周文化,在东夷文化基础上形成开放强大的秦文化,才最终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一统”,这对今天中华民族最终完成统一大业具有重要启迪。
  第二,嬴秦文化具有“统一”的特质,莱芜地处古人类遗址丰富的鲁中,具有串起中华古文明的有利方位和历史优势。
  鲁中山区是中华远古文明的重要源头和摇篮之一。秦之先祖出于海岱东夷中强大的一支“商奄之民”,而东夷人又来自何方?考古发掘的种种迹象表明,东夷人是海岱原著民。
  莱芜本地和周边,古人类遗址丰富。莱芜汶阳遗址发现大量属于旧石器时代的打制石器,也有大汶口文化中晚期至龙山文化时期的新石器遗存;嬴城遗址出土了新石器时代的石器、陶器和商周时期的青铜器、秦砖汉瓦,连续演化特征明显。
  从莱芜向东半小时车程即到沂源,1981年发现的“沂源猿人”不仅是山东,也是黄河中下游地区最早的古人类。今年3月,山东沂水跋山遗址群成功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以跋山和水泉峪两遗址为中心的跋山遗址群的发掘与调查,清楚地再现了古人类距今10万年以来连续发展的历史进程,弥补了山东旧石器时代的“缺环”,构建起完整的山东旧石器古人类活动地图,对现代人起源,即我们直系祖先来源问题提供了更重要的证据。
  此前,山东的新石器谱系已经很清晰:距今约9000年至1万年前的沂源扁扁洞人洞穴遗址开启山东新石器时代序幕,此后,后李文化(距今8500年-7500年)、北辛文化(距今8000年-7000年)、大汶口文化(距今约6500年-4500年)、龙山文化(距今4000年前)等众多中晚期新石器文化,在齐鲁大地依次展开,山东步入文明时代。
  嬴秦是中华远古文明的重要开创者、中华文化大融合的主要推动者、中华古代文明的集大成者,规划中的“中华嬴秦文化园”,意在以嬴秦文化展示为核心,上下左右串起山东旧石器、新石器时代,传说中的黄帝、尧舜禹和夏商周等朝代,加深对中国“大一统”必然性的认识,加深对中华文明自古至今一脉相承的认识。
  据了解,中华嬴秦文化园大型文旅项目由中国先秦史学会济南嬴秦文化研究基地主持,山东泰山学院领衔规划,山东九羊集团主体投资实施。项目规划了嬴秦文化展示、体验区;嬴秦养生度假、休闲娱乐区;矿坑研学体验区;嬴秦综合服务中心等几大板块,涵盖70多个子项。文化园集康养和文旅于一体,建设时间大约为10年,目前还在规划当中,一期工程建设完成之后就可以接待游客。
  “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深入推进文化“两创”,关键是“活化”。由嬴秦的“东西问”,到嬴秦文化园的“古今问”,是从“纸面”到“地面”,也是从“精神”到“物质”转化的过程。疏源浚流、与古为新;辩证取舍、推陈出新,贯彻落实“文化两创”,重在“转”。持续20多年的嬴秦文化研究,到了一个开花结果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