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会成为巴以冲突新斡旋方吗
2024-04-25
作者:
来源:
大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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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 姚锦祥
4月20日,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伊斯坦布尔会见了到访的哈马斯政治局领导人哈尼亚,并就当前加沙形势与人道主义危机展开讨论。此次会面是本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埃尔多安与哈马斯领导人的首次会面,让人不禁浮想联翩——土耳其是否开始积极入场,试图在未来巴以和谈中扮演更积极角色?
实际上,土耳其从去年冲突发生开始,立场就极其鲜明,并表达了对巴勒斯坦及哈马斯的强烈支持。埃尔多安很早就喊出,“哈马斯不是恐怖组织,而是为自己土地而战斗的解放者”,引发了国际舆论高度关注和广泛争议。这一方面源于土耳其与哈马斯长期的历史渊源,尤其是对伊斯兰政治理念的认同和对穆斯林兄弟会的支持。土耳其也是最早接受哈马斯,并在2006年巴勒斯坦立法会选举后承认胜出的哈马斯合法地位的国家之一。另一方面,土耳其长期致力于在巴以问题上发挥更具领导性的作用,以增强其在地区和伊斯兰世界的影响力。
因此,埃尔多安与哈尼亚的此次会面,与土耳其长期的政治与外交传统是一脉相承的。除此之外,前不久埃尔多安和正发党在地方选举中的大败或许也是影响因素之一。在内部受阻的背景下,外交可能成为埃尔多安重振支持率的重要抓手之一。除加沙危机之外,埃尔多安也积极表态愿继续斡旋俄乌和谈,并为之提供必要支持和会谈场地安排。土耳其地缘位置特殊,且左右逢源,若能在巴以与俄乌两大战线均发挥积极作用,对埃尔多安扭转内部颓势,稳固国内支持基础非常重要。
当然,除了埃尔多安的个人意愿之外,外部形势的迅速变化也为土耳其发挥作用提供了较大空间。第一,卡塔尔作为目前巴以冲突的主要调节方,其继续参与斡旋的意愿有所下降。2012年以来,哈马斯就将其办事处设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并将之作为与外界沟通的主要窗口。本轮加沙危机以来,卡塔尔在多轮停火及人质释放谈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其与哈马斯的关系特殊,也致使卡塔尔广受质疑,美国与以色列的多位政客怀疑卡塔尔是否“中立”,并要求其对哈马斯继续施压。这种含沙射影式的舆论攻击,极大地抑制了卡塔尔继续参与斡旋的意愿,甚至有消息称哈马斯有可能将其办事处从多哈移出。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土耳其凭借其与哈马斯的特殊关系,自然成为冲突斡旋者的热门候选。
第二,西方对土耳其在斡旋中发挥作用抱有期待。一方面,西方主要大国由于对以色列的支持立场,在本轮加沙危机中国家声誉不断透支,因此迫切盼望推动和谈,尤其是防止以色列军队重返加沙南部并进攻拉法地区,造成更大的人道主义灾难。在卡塔尔萌生退意之后,西方乐见土耳其能“接棒”发挥更大作用。另一方面,土耳其作为北约成员国,虽立场摇摆,尚能获得美方的认可和接受。埃尔多安希望借此拉近与西方距离,获得西方更多的政治支持和资本流入。
第三,地区紧张态势迫使土耳其作出政策改变。去年10月7日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冲突长期集中于以色列与哈马斯之间,并未产生较大外溢效应并演化为地区冲突。但近期随着伊朗因素的影响,巴以冲突有逐步让位于伊以冲突的迹象。这不仅使得当前危机严重失焦,加沙的人道主义灾难被广泛忽略,更使得地区紧张程度显著上升。因此,无论是从防止冲突外溢,还是推动加沙危机重回国际舆论焦点的角度出发,当前都是一个关键时间点。土耳其作为地区大国,对于这一外交窗口的把握较为敏锐,希望借此将自身塑造为更具主动性的斡旋方,并将其转化为地区和国际影响力。这是其与卡塔尔在看待“斡旋”角色上的显著不同。
当然,虽然内外因素对土耳其较为有利,哈马斯高层似乎也展现了对土耳其的期待,但土耳其能否发挥斡旋作用仍存变数,尤其是能否和以色列建立起有效沟通渠道,并获得以方的接纳和信任。和卡塔尔相比,土耳其显然是个更为强大的地缘政治玩家,且在东地中海等诸多领域与以色列长期存在分歧。因此,土耳其若想更好发挥作用,未来恐怕在批判以色列的调门上会有适度调整,以彰显出一定的平衡色彩。总体来看,土耳其凭借其国家实力,可以扮演更具权威性的担保方,这或许会为推动危机解决和停火止战提供一种新的可能性。
4月20日,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伊斯坦布尔会见了到访的哈马斯政治局领导人哈尼亚,并就当前加沙形势与人道主义危机展开讨论。此次会面是本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埃尔多安与哈马斯领导人的首次会面,让人不禁浮想联翩——土耳其是否开始积极入场,试图在未来巴以和谈中扮演更积极角色?
实际上,土耳其从去年冲突发生开始,立场就极其鲜明,并表达了对巴勒斯坦及哈马斯的强烈支持。埃尔多安很早就喊出,“哈马斯不是恐怖组织,而是为自己土地而战斗的解放者”,引发了国际舆论高度关注和广泛争议。这一方面源于土耳其与哈马斯长期的历史渊源,尤其是对伊斯兰政治理念的认同和对穆斯林兄弟会的支持。土耳其也是最早接受哈马斯,并在2006年巴勒斯坦立法会选举后承认胜出的哈马斯合法地位的国家之一。另一方面,土耳其长期致力于在巴以问题上发挥更具领导性的作用,以增强其在地区和伊斯兰世界的影响力。
因此,埃尔多安与哈尼亚的此次会面,与土耳其长期的政治与外交传统是一脉相承的。除此之外,前不久埃尔多安和正发党在地方选举中的大败或许也是影响因素之一。在内部受阻的背景下,外交可能成为埃尔多安重振支持率的重要抓手之一。除加沙危机之外,埃尔多安也积极表态愿继续斡旋俄乌和谈,并为之提供必要支持和会谈场地安排。土耳其地缘位置特殊,且左右逢源,若能在巴以与俄乌两大战线均发挥积极作用,对埃尔多安扭转内部颓势,稳固国内支持基础非常重要。
当然,除了埃尔多安的个人意愿之外,外部形势的迅速变化也为土耳其发挥作用提供了较大空间。第一,卡塔尔作为目前巴以冲突的主要调节方,其继续参与斡旋的意愿有所下降。2012年以来,哈马斯就将其办事处设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并将之作为与外界沟通的主要窗口。本轮加沙危机以来,卡塔尔在多轮停火及人质释放谈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其与哈马斯的关系特殊,也致使卡塔尔广受质疑,美国与以色列的多位政客怀疑卡塔尔是否“中立”,并要求其对哈马斯继续施压。这种含沙射影式的舆论攻击,极大地抑制了卡塔尔继续参与斡旋的意愿,甚至有消息称哈马斯有可能将其办事处从多哈移出。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土耳其凭借其与哈马斯的特殊关系,自然成为冲突斡旋者的热门候选。
第二,西方对土耳其在斡旋中发挥作用抱有期待。一方面,西方主要大国由于对以色列的支持立场,在本轮加沙危机中国家声誉不断透支,因此迫切盼望推动和谈,尤其是防止以色列军队重返加沙南部并进攻拉法地区,造成更大的人道主义灾难。在卡塔尔萌生退意之后,西方乐见土耳其能“接棒”发挥更大作用。另一方面,土耳其作为北约成员国,虽立场摇摆,尚能获得美方的认可和接受。埃尔多安希望借此拉近与西方距离,获得西方更多的政治支持和资本流入。
第三,地区紧张态势迫使土耳其作出政策改变。去年10月7日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冲突长期集中于以色列与哈马斯之间,并未产生较大外溢效应并演化为地区冲突。但近期随着伊朗因素的影响,巴以冲突有逐步让位于伊以冲突的迹象。这不仅使得当前危机严重失焦,加沙的人道主义灾难被广泛忽略,更使得地区紧张程度显著上升。因此,无论是从防止冲突外溢,还是推动加沙危机重回国际舆论焦点的角度出发,当前都是一个关键时间点。土耳其作为地区大国,对于这一外交窗口的把握较为敏锐,希望借此将自身塑造为更具主动性的斡旋方,并将其转化为地区和国际影响力。这是其与卡塔尔在看待“斡旋”角色上的显著不同。
当然,虽然内外因素对土耳其较为有利,哈马斯高层似乎也展现了对土耳其的期待,但土耳其能否发挥斡旋作用仍存变数,尤其是能否和以色列建立起有效沟通渠道,并获得以方的接纳和信任。和卡塔尔相比,土耳其显然是个更为强大的地缘政治玩家,且在东地中海等诸多领域与以色列长期存在分歧。因此,土耳其若想更好发挥作用,未来恐怕在批判以色列的调门上会有适度调整,以彰显出一定的平衡色彩。总体来看,土耳其凭借其国家实力,可以扮演更具权威性的担保方,这或许会为推动危机解决和停火止战提供一种新的可能性。